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麥|三聯生活周刊
上世紀80年代，張薔的迪斯科歌曲像一個闖入者，帶着一股自由的力量。
害羞的女孩
很多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人印象中都有這麼一段唱詞：“自從在相思河畔見了你，就像那春風吹進心窩裡，我要輕輕地告訴你，不要把我忘記……”這是1962年問世的一首台灣老歌，曾經被鳳飛飛、陳淑桦、蔡琴、陳百強等衆多歌手演繹，但是人們似乎更熟悉的聲音則是來自張薔，這首歌來自她1985年初發行的一張名為《假如》的專輯。
80年代初期，鄧麗君、劉文正、張帝的音樂風潮剛剛刮過，這些曾經一度被批判，“隻敢在家裡偷着聽”的音樂開始被社會大衆所接納，人們開始正視這種現代的情感表達。1980年，“立體聲”逐漸成為一種音樂标志，那時候中國家庭的錄音機數量開始多過收音機，常見一些穿着喇叭褲戴着墨鏡的年輕人肩扛着錄音機從胡同裡招搖過市，他們是中國的第一批流行音樂接納者，他們在歌曲裡為自己的青春尋找答案。那個時候的張薔還是北京市海澱區205中學的學生，和很多年輕人一樣，聽流行歌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張薔出生在北京的音樂家庭，母親是中國電影樂團的小提琴手，上幼稚園的時候她便開始學習拉琴，小時候的她很難投入，練起琴來也是斷斷續續的。她記得自己常常跟随母親去影棚錄音，在那裡見到了德德瑪、朱明瑛、李谷一、指揮金正平做錄音，那個錄音棚似乎讓兒時的張薔充滿了某種期待，期待自己某天可以錄一張自己的專輯。
張薔
“我那會兒看演出的機會比同齡人多。”張薔至今還能細數出一些演出，例如佐田雅志、楊百翰大學、跳健美操的關西藝術團、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小澤征爾，以及俞麗拿、盛中國的小提琴演出等。小時候的張薔看演出很投入，這些演出冥冥中為她打開了一種音樂的界限和表演的思路，正是在這些演出中，她開始尋找一種屬于自己的聲音，屬于自己的演出方式。
國小畢業前，她想報考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于是帶着小提琴去面試，一入考場，她給老師鞠了個躬，說了句“不想在前進國小念書了”，随即拉了一曲“火車向着韶山跑”，之後被拉帕格尼尼的同學們“淘汰出局”。不久，她又在唱歌中找到了一種快樂，她說：“我很早就有方向了，那時候就特清楚自己想唱什麼。”
卡彭特（carpenters）的《昨日重制》（yesterday once more）是少年張薔每天早上起來閉着眼打開錄音機聽到的第一首歌。那時候，十二三歲的她總是待在家聽電台節目，無論播到哪種語言的電台，隻要裡面有音樂，就能和她産生共鳴。1984年的某個冬天，放學回家的張薔聽到了一首貝斯開頭的歌曲，随着鼓點節拍的進入，她跟着脫下毛衣在家跳起舞來，很長一段時間，那個旋律都在她腦子裡徘徊，過了很久她才知道，那首歌是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的《billie jean》。
憑借着“海外關系”帶來的大量音樂和自家轉錄的各種音樂錄音帶，張薔開始在這些音樂參考中學習，年輕的她接連愛上了劉文正、傑克遜等好看的男孩，也逐漸在那些充滿活力的音樂中找到了喜歡的聲音。“五輪真弓、大橋純子我都非常喜歡，盡管我後來也唱過松田聖子的歌，但始終不算最喜歡的一類，因為她的音樂就是那種偶像聲音，雖然我在80年代唱的也是這種東西，但始終不是我仰視的那種歌手。”張薔說，“我最喜歡的還是辛迪·勞帕（cyndi lauper），她的嗓音非常有辨識度，天真甜美，但是也有張力，可以從童聲變到粗犷，那個時候我想留一個勞帕的發型，我媽說那可不行，你這不就是‘文革’時候的陰陽頭麼？出門會挨揍的。”
迪斯科闖入者
此時在中國開始傳唱的流行歌曲已不再是“靡靡之音”，電視台上偶爾也會聽到幾首脍炙人口的港台音樂，很多人覺得那就是“新潮”，卻又說不上“新潮”到底是什麼，對他們有怎樣的影響。1984年，央視播出了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盡管當時隻有美聲和民族唱法兩個品類的選評，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年輕人準備了通俗歌曲去參賽。
同年，北京也在海澱文化館舉辦了一場歌手大獎賽，現場來了不少唱美聲、民族，蘇式民歌的選手，張薔是人群中最标新立異的一位。那會兒與她合作的吉他手是一個牡丹電視機廠的職工，這個音樂愛好者上台時顯得很緊張，張薔卻表現得很輕松。在四五個50來歲的評委大叔面前，她輕松地唱了一首卡彭特的《什錦菜》（jambalaya），那是一首美國鄉村歌曲，評委推着眼鏡不斷打量着眼前這個十幾歲的女孩，疑惑道，你唱的這是什麼啊？聽不懂，聽不懂。直到今天，張薔講起這段經曆仍舊覺得好笑。
比賽沒有讓張薔落空，卻意外地認識了郭傳林，他曾經是黑豹樂隊鼎盛時期的經紀人，也是之後多個唱片公司的高管。“當時，他是個穴頭（80年代晚會演出策劃者），找了我兩次，就帶着我們一大票人去演出了。我印象中的第一個穴在三門峽，我們在北京站的東大鐘集合，那會兒北京站擠滿了去外地演出的明星和團體，劉曉慶、蔣大為、孫國慶、丁武、秦齊，還有廣播樂團和海政民歌的，也有表演曲藝的，我們坐在綠皮火車上，晃晃悠悠地駛向目的地。記得我當時穿了雙黑色的絲襪，同車廂的大爺問我穿的是什麼，像一腿的毛。”
80年代，這種拼盤式的演出比比皆是，它幾乎是當年老百姓唯一的娛樂生活項目，也是當年一衆明星們起家的縮影。張薔還記得《卡羅》《傷心的電影》《請到天涯海角來》是她的演出曲目，當台下穿着背心、卷起褲腳的上千人聽到歌曲時，張薔仿佛感到了一種強烈的氣場，那是人們對于音樂的一種熱愛，如同某種本能的需求，它讓很多人聽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情感。第二天，當地文化部門的人還是覺得張薔的歌裡“有毒”，禁了一場，張薔說起這段故事又樂了半天。“那會兒的演出票價也就八毛一塊的，收上來的很多錢都是臭的，我的一場演出費差不多8塊錢，一個月能有80多塊，比我媽當時掙得還多點兒。”張薔繼續回憶道。
由于北方市場的閉塞，當時有人建議張薔去廣州的茶座唱歌，因為在港台文化的沖擊下，中國的南方已經率先接納了流行音樂，而張薔所喜歡的音樂似乎也正對那裡的胃口，或者說，這些人覺得張薔隻有去了廣州才有發展，才能掙到錢，但當時的張薔并不想去廣州。
在張薔還不到18歲那年，她通過了雲南音像的試唱，獲得了價值1400元的唱片合同，随即和電影樂團的小樂隊南下，在那裡第一次見到最新的多軌錄音棚。林述泰是張薔的專輯編曲，作為大阮演奏出身的國樂音樂人，林述泰也同樣受着日本流行音樂的影響，此時他已經是國内較為出色的制作人，即便如此，張薔總是對編曲不滿意。張薔喜歡迪斯科，也喜歡funk音樂，她認為那種動律會讓人舞動起來，然而林述泰所了解的舞曲并不夠激烈，反而溫婉了許多，其實此前二人在北京時，就因為音樂想法發生過争執，張薔甚至直言：“您懂迪斯科嗎？”每到這時，張薔的吉他手劉麟就會站出來解圍，用他的了解來繼續編曲。
張薔覺得迪斯科是一種年輕的情緒，一種快樂的聲音，在當年卻不被很多人了解，她慶幸：“我的古典音樂沒走太深，沒走進悲憫的情緒中，但是小提琴是我的基礎，它讓我對音樂有了觸感，所幸我沒有接觸過國樂，直接接觸到了流行，我喜歡迪斯科和funk，做這種音樂不能是麻木冷血的，必須是很陽光、直接的。”
沒過多久，一張名為《東京之夜》的專輯上市了。專輯封面上，張薔穿着豔紅色運動衣系着紅色的頭帶，扮出可愛裝，她斜看鏡頭，像是發出笑聲。專輯的同名曲《東京之夜》有明顯的日式風格，顯然作為編曲的林述泰更強勢些，張薔的演唱如同一個青春的少女，講述着快樂和憂傷的故事。整張專輯以重新編曲和填詞的翻唱為主，在那個年代，這種“漢化”的外國歌曲是稀有的聲音，也是某種精神上的奢侈品。
張薔--《東京之夜》專輯封面
王潔實說，謝莉斯那時候唱歌稍加了一個滑音，一首歌曲就變成資産階級腐朽歌曲，是以他們這對組合一直都唱得很小心，盡量端莊，然而張薔一出來，就很生猛，好像沒有什麼顧忌一樣。在那個年代，張薔的歌聲像一個闖入者，帶着一股自由的力量。
專輯從起初的60萬張，加印至250萬張，很多經銷商直接拿着現金在印廠門口等貨，唱片公司甚至都沒有想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姑娘為什麼竟會受到如此的歡迎。一個月後，張薔的歌幾乎傳遍大街小巷，很多人覺得她是“女劉文正”，彼時很多商店為了招攬生意，都在播放她的歌曲。雲南聲像的老闆陳連丹決定再錄一張，并且将錄音的費用漲了6倍，張薔盤算着自己的這筆收入——再有1000塊，就是萬元戶了。
在音樂人蘇越的回憶中，那是一個幾乎可以一天錄一張專輯的年代，錄音機一開動就會賺錢。盡管當時的中國人還沒有什麼版權意識，很多人都是直接拿來翻唱或者填詞演唱的，但它是中國最初流行音樂的縮影。在那段曆史中，張薔當初那個嬌滴滴的聲音，甚至那個模仿《大衆電影》裡“美國演員”的造型，在當時都是一種颠覆。在音樂上，她颠覆了某種陳舊、乏味、虛假的宣傳式抒情旋律，讓人們聽到了一種真實的情感和新鮮的律動。
《愛你在心口難開》《我一見你就笑》《潇灑地走》《那天晚上》《害羞的女孩》《星期六》《請留下來》《好好愛我》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如同一陣旋風刮遍了整個中國，從1985年初到1986年的兩年時間裡，這個18歲的北京姑娘總共出版了15張專輯，售出2000萬盤錄音帶。1986年，張薔憑借她的人氣成為那一年美國《時代》評選的“全球最受歡迎女歌手”，位列第三，排在她前面的兩位是惠特尼·休斯頓和鄧麗君。
1987年，張薔已是中國一線紅人歌手，此時的她卻沒有選擇繼續留在中國歌壇，而是決定去澳洲，組建自己的家庭。這個消息曾經讓很多人難以想象，是以關于她消失、被禁的傳聞不胫而走。一個最為普遍的謠言是“被封殺”，很多人推測她沒有演出團依靠，是個獨立歌手，是以唱這些“不健康”歌曲不被上面所接受。說到這裡，張薔搖搖頭，自己也表示很費解。
重返地球迪斯科時代
在國外的日子裡，她仍舊關注國内的樂壇，等她再次回到故鄉的時候，迪斯科已經不再是最流行的音樂風格了。西北風、校園民謠、地下搖滾接踵而來，張薔那會兒覺得自己就像一個進階票友，隻要有閑錢就拿來錄唱片，請人編曲，請樂手，總之拿錄影棚當卡拉ok了。
張薔記得，20年前在電影交響樂團的樓裡，有人給她帶來一個“迷弟”，不過令她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名叫沈黎晖，看起來有些羞澀的小夥子，最後會成為她唱片公司的老闆。2005年後，張薔拒絕了沈黎晖的兩次演出邀約。2011年，她在保利劇院開了“醉薔音”演唱會，很多人再次看到了當年那個輕狂歲月，如歌情懷一般的青春往事，不久，張薔便被邀請到了沈黎晖的摩登天空辦公室。
沈黎晖希望張薔能參與音樂節，但又不想讓人覺得這是一個歌手的表演，便問張薔，你覺得你在音樂節表演，觀衆會買賬嗎？随後，他抛出新褲子樂隊，說這個樂隊玩的也是複古，張薔的第一反應是，合作？我不拒絕啊。在聽過新褲子樂隊的《bye bye disco》之後，張薔似乎對這次合作有了些期待。
新褲子樂隊的《bye bye disco》出自一張名為《龍虎人丹》的專輯，他們用時髦的裝束和北京市井草根文化混搭，用一種土酷和幽默來诠釋複古。在這張專輯的首發演出上，樂隊裝扮成李小龍和功夫愛好者的擂台，來搭配他們好玩的音樂。新褲子樂隊的兩個小夥子彭磊和龐寬是北京小夥子，張薔覺得他們骨子裡帶有一種冷酷和傷感的東西，在音樂上的想法很一緻。
當然，張薔也有些不适應的地方，比如排練室的環境，她至今記得安定門的“蛇穴”，那個排練室位于某個老小區的地下室，進入排練室要穿過漫長仄仄的過道，那天張薔穿了一件演出服，走到排練室一看，直接給氣走了。張薔說，自己在認識新褲子樂隊成員之前從來沒有去過livehouse，她說自己一開始也不想唱《手扶拖拉機斯基》那首歌，但是這些瑣事都在一次次的磨合之後不再成為問題。
“我們來自不同的音樂世界，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喜歡較騷氣的音樂。”張薔說。2013年，彭磊寫的《别再問我什麼叫作迪斯科》成為張薔的專輯主打歌，在專輯封面上，那個喜歡燙爆炸頭的迪斯科女孩又回來了，不過這一次，她的身邊多了一個人，一個似乎蘊含着科技能量的跳舞機器人。
《我的八十年代》是龐寬專門為張薔寫的一首歌，歌詞是：“我們的愛是少年維特的煩惱，我們的心是約翰克裡斯多夫，還有一首詩，一首朦胧詩，還有一首歌，一首迪斯科。”張薔覺得這張專輯讓她一下子找回了當年的青春和熱血，她開玩笑，唯獨有點兒不滿意的事，就是專輯的名字，應該叫：“你就應該知道什麼是迪斯科”。
前不久，一首名為《北京女孩》的歌上線了，這是張薔全新專輯的主打歌。她邀來幾十位不同身份的北京女孩演繹這首音樂的mv，作為“北京大姐”的張薔，覺得自己和這些姑娘們最大的特點就是灑脫、直接。在這張專輯中，龐寬又為她制造了一種新的迪斯科幻境，《兩室一廳》《所有人都在玩手機》《彈吉他的少年》是張薔喜歡講的那種故事，她覺得自己之是以喜歡迪斯科是因為它裡面有快樂，也有傷心，音樂上奢華且落魄。“是一種豐富的情感。”她說。
張薔在全新專輯《北京女孩》首發現場
life+演講x 張薔
9月22日（本周五）
松果“life+演講”酷女孩專場
來聽張薔聊聊“迪斯科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