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南韓總統樸槿惠在“親信幹政”事件後發表第三次對國民談話，在幾經道歉難撫民意後提出有條件請辭。這是南韓民主的一次勝利，是司法的獨立，媒體的追責，群眾的抗議讓權力得以有效制約，讓“民心不可欺”。而在南韓的電影裡，這種對于國家和社會問題的反思與問責，一直都在，從未缺席。
近年來，被盛贊“打了雞血”的南韓電影無論數量還是品質都讓人驚訝，究其原因逃不開國情與政策。1999年是南韓電影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年，《電影振興法》的修訂徹底廢除“審查制”，轉為“分級制”。政府的扶持加之民間的熱情，讓以市場為主導的南韓電影迎來了全面複興，大片時代由此開啟，我們熟悉的《生死諜變》、《春香傳》、《我的野蠻女友》等電影應運而生，同時，民主與自由的氛圍也讓南韓電影不斷追問。就像一杯卡布奇諾，南韓電影純美的愛情和鮮亮的偶像是取悅人們的那層牛奶泡沫，而對國家與社會的反思則是沉在下面味道雜陳的濃縮咖啡。
對國家機器的問責毫不客氣
《檢察官外傳》
今年新片《檢察官外傳》的導演李日炯是電影《群盜》的副導演出身，初執導筒，就表現不俗。
“暴力”檢察官卞宰旭是個充滿正義感但行事張揚、不拘小節的行動派，對待犯罪嫌疑人毫不手軟，卻因為“施暴緻死”的罪名被判15年刑。為了洗清自己的冤情，他借助自己的專業知識在獄中網羅人脈，并聯手有九次前科的詐騙犯韓池元，踏上了一條複仇之路。
同為複仇的故事，與《肖申克的救贖》、《親切的金子》和《告白》相比，《檢察官外傳》的表現手法要更戲谑一些，但與它的喜劇色彩相對的，則是對國家機器毫不客氣的問責，國家監察機關的核心人物淪陷權錢，司法公正與人權保障都将是空談。影片的懸念是卞宰旭能否平冤昭雪，吸引觀衆跟随他苦心經營、搜集證據、發掘真相，然而當他曆盡艱難登上法庭，扳倒惡勢力，回顧全片才發現，卞宰旭命運的改變并不是一個讓人可以釋然的收尾，他之是以有機會重見天日，在獄中的上下打點才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也意味着監獄管理的漏洞，細思恐極。
影片中明顯的娛樂元素讓電影不至與市場脫節，如“鮮肉”和“臘肉”的角色搭配、韓池元“詐騙”活動的喜劇情節等，都為影片深沉的主題穿上了一件市場化的外衣。有深意又不燒腦可以使此類影片的推廣容易一些，畢竟電影意圖傳播的第一步是赢得觀衆的觀看選擇，但是對國家法律公正和人權維護的反思則會讓你即使在發笑的時候也如芒在背。
覆滅的王權真的長眠了？
《思悼》
同樣包含對國家的政治審視，《思悼》與《檢察官外傳》相比，故事核心看似簡單，真實意圖的傳達其實要更晦澀一些。
《思悼》是李俊益繼《王的男人》10年後再次執導的古裝片，如毛筆細細勾勒的畫面風格在這裡得以延續，鏡頭幹淨、不拖泥帶水，畫面與叙事的适度留白都很像中國畫的審美原則，但是唯美畫面展開的卻是一段曆史悲劇。影片以北韓王朝曆史上的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北韓時代英祖時期思悼世子在父王的指令下被關進米櫃8天而餓死的故事。
表面來看，影片聚焦一對父子的情感危機，兒子童年時也曾享受父親的寵愛，但随着父親過度期待與兒子不思學業的沖突更新，父子關系破裂。不過這些隻是表象，這對父子關系掩蓋的其實是君臣之别，真正的沖突焦點隻有一個，那就是王權歸屬。年邁的老君主與年輕的兒子争奪王權，朝中大臣着眼各自的政治前途，思悼世子最終成為政治鬥争可悲的犧牲品。
這部電影斬獲第36屆南韓青龍電影獎四項大獎，并代表南韓電影角逐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我認為這部電影的底氣是它的格局。封建王朝、帝王世家已随曆史的塵嚣而去，如今回溯，想說的應該不僅僅是悲劇，而是對曆史的反思，并且用曆史的鏡子觀照當下。那些在民主與自由的車輪下覆滅的，是否真的永遠長眠了？這是一個值得許多人思考的問題。
《檢察官外傳》的電影分級定在15歲，而《思悼》的分級是12歲，父與子的故事适合全年齡段，借古喻今的意味則需要慢慢咀嚼。
讓“釜林事件”獲得重審
《辯護人》
電影《辯護人》于2013年上映後意外大熱，成為票房黑馬，觀看人次超過1000萬，迄今仍位居南韓電影票房的前十位。該片取材自真實的曆史，以20世紀80年代的釜山為背景，主人公原型是已故前總統盧武铉，影片聚焦他在擔任律師時，負責釜林事件辯護的事件，講述了沒有學曆、沒有背景的稅務律師宋宇錫經曆的改變其人生的五次公審。與人們印象中律師的形象不同，主人公宋宇錫以小人物的身份出場，隻有高中文化，曆盡艱辛通過司法考試成為律師，由于以不動産代書業務起家，他的“旁門左道”常被同行譏笑。就是這樣一個把金錢看得比自尊重要的人，卻為了還一樁良心債，踏上了一條民主辯護的道路。
律師宋宇錫是一個有厚度的角色，影片用寥寥數語就對他的性格舉止做了合理的交代：因為生活曾經的困苦，讓他在考取律師資格後迫切希望改善全家人的生活條件，在事業的高度和吸金的速度之間，他必須選擇後者。這也造成他的形象前後反差巨大，從一個不問“正事”的人變成一樁“政事”的參與者，而這一切都從一碗豬肉湯泡飯開始。宋宇錫靠苦力謀生的時候，常去一位大嬸經營的小飯館，還曾吃完跑單。多年後，他重回飯館向大嬸緻謝，然而那個時候，不隻是他的生活境遇起了變化，還有更可怕的社會巨變。不久，飯館大嬸的兒子卷入民主化鬥争的漩渦，被控為左翼分子遭到逮捕，經受了殘酷虐待和不公的指控。原本隻想關起門來過小康日子的宋宇錫在情感與蘇醒的職業責任感的裹挾下，逐漸變成一位民主鬥士。
“在這種市民無法行使自己法律權利的時候，作為法務人員，我更應該走在最前面，這才真正是法務人員的義務。”影片快結束的時候，宋宇錫在抗議人群最前面講出的這席話令人動容。電影不僅從一名法務工作者的視角去審視國家的民主與法制，對國家與國民關系的追問也擲地有聲。當宋宇錫因為民主辯護的問題受審，釜山絕大多數的律師出庭為他義務辯護的場景讓影片在拷問曆史的同時，也留下一個光明的結尾。
因電影《辯護人》的上映，“釜林事件”再次成為南韓社會話題，案件于2014年進行了複審，33年前曾被定罪的5名被告被法院認定無罪，終于洗刷了多年的冤屈。
政治電影可以改變政治現實
《熔爐》
電影來源于現實，它可以反映或批判現實，但究竟能不能改變現實？電影《辯護人》上映後帶來的社會效應給這個疑問增加了一個正面的例證，而在此之前的2011年，同樣取材自真實事件的電影《熔爐》早已經搶先一步樹立了榜樣。
該片以2000年至2004年間發生于南韓光州一所聾啞障礙人學校中的性暴力事件為藍本，講述了由于政府不作為、執法機關貪腐、權貴勾結所引發的悲劇，以及學校的教師和人權運動者為揭開黑幕做出的努力。新來的教師姜仁浩發現學校籠罩着一種緊張壓抑的氣氛，令人窒息。不久，他意外發現學生有被毆打的傷痕，此後又多次目睹教師虐待學生的行徑，在人權組織的友真的幫助下，他發現了校園裡多發的性暴力事件内幕。披着仁愛外衣的聾啞學校裡，多名管理者和老師竟然長年對多名學生實施性暴力，而警察早已被校長買通，報警的學生隻會遭到更加殘暴的虐待。姜仁浩和人權組織共同努力，将施暴者送上法庭，事件在全國引發強烈反響，但維權的道路卻比想象的還要艱難。校長借助在當地的根基和勢力，早已布好一張巨大的關系網。學生全民秀的弟弟因不堪暴力，自殺身亡，民秀寄希望于在法庭上讨回公道，不料家中的奶奶為了生計，已經答應了和解條件。絕望中，民秀獨自找到施暴的老師，和他同歸于盡。而這樁校園性侵案仍得不到公正的審判，罪惡的施暴者逍遙法外。抗議的人群中，姜仁浩曾經的躊躇滿志在警察高壓水龍頭下碎落一地。
“我們一路奮戰，不是為了改變世界，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事情過去一年後，友真寫給姜仁浩的這句話曾引發很多觀衆的共鳴。面對不公，明知抗擊會頭破血流，是“成熟”地回避還是“稚拙”地迎面而上，這或許是每個人生命中都會遇到的難題。最後的審判前，姜仁浩看着法院大門上刻着的“自由”、“平等”、“正義”，心中還懷有希望，但走進這道大門，一切都反轉了。
2011年9月，電影《熔爐》上映後，引發了南韓社會的集體反思，促成了原型案件的重新調查和處理，影片中暴露出的社會福利機構記憶體在着的侵害殘障人人權的問題，也引發了廣大國民的關注。2011年10月28日，南韓會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别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名“熔爐法”）。電影無法像魔咒一樣席卷大地，萬物重生，但它絕不是現實社會一個虛弱的倒影，電影可以粉飾世道的坑窪，也可以照穿現實的遮羞布，光影聲樂間傳遞的力量不可小觑。
凡人一生印證國家曆史
《孝子洞理發師》
2004年的電影《孝子洞理發師》又被意譯為《總統理發師》，也是從小人物視角窺見曆史。
理發師漢墨在總統府附近的孝子洞經營一家理發店，單純的漢墨無條件地相信國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這個在社會底層的市井小民，原本活在距離社會的核心力量最遠的地帶，卻陰差陽錯地親曆了總統選票造假、“四·一九”學生運動，目睹了國家政權的更替，又因為向政府舉報間諜，機緣巧合下成為了總統的專職理發師，可是在鄰居們眼中揚眉吐氣的漢墨，卻依然過着提心吊膽的生活。在總統府當差，伴君如伴虎，一言不合就要被收拾，而這份特殊的工作又讓他内心升起别樣的“責任感”，以至于稀裡糊塗地将兒子送進了警察局。結果兒子被當做政治犯羁押、審訊，釋放時雙腿無法站立，從此漢墨“狗屎運”的生活畫上了句号。他最出離憤怒的舉動也不過是沖到大街上，用成就了他“事業”的剪刀禍害了自己的頭發。
影片涵蓋了漢墨的青年到老年，他也見證了國家曆史的演進。曆史縱然端莊，進入電影的天地則難免荒唐。不論是漢墨推着臨産的妻子在槍林彈雨間穿梭被誤當做醫生，還是兒子的腿疾被“龍”的眼睛醫好，戲谑中含有幾分暗喻，既是對一個草根頑強生存的敬意，也是對政治壓力冒犯國民人權與自由的反思。
漫長的歲月裡，南韓人為民主而進行的抗争從未停息，這是他們的堅守，也是執著的信念。形容個人命運與曆史洪流的糾纏，我常回避“史詩”這個詞，感覺把個人經曆譽為“史詩”實在誇張，而被拆解為個體經驗的曆史部件又往往枝節橫生，缺少詩意的順滑。《孝子洞理發師》更像是一部傳奇，通過漢墨的視角對曆史展開一段遐想。曆史已經烙印，但永遠抵擋不住更新鮮的讀解。
懸而未決的命案質問司法不公
《殺人回憶》
2003年上映的電影《殺人回憶》是奉俊昊執導的一部犯罪懸疑片，影片取材自20世紀80年代的“華城連環殺人案”，這是南韓三大懸案之一，案件至今未破。一個關于追尋真相的故事，卻最終沒有正确答案。
一系列針對年輕女性的連環殺人案讓原本祥和的小鎮烏雲籠罩。小鎮的樸警察作風粗暴，刑訊逼供，甚至制造僞證，将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剛從漢城來的蘇警察則冷靜、審慎，幾次排除了嫌疑。但是，被害人還是在一個個雨夜被神秘而殘忍地殺害了。從上至下的壓力和職業責任感讓幾位警察瀕臨崩潰，當他們終于抓到一個所有特征都極其符合的嫌疑人，從美國傳來的鑒定報告卻否定了他們的判斷。
兇案不僅奪走了被害人的生命，也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曾被樸警察拷打的一位智障的嫌疑人，在暴力的陰影下奪路而逃，被疾馳的列車奪去性命。從玩世不恭到恪盡職守，樸警察改變了自己卻仍然抓不到真兇，在不斷地證明與推翻之間，越來越重的無力感使他最終放棄了曾經的職業理想，結果過上了富足安穩的生活。隻是當他再次路過兇案現場，迷茫又尖銳的眼神仍然可以刺痛觀衆的心。
“華城連環殺人案”在南韓司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是相對當時比較原始的刑偵手段，它首次引入了dna鑒定作為重要證據。二是南韓法律有15年的上訴截止期，由于這個案件的社會影響極大，南韓司法界曾專門提出修改此項法律的動議，最終卻不了了之。奉俊昊純熟的鏡頭語言道出了片中的政治隐喻，也傳達出廣大南韓群眾的呼聲。
電影原本不承擔改變社會的功能，但南韓電影對國家和民族的反思推動電影成為改造現實的藝術力量。而觀衆對這類電影的熱烈反響又将鼓勵電影作者的創作激情，進入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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