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還沒有濱海新區，甚至還沒有天津開發區之前，我家住的那片區域叫塘沽，曾經的幾大支柱産業是制鹽、化工、造船和石油，每個産業都有一個大國企，能進入這些大國企，是當年最惹人豔羨的工作，比如我媽媽，就曾在廠系統的下屬學校教書，而今天故事的主角，我的大伯，曾在塘沽的新河船廠做過八年鉗工。
新河船廠是一個有百年曆史的老廠，建于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是為了修理北洋水師的艦船而由李鴻章主持建立的，當時叫“大沽船塢”。除了修造艦船之外，大沽船塢還是中國近代北方重要的軍械制造廠，1949年收歸國有之後，更名為“新河船廠”。
在上世紀70年代，新河船廠是中國兩大以工程船舶修造為主的船廠之一。一艘工程船的修理周期大約是三四個月，工程船一般在冬季河面冰封之間進廠，排好位置，等河面凍住，船的位置也固定下來，修理季就正式開始，等到來年河水開化了，船再駛走。
進入新河船廠做鉗工的時候，大伯才16歲。出生于1954年的他，國小沒畢業就趕上了文革，“忽然有一天老師就成了牛鬼蛇神，被架在椅子上批鬥，從國小校灌輸的那些要做科學家、解放軍的理想，一瞬間就破滅了，然後社會就亂了，學校也停課了”，不明就裡的小孩子在沒學可上的放羊狀态下度過了兩年。
“後來就複課鬧革命了，我就進入了中學，但是沒上兩天課就被拉去農村學農了，回來之後又沒上兩天課又去化工廠學工了，在中學一共待了不到兩年。等到‘老三屆’都上山下鄉了，城裡的企業開始缺人，我們這屆命運比較好，沒有下鄉，被配置設定到工廠裡做勞工。”
勞工也分三六九等，鉗工算是地位很高的。“鉗工是船廠裡的五大技術工種（車工、鉗工、鉚工、電工、焊工）之一，而且我是輪機鉗工，也就是主力生産工廠中的房間裡的鉗工，不是負責廠裡生産裝置正常運轉的保全鉗工。”做學徒的三年，大伯的工資從第一年的每月17塊，漲到第三年的每月21塊，出師了之後開始拿每月41塊一毛三的固定工資，一直到1978年，聯考改變了他的命運。
大伯聽到自己被大學錄取的消息時，正在機艙裡修船，1978年的盛夏八月，烈日将船闆都曬得滾燙，他以為是報信的同僚搞惡作劇捉弄他，還很氣惱。幾天前，他的聯考成績單已經寄到了廠裡，上司告訴他，他隻考了200多分，肯定和大學無緣了。
1977年冬天，大伯就參加了恢複聯考後的第一次考試，這次考試是地方自主命題的，因為數學是零分，他落榜了。到了1978年夏天，第一次全國統考的時候，他就打了退堂鼓，一方面，在當時的他看來，船廠的鉗工是一份不錯的工作，另一方面，國小都沒畢業的他怕再次落榜，丢了面子，在家人和朋友的勸說下，才勉強去報了名。
他的夢想是考大連工學院（現在的大連理工大學），那裡是當時中國學船舶制造最好的學校，其次是武漢水運學院（現在的武漢理工大學），但是因為數學不行，他隻有放棄他當時的專業，選擇唯一不看數學成績的外語學院，于是，第二次參加聯考時，他順利考上了天津外語學院日語系。
說到他選擇的日語專業，還有一段淵源。1976年，船廠接了一艘日本船的維修工作，全部的機械說明書都是日文的，但船廠裡沒有一個懂日語的技術員。“當然我們可以憑借以往的經驗來修，也沒問題，但我就認為說明書讀不懂，很多技術就學不到，别人都看不懂，我能看懂的話，我就比他們都厲害。”憑着這點年輕人的好勝心，大伯在職工夜大學了一年多的日語，直到能湊合翻着字典，看懂說明書。沒想到聯考的時候，這一點日語基礎就派上了用場。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外語人才十分緊缺，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外院畢業生的出路是極好的，“三分之一留大學，三分之一進政府，三分之一去外事系統，大學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就好像在臨發車前登上了火車的最後一節車廂。”大伯畢業後留校做了四年老師，後來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進入天津市政府外事辦事處，開始了體制内的生涯。
來到外事辦事處的第二年，他就被派往與天津是友好城市的神戶學習，到神戶市政府國際處工作。這次出國，颠覆了他從小到大受過教育，“我第一次開始了解政治體制、社會構造和國際關系都是怎麼回事，第一次接觸到了外面的世界”。當被問到，當時的日本是什麼樣子的時候，大伯說，“跟現在一模一樣，物價都沒變，當時一碗面條三四百日元，現在還差不多是這個價錢”。
從日本回來的轉年，他就作為援藏幹部被派往拉薩，經曆了一天一地的落差。“機關裡的人沒人願意去援藏，我們這些去了的人，都是上司提出來之後不好意思拒絕的老實人”。他記得很清楚，上青藏高原的那天是1988年的10月29日，是他34歲的生日，“拉薩是一個橫貫東西的山谷，每年十月穿過山谷的風就來了，空氣中的含氧量一下子就降下來了，剛上去的時候是高原反應非常嚴重”。
兩年多的援藏生活異常艱苦，他們住的地方經常停電，洗不了澡，蔬菜供應幾乎全靠空運，導緻菜價很高，除了吃機關食堂之外，隻能吃友善面和午餐肉罐頭這類友善食品。
由于性格耿直，不善人際交往，大伯的仕途起點很高卻算不上順利，此後的十多年，“提不上去”經常是家庭聚會上的話題，但離開體制内對當時的人們來說，依然是一個冒險的決定。2000年，日本著名的半導體集團羅姆株式會社要在天津開發區投資建廠，大伯作為外事人員參與了接待工作，當得知羅姆集團正在尋找天津的機構負責人的時候，他看到了機會。于是，他成為了羅姆中國的第一個員工，“從選址建廠開始，買了第一張桌子、第一把椅子、第一部車，就這樣一點點幹起來……”
離開體制内，也意味着離開了市區，他又回到了塘沽的地界上，隻是彼時，老國企的輝煌早已不再，這裡已經成為了外企林立的開發區。幾年之後，又并入了當時頗為高調的濱海新區。
近兩年，唱衰天津經濟的聲音不斷，濱海新區的沒落首當其沖。在濱海新區的外企工作了十幾年的大伯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是我們企業沒幹好，另一方面也是濱海新區沒有調整好産業結構。外資進來的時候，看重的是中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但是這些年來，勞動力成本增速過快，尤其是《勞動法》出台之後，國内的企業可以不嚴格執行，但外企是一定會執行的。再加上企業文化和理念不同，外企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在環境和公益上也有大量的投入，這就導緻企業的經營成本一下子高了很多。”
據大伯觀察，現在的濱海新區，已經離開的外企大多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它們的下一站是東南亞，但對于羅姆這類企業來說，東南亞并不是更好的選擇，因為東南亞的勞動力素質不如中國，再加上道路、物流、供水供電等基礎設施達不到高精尖制造業的要求，這些企業在減少在中國投入的同時，對于去留仍持觀望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