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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際，思無涯。
本文來源：《天涯》2015年第5期。
語言之神
劉齊
我二十歲時，當了沈陽一家大工廠的宣傳幹事，上司讓寫什麼寫什麼。批判稿寫了不少，歌頌稿寫得更多，歌頌領袖，歌頌勞工，大幹苦幹，向各種節日獻禮。語言貧乏，又不甘貧乏，就亂用詞，寫過《黨的生日彩禮獻》的順口溜，明晃晃地登在廠報上。幸而無人追究：黨過生日，又不是結婚，收哪門子的“彩禮”？
我這是不懂裝懂。如果懂，即使發高燒也不敢這麼說。擔憂，内在的恐懼，讓我對文字充滿敬畏，一少半敬，一多半畏。寫稿子，寫信，寫日記，就算寫個便條，内心都繃緊，提醒自己，這些字句落到任何人手中，都不能挑出毛病。文網森嚴，社會冷峻，以暴力為語言，以語言為暴力，說翻臉就翻臉，哪個寫作人敢不加一百個小心。我編了幾年廠報，所遇禁忌甚多。别的不說，單是一個詞句排列，就讓人拘謹得不行。校對報樣時，我特别注意檢視“毛主席”、“毛澤東思想”這些字詞，千萬别在轉行時斷開，斷開就是“不敬”，屬于“政治問題”。如果不湊巧斷開了，趕緊在前面删去幾個字或标點，空出位置，把斷在下一行的字詞請上來。偏偏那時這些詞的出現率超高，排版時前後分家的機率是以也高，無意中倒把冗字廢話、次要語句的删削能力提高不少，算是一種偏得，一種奇特的收獲。仿佛高舉“肅靜”、“回避”牌子的衙役，既練闆臉功夫，又練胳膊肌肉。
避免犯錯誤的有效途徑是随大流，人雲亦雲。在這方面，空話和套話能幫大忙。這些話何以在中國漫天飛舞，經久不衰？力求安全，安全生産，安全第一，不能不是一個特别重要的原因。與此相伴的，還有惰性、奴性、專制性、反智性、瘋癫性，還有假話、大話、诽謗話、谄媚話、效忠話等等。這些因素混在一起，橫崩亂卷，胡攪蠻纏，日蝕月腐，有加無已，緻使漢語言文字空前受虐、變形，變得兇惡、粗鄙、虛僞、浮誇、矯情、僵硬、無趣、粉飾現實、回避苦難，幾乎把漢語誕生以來所有的醜陋都集了大成，成了一個龐大而影響深遠的話語言說體系。成億成億的人用這樣的語言想事、說話、生活，其情其狀，唉，不說也罷。
我身在其中，一步步走到今天，做過的蠢事，寫過的蠢文，多有所在。對此，我深感慚愧，近年曾寫過一些檢討文字，在媒體發表，作為我的教訓，備案。
從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我陸續寫了一些雜文和其他文學類稿子。寫作這些文字的過程，是努力從以往那個醜陋的話語言說體系掙脫出來的過程。如果拿一個詞概括我的寫作過程，這個詞可不可以是“掙脫”？
當年寫稿子，并不總是随波逐流，盲目應付。身上喜新厭舊的人類天性，年輕人争取上進的動力，尤其是周圍複雜多樣的生活，驅使我很想豐富語言，寫出好文章。我揣一個小本兒，誰說的話新鮮，掏筆就記，有時記得對方直翻白眼，特務啊你是？後來改了，先默記，再追記，記的多是詞句，“零部件”，“磚瓦”，主要是勞工的“磚瓦”。上級号召學習工農兵，我當過知青，“農”有了一點兒，“兵”參加不了，那就就近，往“工”上使勁，往底層人群的口語上用力。書本的、知識人的、幹部的、古典的、外國的，也記，但是不多。這樣做的結果，在我日後寫作的習慣和局限中，都能看到蹤影。
“磚瓦”雖小，仍有個性，需要尊重。但光有磚瓦蓋不成樓房，蓋成了也容易千樓一面。怎樣擺脫被污染、被輕慢、被固化了的語言環境，蓋一座“好樓”，寫一篇妙文？還得樸實自然，還得清新活潑，與衆不同，這一直是難題，困擾我到今天。文章是文章，對象是對象，文章寫出來的對象，怎麼總感覺不是那個對象？文章美滋滋地、煞有介事地躺在電腦裡，對象則自得其樂，沒事兒人似的活蹦亂跳。
語言有醜陋體系，也有美好體系。
醜陋體系最嚣張的時候，也滅不掉美好體系。
從醜陋體系掙脫的過程，也是進入美好體系的過程，是個體語言不斷重塑、更新、自覺的過程。如果多加一個詞概括我的寫作，這個詞可不可以是“重塑”？
掙脫已經很難，重塑尤其不易，需要做的事更多。
最近編書時發現，我的稿子中，很少使用驚歎号，成文時間越晚，用得越少。到後來，許多文章幹脆把驚歎号給“戒”了。當年寫豪言壯語，聲讨批判，三句一“驚”，五句一“歎”，以為是黃鐘大呂，铿锵有力，其實是幹打雷，放空炮。此毛病改了很久，“重塑”很久，終于悟出，加重語氣和分量，主要靠文字内力。後來一見驚歎号就煩，見媒體有某某長官“強調指出”字樣也煩。你咋個“強調”？官大就是“強調”？沖着麥克風喊就是“強調”？秘書給你多寫幾個驚歎号就是“強調”？矯枉過正，興許“正”到另一邊。鄙視毒星，可能捎上了墨鏡和長頭發。驚歎号，委屈你了。
“重塑”的過程，也是打破和融合各種語言界限的過程，比如口語和書面語的界限、方言和國語的界限、白話文和文言文的界限、本土漢語和洋式漢語的界限、漢語和英語縮略語的界限、網上用語和網下用語的界限、風格界限、主義界限、題材界限、體裁界限，等等。
中國有一個嚴厲的說法：“劃清界線”，折磨國人多年。本來好好的一個家庭、一對夫妻、一班同學、一群朋友、一村父老，硬是讓大家選邊站隊，分出敵我。社會稍有松動，大量藕斷絲連、暗通款曲的事例紛紛冒了出來，控訴和嘲諷先前的殘酷和荒唐。“劃清”，哪裡那麼容易？你想“劃清”就劃得清嗎？
人與人之間如此，文與文之間也如此。稿紙無字，螢幕空白，應該怎麼順手怎麼寫，想跟誰“勾結”就跟誰“勾結”。不管進入哪個“地盤”，都拿自己不當外人，最大限度拓展語言的可能性、适配性。語言和文學是活的，它們的各種界限也是活的。又不是偷越國境，領土談判，犯不上那麼嚴格。隻要文章需要，各種界限該打破就打破，該融合就融合，把原來齊刷刷的“一條線”，給它變虛變模糊，變成紅霞和藍天之間那種亦紫亦橙亦黃亦粉的奇光異彩。如果還嫌不夠，幹脆就把界限變沒了，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她，你我她合為一體，新的一體。
話是這麼說，做起來還是有很大差距，許多文章寫得别别扭扭，遠遠達不到滿意程度。
有時我愛想，那些古人，那些不理會清規戒律的高人奇人，那些誠懇生活的樸素群眾，他們說話寫字，該是一種什麼樣子？文學理論是用來考試填空當繩子捆綁人的？早期規矩稀少時代人們寫作是不是更自由？不用深奧術語、典故和引文能不能把話講清楚？可不可以用散文态度寫理論，用小說手段寫雜文，用檔案腔調寫小說，用幽默精神寫社評，用段子筆法寫新聞，用小人物心情寫大事件，用拆散重組的路子譯外文，用随筆眼光寫不讓随便寫的東西，用不好分類之法寫不好分類之狀，用四不像之筆寫四不像之态？
打破與融合的過程，也是語言不斷自由的過程。這種自由并非孤獨的、吝啬的、赤條條的自由。語言從不空手，它總要“随身攜帶”一些東西。
語言不僅是技巧、形式、工具，語言也是目的，是存在，是人。學習語言，也是學習做人。尊重語言，也是尊重人性。使用語言，也是使用生命。寫東西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語言的神力，得它恩惠，受它懲罰，被它磨煉，讓它引領，深一腳淺一腳，明白一陣糊塗一陣，從有限走向無限。
中國有财神、門神、竈神、藥神、送子神（觀音），卻沒有語言神。文曲星似乎跟語言貼邊兒，但好像比較功利、世故，更貼近學而優則仕之類。現在連賭神、車神都有了，為什麼沒有語言神？
在我心目中，若有語言神，此神應是把古今無數語言天才化作一身的神，有莊子司馬遷的神髓，李杜的韻緻，猴哥鳳姐的鮮活，民間高手的風骨，新技術新媒體好漢的智慧，蒼生百姓的淳樸、善良、健碩、永恒，而且跨國跨洋，有海外關系，身披各大洲生活和語言俊傑的光輝。
這個神讨厭謊話狂言、谀辭穢語、道貌岸然、裝腔作勢，誰“裝”收拾誰，說謊的穿幫，拍馬屁的挨踢，罵人的髒了自己。
跟這個神不用燒香磕頭、開會讨論、“強調指出”，隻要像對親人那樣密切，像對大自然那樣熱愛，這個語言之神就會報以真誠，讓你嘗到層出不窮的快樂。
這個神不住别的地方，就住在人們的心中。
［《劉齊作品集》（8卷），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該文為作者自序］
劉齊，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形而上下》《上個世紀我所尊敬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