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作為一種文體是我國曆史最悠久的文本形态之一，也是最具有社會性的文本創作形式。現今所存世的中國尺牍文獻主要有考古實物、尺牍原件和帖與印本中的尺牍資料。
一
中國的尺牍文獻源遠流長，它是随着人類社會互相交往的社會需求和文字的出現而産生的書面交流形式。早在遠古時代，當人們的口頭交流不能滿足人際交往的客觀需要時，出現了具有記錄資訊意義的實物載體。民族學調查所發現的結繩、刻木等材料，可視之為人類早期資訊傳遞的一種實物互動形式的孑遺。當文字的使用和人際跨域溝通日益頻繁時，書面交流日益成為人們重要的溝通形式，并在相當長時期内成為資訊傳遞的主要媒介。劉勰曾說：“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文心雕龍·書記》)此論雖未說明尺牍的源頭，但指出了上古時期公文尺牍流行的時代特征。我們從《左傳》中的《叔向使贻子産書》、《鄭子家遺趙宣子書》、《子産遺範宣子書》中可得到見證。
中國尺牍的源頭至今未能确考，但“目前發現最早的書信實物是1976年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四号秦墓出土的士卒黑夫與驚寫給衷的家信”。這兩封寫在木牍上的信，完整的一塊長23.1厘米、寬3.4厘米、厚0.3厘米；另一塊殘缺的木牍長17.3厘米、寬2.6厘米、厚0.3厘米。據考證，這兩件尺牍均寫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
由此可見，在紙張尚未使用之前，古人寫信采用竹片、木片為載體，竹片叫“簡”、木片叫“牍”，或“劄”，長約一尺，“尺牍”之稱于是成為書信的代名詞。“尺牍”一詞首見于漢代，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評論孝女缇萦上書救父的故事時曾說：“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後甯。”這種以實物載體為狀語形成的名詞在我國通行了兩千餘年，衍生了一系列不同的别稱，如尺素、尺書、尺翰、尺錦。在特定環境下，尺牍還有衆多不同的譽稱和代稱。在葉新華所編《舊體書信用語簡編》一書中收錄了許多此類詞語。按尺牍收受對象的不同，其“書劄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記、曰上書、曰啟、曰箋，自敵以下曰簡、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狀”。自漢以來，尺牍之作呈現從公牍向私人發展的趨勢。私人互通書劄和家書的增多表明尺牍的社會性功能得到了人們的認同，成為人際交往的工具之一。但秦漢時期見之于記載的尺牍文獻隻有少量名篇依附于史籍而得以傳世。實物原件隻有少量的考古發現，如在《居延新簡》、《敦煌漢簡》、《居延漢簡甲乙編》和敦煌漢代縣泉置遺址帛書中有簡帛書信文獻著錄。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随着尺牍文體地位的确立，尺牍的文獻價值也相應地在文獻史上得到了人們的重視，之後尺牍的收錄、編纂、刊刻才成為一種主動的文獻整理行為，使之從私人領域擴充到公共空間。從《文選》的零散名篇到北宋的個人尺牍專集，從個人文集中的尺牍專類到同人師友的尺牍總集，從模刻曆代前賢尺牍手迹的刻帖到曆代尺牍選編，尺牍文獻蔚為大觀，名篇紛呈，在中國文學史、藝術史、社會史上，均占有獨特的地位。
二
尺牍作為文體而形成的文獻類型，是我國自古以來數量十分豐富的文獻專題，它是曆代被人們整理出版和收藏的對象。在傳統的文獻編纂學實踐和目錄學中，尺牍文獻的類目與名稱的演變反映了人們對此類文獻的認識。
文獻的整理取決于該類型文獻存世的狀況和人們對此價值的認識。在“書介彌盛”的春秋時期，尺牍并未得到有效儲存，見之于文獻記載的數量十分有限。在漢代，雖然尺牍創作日漸普遍，但還未對尺牍文獻進行系統整理。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文學的空前繁榮，紙張使用漸廣，書寫媒介的轉變促進了尺牍的應用性與文學性發展，文獻的社會價值日益得到展現，其獨立文體的确立為建構尺牍文獻整理創造了基礎。劉勰是我國古代最早從文體論的角度論述尺牍文獻流變與時代特征的學者，在《文心雕龍》中已将尺牍歸入“書記”類，形成了早期的尺牍文獻類目概念。在中國古代最早的文章總集《文選》中，尺牍的分類更加精細。在該書所列賦、詩、騷、诏、冊、令等38類文章中，有“書”為尺牍專類，其他如表、上書、啟、箋、奏記中也有與尺牍相同或相類的文章。蕭統的《文選》編纂标志着我國古代文學作品分類體系的初步建立，在中國古代總集目錄中首創尺牍文獻專類，為後世的尺牍編纂創立了體例。之後，我國曆代編輯的文選類讀物中，尺牍成為一種常見的類别。如宋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收錄宋代的表、箋、啟、狀、制诰、奏狀、奏劄、萬言書、書、劄子、疊幅、慰書等各類文體近40種，尺牍與之并列。在後世影響很大的姚鼐《古文辭類纂》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抄》中，尺牍也成為必選的文章，前者分為13類，其中有“書說”類，後者分為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三大類，在告語門下有“書牍類”，并注明：“同輩相告者……後世曰書、曰啟、曰移、曰牍、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吳曾祺編《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所列“書牍類”，細分為14目：曰書、曰上書、曰簡、曰劄、曰帖、曰劄子、曰奏記、曰狀、曰箋、曰啟、曰親書、曰移、曰揭，其餘為附錄。可見，尺牍因緻受雙方的身份不同和功用的差異，名目多樣。
尺牍收入别集約在唐宋。劉禹錫的《劉賓客文集》中有書、啟之文，《歐陽文忠公集》将尺牍類分為“書啟”和“書簡”類。編為個人尺牍專集則始于北宋，《宋史·藝文志》載有《範文正公尺牍》、《黃山谷書尺》。南宋時出現了彙集同人或師友的尺牍總集，《宋史·藝文志》載有《謝逸溪堂師友尺牍》。此外，首部以刻帖形式彙編尺牍的叢帖《鳳墅帖》也誕生于南宋，此帖保留了一代名人的書法手迹，成為一部彌足珍貴的尺牍文獻集。
明清以降，尺牍文獻的編輯刊刻漸成風氣，尺牍選本層出不窮，明末清初之際還出現征集尺牍編選出版的情景，如周亮工為編《尺牍新鈔》、《藏弆》、《結鄰》，三征尺牍，樂此不疲。清代尺牍的存世劇增，為原件的收藏彙集創造了條件，現今存世的古代尺牍主要為清中期之後的産物。
是以，在目錄史上，從明代起出現了尺牍類目。如《百川書志》的集部之下有“啟劄”類，清姚際恒《好古堂書目》集部下設“尺牍”類。群書書目中設立“尺牍”類目正是尺牍文獻數量不斷增長，目錄學家對其文獻地位重視的反映。
在中國古代目錄中尺牍的歸屬以集部别集為主，後世目錄也多遵循此例。上海圖書館主編的《中國叢書綜錄》在集部總集類下列有“尺牍之屬”，收錄了39種總集和專集，另在别集中著錄了一批尺牍文集。
三
中國尺牍文獻的存世全賴實物原件和刻印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作為一手材料，其文獻流傳特征一是原物遞藏，代代相傳，二是考古發現，偶有所獲；後者作為二次文獻，其文獻的傳播特點一是刻石傳拓，手迹傳真，二是雕版印刷，存世深廣。前者具有唯一性，後者具有複數性。雖然形式不同，但其文獻價值的本質是相同的，皆為一種具有資訊内涵的文本，可資後人研究利用。但曆代文獻的産生與傳播均有僞作篡改現象，是以，尺牍文獻的辨僞自古至今也是人們的關注對象。
清代辨僞學家姚際恒在其所著《古今僞書考》序中說：“造僞書者，古今代出其人，故僞書滋多于世。學者于此，真僞莫辨，而尚可謂之讀書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讀書第一義也。”文獻辨僞不獨辨古書，單篇文章與尺牍也屬其範圍。在《文選》卷四十一中，蕭統收錄了《李少卿答蘇武書》，對于這通尺牍名篇，自唐以來一直聚訟紛纭。劉知幾在《史通》中指出該文“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宋代蘇轼也稱其“辭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作”。後代錢大昕、翁方綱、黃侃等皆曰此信為僞作，所據均是從它的文體風格不同于西漢時期的主流文風方面予以判斷。也有學者從李陵與蘇武之間所通信件的文本分析與史事考證入手判定：“《李答書》為僞說成立。……産生于公元前54年之後。” 對此文的争論近年時有文章發表，成為尺牍辨僞研究的一個著名例證。
在近現代，随着學術的發展，尺牍成為重要的研究資料，人們對其辨僞日益重視，發現的僞作層出不窮。中國文獻造僞有其特定的社會環境和主觀動機，既有經濟利益，也有政治目的。衆所周知，太平天國曆史文獻僞作衆多是困擾學者研究的一大難題，學者們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辨識史料的真僞。羅爾綱自1934年秋天起在《大公報》“圖書副刊”上撰寫太平天國史料辨僞問題文章，發表了一系列論著，他總結了同時代人和後人作僞的原因各有六種情況。例如1862年，當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率軍從各路圍攻太平軍時，清廷的浙江官員把一封僞造的《侍王李世賢密劄》散布于社會，借李世賢之口宣傳清軍的強大，制造輿論以配合其軍事進攻，以此擾亂太平軍的軍心。此外，對于石達開出走後影響很大的《天王賜石達開诏》和《石達開報天王書》兩封洪秀全與石達開的通信也是僞作。在上海圖書館所藏尺牍中，我們曾檢出一通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的書信，在201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160周年前夕，我們請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專家和上海近代史學家共同鑒定，經從書法、印章、史事三個角度辨僞，判定為僞作。
名人尺牍因其特有的收藏價值備受人們的關注，其蘊含的經濟價值使造僞者利令智昏，混淆視聽。如南京有人“專事晚清名人手劄的作僞，并以此為業”。是以曆代尺牍作僞以晚清名人受害最烈，不論原件和出版物，均須以辨僞的眼光予以審視。現以家書為例。1912年，共和書局排印出版了《李鴻章家書》，首次公開了李鴻章的90封家書，之後多次出版，甚至台灣文海出版社也将此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流傳頗廣。但經學者考證，其中有篇僞作。近代名人尺牍具有較多的閱讀閱聽人，是出版商樂于出版的讀物，但誤收僞作令常人難辨是非。是以，近代名人尺牍的辨僞一直是學術界讨論的範圍。如1936年廣益書局出版的《清代四名人家書》，不僅有李鴻章的僞作書信，也有林則徐的僞作書信，常為史學家誤認為信史而引用。上世紀30年代上海中央書店出版的《張之洞家書》曾被後人編入多種家書文集中出版，經考證也是僞作。近年來，家書讀物盛行書市，但一些編者和出版社并未作認真的辨僞工作，隻是簡單地編排翻印民國時期的名人尺牍圖書，緻使謬誤廣傳。
當代書信的辨僞也不容忽視。關于郭沫若緻陳明遠書信真僞問題曾是文壇一大引人注目的公案，郭沫若的秘書王戎笙曾寫有《郭沫若書信書法辨僞》一書專論此事。2013年的北京文物拍賣中，楊绛反對拍賣錢锺書書信是一個廣受熱議的文化事件，由此而引申出錢锺書、楊绛緻魏同賢的信“全系僞造”的新聞。
從文獻特點而言，尺牍較之書籍作僞更易，數量更多。是以，尺牍的辨僞需要從流傳與來源、書寫特征與紙張、文筆風格、信劄内容、緻受雙方的情況等多方面予以鑒定。
四
對尺牍文獻的評論與研究主要有三個取向：一為文體論，二為文學史，三為書法史。而尺牍的文獻内容作為一種文本資料，任何研究均可從中引征，為己所用，其研究可歸之于各自探讨的範圍。
中國古代文體論可溯至先秦，但直到魏晉南北朝才有較系統的文體論著作産生。曹丕的《典論·論文》是我國第一個單篇的文體論，其中已有片言涉及對尺牍的評論。當劉勰的文體論巨著出現後，尺牍作為文體的理論才初步建立起來，在《文心雕龍·書記》中，劉勰對尺牍的文體特征作了概括：“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怿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此後，對尺牍文體曆代均有各種評論，抑揚不一，對其文體地位、特征、歸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國古代雖未有全面的尺牍研究專著産生，但在文人學者的著作中時有讨論。按照我國唐之後選文基本采取按體編排，依類選文的傳統，尺牍類選本的序跋例言最集中地代表了編者對尺牍研究的心得，這些文章具有尺牍文獻學的學術價值，借此可深入研究中國尺牍文獻學理論，是有待深入探讨的學術資源。
尺牍的文學研究是人們最關注的一個方面。自古以來，許多傳之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佳作。尺牍作為一種“雙人文體”，是兩人之間的直抒胸臆之作，文字情真意切，自然灑脫，具有文學的審美性。尺牍文學特性的成熟與該文體的獨立和自覺密切相關，從魏晉南北朝至今，人們普遍将尺牍文獻歸于文學之列，在傳統目錄學中，歸類于集部之下。尺牍寫作在文學形式上除散文外，還有骈文，或骈散結合，或以詩詞作書。曆代選編出版的尺牍類文集，也多以鑒賞名家尺牍之作為标準。在現代所著中國文學史中，尺牍有其一席之地，并有《中國尺牍文學史》專著問世， 結合其他尺牍專題文學研究論著，中國尺牍文學的概貌已初步顯現于文學史。
尺牍在書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對象分為兩部分，一是曆代刻帖，二是尺牍書法。衆所周知，古代刻帖的主要目的在于鑒賞名人書法手迹，刻帖在儲存和傳播優秀書法作品方面厥功至偉，帖中所選書法作品保留了許多名家的尺牍。是以，帖不獨具有公認的書法價值，還有被忽視的文獻價值。帖學研究是我國一大顯學，曆代著述，高論不絕，但對其中的尺牍研究還需深入，特别是明清刻帖中的尺牍文獻狀況。尺牍原件曆來被人視為墨寶而收藏。作為書法資料，其研究與影印出版也是佳作不斷，成果斐然。是以，結合尺牍的書法史研究，從中可發掘出一批可作文獻輯佚的尺牍文本資料，而不是單純地視之為書法作品。如上海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所藏《紹興米帖》殘卷中所收13篇尺牍均為米芾佚文，藏于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英光堂帖》殘本也有近40篇尺牍為米芾佚文，均為《全宋文》失收。帖中尺牍文獻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在尺牍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曆代尺牍文獻的整理成果可謂連篇累牍。但由于尺牍寫作動機并不以刊布為目的，緻使具有隐匿性和易失性特點，實際傳世的尺牍隻是原來創作中的小部分，顯得尤為珍貴。是以，整理搜集尺牍自宋以來，古刻鴻音，錦書荟印，代代刊布不絕。因尺牍書體各異，工草不一，趍錄整理之中時有衍脫誤認和無法辨識的情況，若未見原件或影印手迹，其差錯難以校勘。如《顔氏家藏尺牍》有潘仕成《海山仙館叢書》整理本，“然其書釋文未精，魚豕多訛”，經上海圖書館重新“訂其文字，正其訛誤”，推出了新式标點本。整理書信若傳抄或編輯不當，也會出現錯誤。如1976年出版的《魯迅書信集》中有兩封魯迅緻許壽裳的信被颠倒誤植。是以，尺牍的整理不僅是文字處理的困難，其年代的考訂也是公認的難題，古今許多尺牍沒有明确的時間标注，需整理與引用者從内容與作者生平方面斟酌判定。總之，尺牍文獻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不斷深入認識尺牍的文體發展規律與特征，通過辨僞、考訂、校勘等方法，從多學科揭示和整理尺牍文本，發揮尺牍文獻的價值。
五
尺牍文獻的價值主要展現在史料性、藝術性和社會性三端。
尺牍的史料價值在于它的真實性，較客觀地反映了當事人的有關資訊，即所謂“讀其文可以參稽其事迹，想見其性情，非僅文辭麗藻供學者摹仿已也”。是以，尺牍是人物研究最直接的史料，因為“私信……屬于自傳的範疇”。是了解傳主在特定階段真實經曆和隐秘心理的最佳佐證，在傳記、年譜的寫作中，書信的運用深受關注。尺牍為考察曆史大事件也提供了重要細節。2013年張佩綸曾孫張恭慶等向上海圖書館捐贈了其曾祖往來尺牍、日記手稿等珍貴文獻，從中可看到晚清政治秘辛，特别是一系列重大運作的内幕，對認識清末海軍建設有重要史料價值。檔案是儲存書信最多的文獻體系，檔案中的書信因其歸屬的特征而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使之與獨立的書信相比，更具有文獻的相關性，有其互補性的史料價值。在上海圖書館已公布的近16萬件盛宣懷檔案中，信函數量達90345件，其中李鴻章緻盛宣懷55件，鄭觀應緻盛宣懷900件，張之洞緻盛宣懷10件。其中涉及衆多曆史隐秘，保留了一些難得的告密信，如盛宣懷從陶湘的題為“齊東野語”的密信中，獲得了紫禁城内外的機密資訊，“因為事關内幕，實在見不得人，已被盛宣懷燒毀。但是畢竟留下了一部分，它仍然是難得的曆史見證。” 是以，随着密藏書信的陸續公開，以此作為史料已成為常态，在史料學中具有重要地位。
尺牍的藝術價值來自于尺牍的書法藝術性和箋紙的雕版刻印技藝。據《漢書·陳遵傳》謂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牍，主皆藏弆以為榮”，可見尺牍的收藏源于它的書法之美，自漢以來它的藝術價值已為人所重，以至模刻入帖，供賞案頭，或藏之箧函，展玩品味。曆代書論均有詳述，其書法的藝術價值自不待言。尺牍箋紙，正如明末清初的李漁《閑情偶寄》中說“箋簡之制，由古及今，不知幾千萬變”，這種娛情的藝術“自人物器玩，以迨花鳥昆蟲，無一不肖其形，無日不新其式”，具有極富藝趣的工藝之美，上海圖書館的梁穎先生對此在《說箋》中作了全面考察，茲不再述。總之，在中國文獻史上，尺牍是最具有藝術形式與内涵的文獻類别之一。
尺牍文獻的社會價值是由它的功能所承載的社會應用性、禮儀性所決定的。有學者研究認為：“對中國古代文人來說，有兩種文體幾乎無人不寫：一為詩，一為書信。” 其實，書信的寫作具有更大的廣泛性，是我國最有社會性的文字寫作，即使目不識丁也會請人代書。是以，緻受雙方的身份與事由的不同，形成了文體形式的多樣性，其各種專稱展現了複雜的人際網絡關系，折射了社會等級的現實。作為人際交往的應用文，尺牍承載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各種情景，其社會内涵是其他文獻不可比拟的。如《秋水軒尺牍》、《雪鴻軒尺牍》中所列尺牍涉及的情景有叙候、慶吊、勸慰、請托、辭謝、索借、允諾、戲谑、邀請、自述、頌贊、寄贈、慶賀、叙别、思望、介紹、欣羨、規勸等。有人從這兩部尺牍暢銷書中，解析了紹興師爺網絡的人文現象， 其社會史價值由此可見一斑。尺牍文體的禮儀性也使之具有獨特的社會價值，古代“書儀”之書，不僅是對尺牍書寫形式的規範，也是社會等級和禮儀在文獻中投影的固化。在曆史上，書信往來是社會各界人士資訊傳播的主要形式，為此而建立的古代郵驿與現代郵政，構築了一種維護社會交流的機制。尺牍是編織人際網絡與感情的“梭子”，具有深刻的社會學意義。一紙飛鴻，承載了無數人間的情感，古代詩詞中的魚雁音塵，牽動了多少人的情懷！尺牍也是社會變遷的風向标，近30年來，電子郵件與手機短信的流行，使書信雁逝魚沉，改變了人際互動的方式。是以，尺牍的社會價值更加受到了人們的懷念和珍視。
六
上海圖書館所藏明清至當代尺牍原件達13萬餘通，名列國内各大圖書館前茅。其來源一為捐贈，如張元濟、李宜龔、陳植、葉景葵、葉恭綽、顧廷龍、潘景鄭、瞿鳳起和茅盾之子韋滔等人的收藏；二為采購，如曆年購自上海、蘇州、南京、北京等地的古舊書店；三為原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的征集品。近年來，本館所展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積極開拓手稿文獻的征集，當代文化名人的書信收藏取得了重要的收獲。
上海圖書館自1952年建立以來，不斷搜集、整理和研究尺牍，以多種形式揭示館藏尺牍。在1961年春節，上海圖書館曾舉行了“清代學者書簡展覽”，此展共“陳列了120個清代著名學者的書簡180多封，有千言長信，有短簡小劄，都是沒有發表過的”。是一次影響很大的學術性尺牍專題展。近十餘年，館藏尺牍整理研究持之以恒，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上海圖書館所藏明人尺牍，其珍稀性為世人所寶，經系統整理考訂，出版了原件影印與标點排印合璧的《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牍》8卷，公布明代尺牍586通，涉及作者341人。清康熙時曲阜顔光敏未信堂所藏《顔氏家藏尺牍》，凡284家，790通，列為國家一級文物，這部尺牍名作也出版了原件影印與标點排印合刊的整理本8巨冊。在《上海圖書館曆代手稿精品選刊》出版系列中，推出了翁同龢、俞樾的尺牍各二卷。其他還有汪康年師友、郁達夫、柳亞子、茅盾等人的書信均專書出版，并為《李鴻章全集》等衆多名人文集的編纂出版提供了大量尺牍底本。
《曆史文獻》年刊是上海圖書館曆史文獻研究所主編的文獻性學術叢刊，自創刊以來，整理刊布了本館3900餘通尺牍，如王國維緻劉承幹、曾國藩緻張運蘭、陳寶箴友朋書劄、胡樸安友朋書劄、李鴻章緻李瀚章、李鴻章緻張佩綸、沈曾植的“海日樓家書”、葉恭綽的“遐庵書劄”等尺牍，持續連載刊印，公布了一大批原始資料。本館同仁還以尺牍箋紙為對象，開拓性地推出研究專著《說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山東美術出版社)。本館珍藏的宋拓《十七帖》(上海古籍出版社)、《郁孤台法帖》(上海書店出版社)也驚豔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