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刺猬、狐狸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 [美] 斯蒂芬·傑·古爾德著，楊莎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版，352頁，65.00元
美國古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和科學史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年）的《刺猬、狐狸與博士的印痕：彌合科學與人文學科間的裂隙》（原書名the hedgehog, the fox, and the magister's pox：mending the gap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2003；楊莎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是他最後的一部著作，肇始于2000年他就任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會長和董事會主席的就職演講，但是他沒能完成該書出版前的最後校對工作便去世了。本書的主題聽起來是一個古老的故事，關于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差異、沖突、聯系與融合的可能性似乎一直是科學哲學領域的老話題，但是古爾德顯然不認為争論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在千禧年之交他看到古老的争論被重塑為“實在論者”（科學家）和“相對論者”（人文與社科研究人員）之間的“科學戰争”，意識到盡管這個時代崇奉多元、拒絕确定的解決方法，但是我們仍然要恰當地愈合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久遠沖突，應該在“融通”（consilience）的理想旗幟下互相學習、共同成長。他在這個時刻選擇了這個主題作為他的演講内容，最後發展為這部著作更是表明他對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有深刻的認識。
說起來似乎有點巧合，也正是在千禧年之交，我也在思考和研究這個主題。1998年《中國文化報》發起一場關于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關系的讨論，我也參與進去了。這場讨論後來産生了“科學與人文對話叢書”，我寫的《奴役與抗争——科學與藝術的對話》是其中的一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古爾德說他對于所假定的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沖突，“采取了一種特異的但基本上屬于曆史學的研究路徑”（25頁），這恰好也是我的研究進路。我的第一章“在曆史詞語密林中的‘科學’與‘藝術’”就是以詞源學為引導的曆史追溯，這一部分後來被收入《藝術與科學讀本》（戴吾三、劉兵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我相信編者也是從曆史研究路徑的角度來選取的。在相接近的研究主題中，我的具體研究對象和視角與古爾德有很大差別：他的對象、視角和重點是學科之間的關系，我的重點則是從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角度對科學與藝術進行本體論性質的研究——關注的是科學與藝術各自的根本屬性和特征，以及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兩者的動态特征與互相影響，并從思想史上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長期演化引伸出近代以來這兩種力量的沖突所産生的對科技話語霸權的批判性反思與現代主義的審美抗争。兩種視角和路徑雖然不同，但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也就是古爾德十分贊同的他的同僚e. o. 威爾遜（e. o. wilson）所表達的觀點：“人類心智最偉大的事業一直是并且将永遠是，嘗試着關聯科學與人文學科。”（前言，第3頁）
說到這裡，可以順帶談談的是在威爾遜和古爾德之間曾經有過的分歧。愛德華·o.威爾遜在研究和提出社會生物學的過程中，反對那種以“反種族主義”以及各種意識形态為根基的反社會生物論，他在1999年為《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有毛盛賢等譯的中文全譯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年）的再版而寫的序言《世紀之交的社會生物學》中談到古爾德、勒沃汀等反對者與左翼思想的聯系。今天我們當然都知道，承認個性和智力變異具有一定的遺傳基礎與非正義的社會歧視行為以及在實質上是為家族利益謀取不公平的政治與經濟特權的做法并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系。但是從古爾德在該書中關于“融通”問題的讨論來看，曾經發生在威爾遜與古爾德之間的思想分歧并沒有摻和進來，古爾德對威爾遜的“融通”研究路徑的不同意見完全沒有受到政治意識形态因素的影響。
古爾德在本書開頭以十六世紀瑞士博物學家康拉德·格斯納（konrad gesner）《動物志》中的狐狸與刺猬形象來代表人文學科與科學的角色特征，通過讨論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對古希臘詩人阿爾奇洛克斯（archilochus）的箴言“狐狸有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的引用——古爾德說狐狸和刺猬展現了他們各自為人所熟知的象征（狐狸詭計多端，刺猬持之以恒），表達了他對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關系的看法，并且對在兩者之間如何進行卓有成效的聯合提出了建議。但是要注意的是，古爾德小心地提醒讀者他并沒有簡單地聲稱科學就是刺猬、人文學科就像狐狸一樣工作，同時表示自己不會做簡單化的對比。（前言，第3頁）作為科學史學家，他的研究路徑既是曆史學的，也是文獻學、科學哲學甚至是圖像學的；無論是研究的視角、方法還是觀點表述，他始終都很注意在各種觀點和論證方法之間發現其複雜性與微妙的異同。實際上在閱讀中我們有時會感覺到作者在表述上的審慎、曲折與比較老派的幽默會帶來某些了解上的困難，在這裡也可以感受到翻譯的難度。
古爾德在該書中要厘清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複雜關系的真相，提出的核心觀點是科學與人文學科既有根本差別又有緊密聯系，刺猬與狐狸各有所長，人類智性王國這兩大領域的真實關系應該是和而不同、互相補充。從更為具體的目的來看，古爾德更多是站在科學的立場上希望借助人文學科的力量幫助科學發現自身的問題與缺陷，解決科學發展的難題。他說“我的三個論證的‘摘要’就是，科學需要人文學科來教會我們認識到自己事業古怪且相當主觀的一面，教會我們理想的溝通技能，并給我們的能力設定恰當的邊界”。（180頁）但是通過論證科學與人文學科的不同認知政策的融通之必要性與可能性，他的最終目的還是提倡兩者之間在共同目标和更高智性的層面上融合起來。“這樣，我們就可以将我們的事實技能與我們的道德智慧結合成一道屏障和武器，在這個有着緊迫危險的時代，為了人類至善而攜手合作。”（同上）這樣的論述主旨和結構層面聽以來并不太複雜，但是要在曆史學、科學哲學和文獻學的路徑展開紮實的論證卻很不容易，古爾德的研究功力和學識在他的路徑選擇、史料考辯和觀點辯駁中充分展現出來，引領着讀者穿過幽暗、曲折的科學史與思想迷宮。
古爾德在第一章論述了他的屬于曆史學的研究思路和論證步驟。他首先承認在17世紀科學的誕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與人文領域發生沖突，第二、第三章分别論述了科學分别與人文領域、宗教傳統和社會正統觀念之間的緊張和沖突關系。科學革命提出的對世界的新解釋遭到宗教審查和傳統人文學科的本能攻擊，反過來又引起科學力量的反擊，關鍵的問題是話語權的争奪。這是第一部分“離别之初的儀式與權利”的基本内容，梅迪思博士作為審查和“鎮壓的威脅”的代表就是在此時登場。第二部分“從培根的悖論年代到斯威夫特的甜蜜與光明”，通過闡釋從“古今之争”到“科學戰争”的複雜性和多面性，論證了實際上并不存在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絕對化和簡單化的對立陣營，論述了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關系并非互相對立。第三部分首先延續了第二部分的論述主旨，通過海克爾、納博科夫、塞耶、艾倫·坡等人的事例多方面闡釋了科學與人文學科融合的可能性和光明前景。然後他把問題聚焦在他的同行威爾遜借用英國科學家休厄爾在1840年提出的“融通”（consilince）概念來表達所有學科（包括人文學科的各領域）最終都可以在科學中獲得最終解釋的觀點，作為主張科學與人文學科各自保持獨立、互相提供有啟發性的視角和研究方法、共同解釋世界的古爾德當然不能同意這種觀點，并且提出他所尋求的“融通”是指“将科學和人文學科‘聚合’起來，取得更大、更富有成果的接觸和連貫性——不過這是一種一視同仁的融通，尊重彼此固有的差異，承認它們可比較但與衆不同的價值，了解這兩個領域對任何智識上和精神上都‘完滿’的生命的絕對必要性，并力圖強調、滋養無數實際重疊且有着共同關切的區域。……讓我們……同時以科學和人文為支柱，支撐起智慧之幕”。（327頁）
古爾德的曆史學研究路徑嚴格來說就是曆史語境主義的學科思想史與關系史，其論述結構和觀點令我想起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路德維希·馮·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生命問題——現代生物學思想評價》（吳曉江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 該書中關于機體論的哲學淵源一節表述了這樣一種思想：以德國古典哲學為其思想淵源之一的機體論承認，現代科學不但沒有壟斷對于自然實在的解釋權，相反會與神話、詩歌、哲學攜手；貝塔朗菲一再引用了歌德、荷爾德林的寓意深刻、文辭典雅的詩歌，認為它們包含有“最深刻的知識”。另外還有法國思想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的《迷失的範式∶人性研究》（陳一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該書的主旨是闡述現實的複雜性，尤其指出了科學與藝術的處境呈現為複雜的狀況，因而尋求建立一種融彙各種學科的複雜思維模式。有點遺憾的是在古爾德的書中沒有提到這兩位與他的研究主題、思路和基本觀點都有相同性的思想家，而正是他們的這些觀點使我當年在撰寫“科學與藝術的對話”時對于整體性觀念和互補觀念産生堅定的信心。
在古爾德的書中時有一些科學名人的八卦轶事會蹦跳出來，我想除了與古爾德喜歡随筆文風、希望活躍文章氣氛以外，可能也是希望展示一些在觀點分歧中的那些更具個人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例如關于格斯納有意收集了關于豬的所有材料而寫成長達三十六頁的《論豬》（“de sue”），古爾德說那些嘲笑他的人應該修正自己的假定了（49頁）；又比如，納博科夫不斷表示自己在談論蝴蝶的時候隻是關注事實的精确性，但是文學評論家卻總是喜歡強調他的蝴蝶有什麼永恒的象征性，古爾德從這種頗有喜感的錯位中看到了納博科夫力圖打破藝術與科學之間的邊界的獨特性及其意義。（206-209頁）
我們知道把某種動物的名稱用在書名上，這是古爾德所偏愛的。但是在本書的書名中加入了以“博士”身份出現的人，同時還點出了他的“印痕”，這似乎有點不同尋常。古爾德在第四章用了二十頁的篇幅專門論述了“梅迪思博士的指令：鎮壓的威脅”，在此之前的第二章他已經關注和論述了對科學出版物的官方審查問題，古爾德顯然對于科學發展中的出版審查有着非常敏銳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在刺猬與狐狸背後的梅迪思博士和他的門徒雖然隻是在科學的誕生時期作為宗教審查的代表而短暫出場，但他們的“印痕”和事業卻遠未終結。另外，在有經驗的文獻研究者看來，在古爾德的偵探式層層分析揭秘與批判性論述中包含有珍貴的文獻學價值。
古爾德首先認為科學新學說的提倡者都面臨着被鎮壓的危險，從真實的性命之憂到時刻擔憂的心理負擔都不應被低估，而且敏銳地指出新學說要受到譴責的原因是據稱違反了宗教訓令，而在世俗統治者看來“這些訓令對于正當化他們繼續執掌政權的權利是很重要的”。（63頁）然後他從具體的審查報告、準許公告和作者的獻詞等文獻開始論述，展現了早期科學時代的言論審查狀況。
先别說那些槍斃性的審查意見，古爾德從關于阿爾德羅萬迪（ulisse aldrovandi）在1639年出版的《論無分趾蹄的四足動物》的一份出版許可的措辭中也看到了“在我們現代人看來簡直令人不寒而栗”的因素。第一位審查官按慣例聲明他在該書中未發現有任何東西違反神聖信仰的教義或已有的道德準則；第二位審查人說他沒有發現任何冒犯虔誠閱聽人的耳朵或教會規則之處。“于是這份指令宣布：允許出版（imprimatur igitur）”。古爾德說他并不想誇大這種公告的恐懼效果，當時出版的所有書籍都必須獲得這種官方認可，是以這種允許公告隻是一種公式化的時代标簽而已；但是他在這份印刷許可的另一面上看到印着阿爾德羅萬迪緻馬費奧·巴爾巴裡尼主教的獻詞，這位主教一直被知識分子看作是科學和自由學問的朋友，然而就是他在1633年支援了羅馬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的審判。古爾德說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可怕聲明，令我後背一陣發冷，因為我并沒有預料到會進一步提醒存在着真正的鎮壓危險，可能包括入獄和身體傷害”。（67頁）在他看來，這份獻詞表明在當時知識分子“想要的尊重與獨立似乎通常并不是個現實的選項”，科學家感受到的不安與恐懼是切實存在的。
接下來的案例主角是本書開頭就談到的博物學家康拉德·格斯納和天主教審查官梅迪思博士及其門徒。古爾德收藏有格斯納出版于1551年的偉大的動物學著作《論四足胎生動物》——正是這部著作激起他撰寫本書的興趣，他發現在該書扉頁上格斯納的名字被用兩種方式抹去了：先是用油墨塗改了原來的印刷字母，使之無法辨認；接着又用一紙條直接貼在名字上，後來被人撕掉。再後來有一位藏書人在最初的印記上方用墨水寫下了格斯納的名字。（70頁）這隻是序曲，高潮還在後面。雖然格斯納的這部著作沒有任何在宗教上或道德上有問題的東西，但是梅迪思博士及門徒仍然熬費苦心、極為盡職地在整本書（共1104頁）中一頁頁地打下自己的印痕——消除格斯納和他在書中不斷提到的兩個人的姓名：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和出版了《世界志》的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unster）。盡管格斯納的書尚未被列入天主教的禁書目錄中，但他是重要的瑞士新教改革者慈運理（ulrich zwingli）的教子兼門徒；伊拉斯谟和明斯特雖然仍是天主教徒，但是反對偶像崇拜并且缺乏虔誠的正統信仰。他們顯然都是不受宗教與世俗官方歡迎的人物。“配置設定給這位審查官的是基本上很蠢且無疑非常無聊的任務，即将所有新教徒（包括作者格斯納本人）和不那麼正統的天主教徒的名字都删去。”（332頁）古爾德顯然很能了解和報以同情，于是發現這位審查官在這項枯燥至極的任務中為自己找點樂子，就在塗掉不同名字的時候變換粗細不同的線條和各種塗寫方式。比起塗改人名，當然也有一些更有學術含量的工作，比如将格斯納引自路德譯本的幾句《聖經》引語打扮整齊，不辭辛苦地附上了被認可的天主教官方版本；又比如因為哥倫布宣布新世界屬于西班牙的天主教王，因而用金色面描繪他的名字。古爾德說，“直到讀完整本書，所看到的模式最終令我深感荒謬可笑而非極端邪惡”。（72頁）
最後的高潮是古爾德在朋友的幫助下共同解讀了在扉頁前的空白頁上寫下的這一行神秘話語：“這一描述胎生四足動物的危險書籍可以閱讀，無需革出教門。因為，根據比薩主教區神聖羅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萊利奧·梅迪思博士（magister lelio medice）的指令，本書中所有應當被除去的[片段]都已被塗抹掉了。”（79頁）梅迪思博士及其門徒終于出現了，上述的所有功勞歸功于他們。古爾德也終于在字迹辨認、文獻釋讀的伏案工作中擡起頭來：“有點令人不寒而栗——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盡管所做的大量删減既裝模作樣，又無關痛癢。萊利奧·梅迪思博士不會作為科學或學術的朋友而載入史冊——盡管他已在本書的書名中獲得了某種含糊又短暫的聲名！”（同上）
古爾德承認我們難以抵抗審查和消滅敵人的誘惑，認為這是人之常情，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制度，也無論政治光譜是右的或左的。但是他以偉大的化學家拉瓦錫（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為例，提醒人們：“我們建構我們脆弱的智識結構時多麼緩慢，而當狂熱分子和仇敵掌握權力時，它們又倒塌得多麼迅速：‘劊子手隻用了一瞬就砍掉了那顆頭顱，但法國即使用一個世紀也未必能再造一顆那樣的。’”他引用的是拉瓦錫的密友、數學家拉格朗日為他所寫的悲痛悼詞。（82頁）最大的不幸是，日後的人類曆史證明這份悼詞并非僅為拉瓦錫而寫。
古爾德在全書的最後繼續讨論天主教審查官的問題。他對梅迪思和他的門徒表示了最大的同情——“随着要删除的種類和形式變得更繁多更複雜，尤其是随着删除的原則變得不那麼清楚連貫，甚至最盡職的監察人最終都會犯錯……”（332頁）也要怪格斯納在寫作中的認真和一絲不苟，他為每個生物都寫了幾頁諺語，而伊拉斯谟是諺語的主要引用來源，他在引用時非常一絲不苟地注明了來源，這使可憐的審查官飽受折磨——在如此多的地方、以如此多的方式出現那個名字和如此多次地在同樣的基本語境中簡單地、令人心煩意亂地重複同一個名字，這兩種情況都會降低了每一次都被發現的可能。梅迪思們終于看花眼了，在該書“論刺猬”這一章的諺語部分，雖然伊拉斯谟的名字已經被盡責地塗掉了四次，但還是在最具象征意味的位置通過了。
即使隻是梅迪思們的一次差錯已經能讓古爾德沒有徹底悲觀失望，他說就讓伊拉斯谟的未被塗掉的名字象征着我們最好的智識和道德傾向必然要勝利吧……。他在全書最後寫下富蘭克林的這句雙關語：“我們最好團結一緻，否則我們無疑将分别被絞死（we had better hang together, or assuredly we will all hang separately )。
責任編輯：黃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