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種觀念的更新在當時顯然是極為有限的。待到作為王學左派的李卓吾進一步去發展人道主義和個性理論的時候，他突然之間就成了一個孤立的哲學家。這實在是令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李卓吾所主張的人欲合理和反道學精神，與當時包括士大夫在内的社會縱欲思潮并不沖突，卻被視如洪水猛獸。其悲劇的原因固然在于他的思想超越了那個時代，但是同時也暴露出了晚明社會觀念更新的有限性。一切變化都隻能在不傷及舊體制的前提下進行。這樣的結果也就造成了晚明社會觀念更新最終還是回到了無厭的物質追求和有限的個性追求上面。看不到出路的晚明士大夫們在醉生夢死中得過且過，進而由他們推動了晚明社會奢靡風氣的盛行。
▲李卓吾（李贽）
我們可以看出晚明的時代特征了，它的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們日新的觀念和追求與難以改變的舊體制之間的沖突。
從正德中這種問題出現開始，人們就在不斷地去謀求解決的辦法。正德以後，為了适應這些變化，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了改革的嘗試。從劉瑾到明世宗，從嚴嵩到張居正，不論他們在曆史上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現還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現，他們都在不斷做着同樣的事情：企圖去解決那些纏繞不清的社會問題。但是他們都僅僅是在修補着舊體制，盡量去适應無法逆轉的社會變化，而不是設法去促進這些變化。因為這些變化的結果很可能傷及舊體制的本身。
晚明的士大夫們也正是生活在這樣的沖突之中的。他們起初對于社會的轉型并不适應。從成化到正德的數十年間，是明朝士大夫們最為舒适惬意的時候，他們在經濟上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恢複，在政治上更是處于優越的地位。而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之一，是金錢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權力，于是出現了士大夫們所難以忍受的百姓們的僭越，傳統等級标志失去了舊有的價值。
但是士大夫們的這種失衡的心理波動很快就被淡化了，他們逐漸适應了這一無法改變的現實，并且利用自身的特權優勢又跻身于享樂者的超前行列中。于是出現了兩種空前突出的情況：權力的商品化與文化的商品化。兩個人所共知的例子，一是嚴嵩黨羽鄢懋卿，“至以文錦被廁床，白金飾溺器。歲時饋遺嚴氏及諸權貴，不可勝紀。其按部，常與妻偕行，制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傾駭”（《明史·鄢懋卿傳》）。鄢懋卿是以貪墨聞名的，而作為著名改革家的張居正，與之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所乘步輿，“前重軒，後寝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于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焦竑：《玉堂叢語》卷八《汰侈》）這當然都是最為奢華的典型，但是既然“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足見也不是個别現象。
▲張居正
另一種情況是文化的商品化。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文人士大夫應當是持清傲之節的，但是晚明的文人士大夫卻頗有愛财之名。其實明朝的士大夫們也曾經有過潇爽清傲的時候，一個著名的例子是永樂間王孟端居京師時與一商人為鄰，月下聞其家有箫聲，甚喜，次日相訪，畫竹以贈，稱：“我為箫聲而來，當用箫材報之。”商人不解事，以紅氈毹回贈，請再寫一枝為配。王孟端鄙之，取前所贈畫裂毀之而還其贈物。（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十《驅睡寄》）然而到了正德以後，這種情形隻能是傳說中的故事了。在社會風氣的沖擊之下，人們無法克服物質的誘惑，士大夫們本來視為高雅的文化，也開始成為他們換取物質享受的商品。這情形從正德間内閣大學士李東陽便已開始了。《明史》記：李東陽“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至于像唐寅、桑悅、祝允明、都穆之類名流才子，更是近乎職業書畫家了。
素材來源：《明代文化史》 作者 ：商傳
圖檔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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