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是一個古老的經濟範疇，從人類發展的曆史看，稅收是與國家有本質聯系的一個配置設定範疇。它是随着國家的形成而産生的。
賦稅是古代中國王朝成立和維護統治的一大重要支柱，賦稅是國家财政的重要來源，也是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是為了維護國家機器運轉而強制征收的一種政策措施。
當私有制出現在中華大地上的時候，就已經為賦稅提供了成長的溫床，而當國家一旦建立起來，賦稅就已經有了強制征收的名義。
中國封建社會的賦稅制度主要包括，以人丁為根據的人頭稅，即丁稅；以戶為根據的财産稅，即戶調；以田畝為根據的土地稅，即田租；以及以成年男子為根據的徭役和兵役；關稅市稅等林林總總的其他雜稅。
中國的賦稅自夏代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隻是以類似于稅的概念的産物存在的，即為“貢”，據字面意思可了解為貢賦，從貝從武，以征而收。部落或者平民根據田地産出的一定比例來進行上貢。
到了商代，貢法逐漸演變為助法。助法實際為井田制度，将土地根據井字分為九份，外八田為八戶的私田，則内一田為公田，八口共耕九田，幫助國家耕做内一田的公田，内一田即為賦稅。
除上述農業賦稅外，其實在商代，我國已經出現了商業手工業的賦稅。商業和手工業在商代已經有所發展，但當時還沒有征收賦稅，即所謂“市廛而不稅，并譏而不征。”到了周代，為适應商業、手工業的發展，開始對經過關卡或上市交易的物品征收“關市之賦”，對伐木、采礦、狩獵、捕魚、煮鹽等征收“山澤之賦”。這是我國最早的工商稅收。
時間到了周代，農業稅助法又經過了一番整改，從助法演變成徹法，即為每個農戶分出一片土地，該片土地的産出數量即為賦稅，需要繳納給王室。“民耗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一詞就是這個時期的真實寫照。
春秋時期，稅之一字才開始被真正提及。《谷梁傳·宣公十五年》中就有出現“初稅畝”一詞。初稅畝 是魯國實行的以“實物地租”代替“勞役地租“的一項改革 ，它是承認私有土地合法化的開始。“畝”指井田制下農民的份地，即所謂私田，與公田即領主自營地對稱。稅畝以前是“籍而不稅”即實行助耕公田的勞役地租制，領主從農民剝削來的谷物限于籍田的收獲。由于農民勤于私田，怠于公作，導緻西周晚年以來私田生産的發展和公田生産的衰落，貴族領主不得不廢棄公田力役制，轉而向農民征收私田生産物。
到了唐朝，唐承隋制，于唐武德二年推出了租庸調制。實行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為政府服役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唐朝的均田制根據人丁分得田地，唐初每位成年人可分得一百畝土地。所分得的田地分為兩類：口分田和永業田。
口分田為沒有繼承權性質的土地，是屬于糧田，占所分得田地的80%。得田人死後，這部分土地是需要上交的，以備新丁再配置設定。
唐德宗建中元年，為了解決朝廷的财政困境，在宰相楊炎的主導下唐朝政府正式開始推行“兩稅法”。以原有的地稅和戶稅為主，統一各項稅收而制定的新稅法。由于分夏、秋兩季征收，是以稱為“兩稅法”。
有關賦稅方面，唐高祖武德二年，皇帝下诏天下百姓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有關勞役方面，每個成年男性每年則需替國家服勞役二十日便可。
“兩稅法”雖然将“租庸調”的賦稅和勞役加以合并分兩次繳納，但久而久之政府便慢慢将稅收制度改革的來曆忘得一幹二淨，導緻稅收項目混雜一團。
唐朝末年，因為統治集團生活的日益腐化和藩鎮割據形成的天下混戰局面，中央政府财政支付愈來愈多，入不敷出已經成為了一種非常常見的現象。
每年在征收完兩稅之後，遇到政府要用錢和勞役的情況，免不了又要重新作出“力役之征”和“布帛之征”，然而這兩個項目在兩稅中早已征收，現在再次對這兩項作出征收勢必加劇百姓負擔。
北宋神宗時，王安石為解決以往各地田賦不均，稅戶相率隐田逃稅，于熙甯五年堅決推行的稅收方法，其主制地籍及各項簿冊，并肯定各等地的每畝稅額。要内容為：對各州縣耕地作出清查丈量，核定各戶占有土地的數量，然後根據地勢、土質等前提編
1581年，明朝張居正為了增長财政收入，把田稅、丁稅、雜稅合一，按田畝的多少征收，用銀兩交納。
至此，中國的稅收由實物開始慢慢轉向貨币。
而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則開始實行攤丁入畝改革政策，廢除人頭稅。這一制度的實行，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經濟負擔，促進了人口增長。勞動者有了較大的人生自由，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規則的簡化減少了官府打馬虎眼任意加稅的可能。
攤丁入畝的實施，直接導緻中國人口的爆炸性增長，突破3億大關，再到道光十四年全國人口突破4億，占世界人口超40%（1830年全世界人口為10億），奠定了中國人口大國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