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傳海
施蟄存在《北山談藝錄》裡有這樣一段話：“很奇怪，一到北齊，書法就出現變化。北齊字型與北魏有大不同，可以說是用魏隸的方筆來寫楷書，但是還儲存一些漢隸的方法。我以為北魏的書法是莊重古樸，北齊的書法則為妩媚秀逸。”施先生談的情況确實存在。
我曾在《走向自然：四山摩崖刻經書法的文化意義》一文中說：“北齊、北周成熟的字型逐漸取代了魏碑書體，呈現一種端整秀雅的表現形式。它削弱了北魏書體中尖勁削利的因素，變得更加含蓄，用筆圓轉，典雅秀美，風骨内斂”，“北齊、北周由于地理和風習的關系，書體和南方明顯不同。現存的北碑，其筆氣渾厚，意氣跳宕，其風格表現為寓變化于整合之中，藏奇崛于方寸之内。”
馬子雲、施安昌在《碑帖鑒定》一書中說：“造像，古人于石上雕造佛龛佛像或佛經故事，一般還附刻供養人姓名和造像題記。”“石像多琢于方座上，或一佛，或數佛，或立，或坐，或有龛，或有背光。其題記則刻于背，或刻于龛側與座上。此外還有四方如柱者、有高廣如碑者，上截鑿龛造像，下截刻記文題名。有的不是采石琢成而僅就崖壁鑿龛造像，謂之石窟像，或曰石室，雲岡、龍門諸造像皆如此。像上多施彩色以飾。”站在藝術史的角度看，造像藝術是圖像雕刻與文字書刻完美結合的産物，其中的造像題記也是書法在佛教文化中的展現。
南北朝時期，洛陽和建康是兩大佛教中心。南朝至梁，僅建康就有佛寺七百所，到北朝更甚。同期洛陽寺廟多達一千三百餘所。《洛陽伽藍記》記載北朝廟宇之盛稱“招提栉比，寶塔骈羅。争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之影。金刹與靈台比高，廣殿與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绨繡，土被朱紫而已哉。”由此也引發了造像、刻經、幢柱的流行。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在龍門造像祈福。從公元495年至522年，其動用民工八萬人，造像數萬尊，造像題記兩千餘塊。在這種狂熱的宗教活動帶動下，無形中也對雕塑和書法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自東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五月，高洋廢孝靜帝，建立北齊（公元550～577年），其間不過27年時間，然北齊的書法狀态在北朝書法體系中具有很強的獨立性意義。這主要展現在：形态的完整性，各種書法形制多樣化發展，具有主導性的書法風格樣式，然又不乏多元性的趣味存在，它為以後楷書的各種面目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另外，書法與佛教的緊密結合較之北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于是宗教使書法的某些表現形式得到畸形的發展，比如大量寫經卷的存在，以及将經刻入山中、洞裡、斜坡、亂石之中，另外就是造像記書法更向普泛化方向發展。
還有就是複古思潮的興起，不惟漢隸分書被大量滲入到楷書的書寫之中，同時還大量使用了篆書，故而形成了“橫畫彎結”現象（即橫畫是弧勢，中部突出），如果說“斜畫緊結”催發了歐陽詢相背型的楷書模式，那麼“橫畫彎結”則是顔真卿相向型楷書的基礎。北齊書法不僅在外部形态上呈現豐富多彩的面貌，即便在用筆及結字中也存在極大的差異性，正是由于北齊書法資源的豐富性，故而對其關注也就顯得很有意義。
北朝楷書的發展大緻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宣武帝（500年）為界，此前的楷書仍有兩晉時保留下來的隸書遺風，筆調勁健樸實，率意生動；用筆方圓兼之；結體欹側而不失重心平穩，整體藝術效果粗而不野，厚而不臃，頗具天意爛漫之趣。
第二階段是從宣武帝開始，楷書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一方面在減弱隸書影響的同時，另一方面其作為一種新興書體的各種本體特征正在不斷完善起來，隸書的筆畫特征被整合進了楷書的筆畫改造中，體勢也朝平正寬博的方向發展。當然，這一點在南北兩大地域的書風表現中還是有差異的，北方作品取勢多活潑自然，以欹側雄強為基調。
第三階段約以孝明帝（528年）時開始，書法體勢複歸平正的傾向更趨明顯，用筆上也更趨細膩而周緻，俊美俏逸之風取代了雄悍自然的表現形式，典型的楷書用筆及結體法則應該說已是相當清晰可辨了。
上海書畫出版社在2003年曾為編輯一套“民間書法大系”的字帖，從朵雲軒庫房中整理出部分北朝書法的拓片，其中有一些就是北齊造像記書法的拓片，責編約請我寫了一些卷首介紹的短文，正是由于這一次的接觸，（當然，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參加“四山摩崖國際書學研讨會”時就已對北齊摩崖書法的怪異性表現感到震驚不已。）使我對北齊書法的感性認識有了進一步的深化。現結合朵雲軒藏北齊造像記書法拓片談些看法。
南北朝時期書法是帶有群衆性的普泛化的藝術活動，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人，幾乎全部投身于這種帶有宗教意義的行為之中，正是這種全國性的狂熱，抹殺了精英與平民的差異。在這一片豎碑造像的風習裹挾下，帶有從衆心理的“民間性”一詞幾乎遮蔽了藝術的本體價值性判斷。當然這裡還有一些特定因素，那就是由于戰亂頻仍、朝代更替而産生的祈求上蒼庇佑的心理；受南朝士子不屑碑志的影響，寫手刻手幾乎均不落款，增加了無名碑志的神秘色彩；書風的趨同性使書家的個性表現隻能在細微之處或受過專業訓練的人的眼裡才能識别出；另外，還有這段時期龐大的碑志數量使得優劣并存，精蕪同在。
是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這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書法文化現象。它由此呈現出的諸如書體雜糅現象、異體字現象、地域書風現象以及寫手刻手現象等等，都需要後代的理論研究工作者來剔羅扒梳，澄清迷霧。但至少有一點，即六朝古刻中的奇趣流露早已得到一緻的認同。就像《義門先生集》中所說：“六朝長處在落落自得，不為法度拘局，歐、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繩尺，而古韻物微矣。”
北齊時代漢化的鮮卑士族對中國文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人們所言，邺下有晉陽書風，有一部分作品具有秀美的風格特征，此殆因有南方士族流入，熏染所緻，導緻書法形态的雅化，雖在草草幾筆的刻畫中，也流露出灑脫自然的韻緻。同時，興佛也成了北齊政治文化的一個焦點。造像活動在漢末佛教正式傳入我國時就已經開始了，《三國志·吳志·劉繇傳》記載當時笮融：“大起浮圖，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鋼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客三千餘人。”這是中國最早的造像立寺記載。魏晉之後，造像活動随着佛教的興盛而日益發展起來，至東晉時期，規模已相當驚人。
如道要在襄陽檀溪寺造丈六釋迦金像，竺道鄰在山陰昌原寺造無量壽像，著名雕塑家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陰靈寶寺造彌陀及夾侍二菩薩木像。至南朝時，随着佛教的鼎盛，造像活動則達高峰。宋武帝造有無量壽金像，宋明帝造有丈六金像，齊武帝時造瑞石釋迦像，镌琢極巧。梁武帝則在光宅、愛敬、同泰諸寺中大造丈六彌陀銅像。北朝的造像之風更是盛行一時，不僅湧現了衆多的石窟藝術雕塑作品，而且圍繞于此的造像題記書法也成為書法的一種獨特形态而聊備一格。
此種風習同時向民間蔓延，所謂造像祈福活動此起彼伏，王昶《金石萃編》論北朝造像原因時曾說：“蓋自典午元初，中原闆蕩。繼分十六國，沿及南北朝魏齊周隋，以迨唐初，稍見平定。旋經天寶安史之亂，幹戈擾攘。民生其間，蕩析離居，迄無甯宇。幾有‘尚寐無訛’，‘不如無生’之歎，而釋氏以往生南方極樂淨土、上升兜率天宮之說誘之。故愚夫愚婦，相率造像，以冀佛佑。百餘年來，浸成風俗。”這就是北朝盛行造像的深層文化心理。
東魏武定八年（550）五月，受孝靜帝禅讓的高洋，自稱文宣帝，改年号為天保元年，建立了北齊。熱衷于佛教的文宣帝建寺尊僧還禁食肉。《續高僧傳》卷十靖嵩傳雲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教天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佳僧尼僅将八萬，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場聽衆過一萬。可見北齊都城邺（今河南安陽）佛教之盛。由于文宣帝奉佛，在其執政期間，佛教之盛，遍及全國；造像之多，無與倫比，其遺址至今還能見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