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冰聰
回首過去的2018年，許多名人與世長辭，帶着美好的回憶離我們而去。放眼國内，有武俠大師金庸、相聲演員常寶華、評書藝術家單田芳、歌手布仁巴雅爾、演員朱旭、主持人李詠等等；縱觀世界，有宇宙之王霍金、漫威之父斯坦·李、櫻桃小丸子的作者櫻桃子以及時尚大師紀梵希等等。有人說，2018年讓我們失去了江湖、宇宙、英雄和童年。帶着惋惜、緬懷和追憶，關注諸位名人的訃告，卻又不難發現在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媒體總能在第一時間釋出出細緻動人的長篇訃聞。
以2018年末逝世的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為例，消息傳出，瞬間席卷各大媒體。果不其然，《紐約時報》的訃告專欄又開辟了大版面，來追憶這位美國前總統的一生。精心篩選過的大幅黑白主圖，長達數千字的生平履曆，在主人公逝世不足24小時内立即發出。看似極高的新聞業務水準背後，是歐美大報長期以來堅持的一個流程——提前寫好名人訃告素來是新聞業的慣例。這背後是一大批訃告記者的精心運作和西方人觀念中對死亡從容應對的态度。
笛卡爾曾經指出，人死了而靈魂不死；亞裡士多德也提出了一切生物皆有魂的主張。長時間來的思想熏陶，奠定了歐美國家對于死亡的詩意了解和從容态度，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名人訃告文化和葬禮風格。
提前準備訃告是社會名流的“殊榮”
提前給名人寫訃告帶有不尊重的意味？事實絕非如此。這不僅是少數西方社會名流獲得的“殊榮”，也是被西方社會廣泛認可的溫情紀念。《紐約時報》就曾表示：“世界上最有趣的閱讀，可能就在訃告欄裡！”
在我國的傳統媒體報道中，訃告并不能占據一席之地，而訃告在西方卻是十分常見的報道題材，三十多年的訃告報道發展，已經讓它在主流媒體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吸引了一衆鐵粉。
美國媒體中甚至形成了大名鼎鼎的“訃告三魁首”，分别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矶時報》。英國的幾個大媒體并稱“訃告四巨頭”，它們是：《每日電訊報》《衛報》《獨立報》《泰晤士報》。幾大媒體聘請專業人士撰寫訃告的傳統，推升了訃告成為一種獨特的媒體文化。
在這些報紙中，訃告并不是莊嚴肅穆、黑白相間的祭奠文字，而是生動鮮活甚至略顯俏皮。英國《衛報》的訃告版面圖文并茂，每位逝者都以歡快活潑、獨具特色的形象出現，照片也并不會刻意調整成黑白色。奧斯卡獎獲得者、女演員杜克，在69歲時與世長辭，《衛報》選擇的封面圖是她年輕時期的經典劇照，嘴角上挑的微笑和略帶戲谑的斜眼，成為對人物最傳神的刻畫。此時的死亡隻是人生大戲的謝幕，并不悲傷，反而是極具藝術效果的呈現。
《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矶時報》的訃告版面都特别添加了時間檢索功能，讀者可以通過時間排序清晰地知道，有哪些名人在同一天離開人世。《每日電訊報》則喜歡以職業領域做區分，相似職業的逝者被請入同一子產品，這樣的分類也讓大衆更友善地了解，近期哪個領域的名人相繼辭世。
歐美媒體的名人訃告不僅報道本國人，也報道外國人，甚至是立場、政見完全相佐的人。《紐約時報》就因為一篇有關本·拉登的訃告而為人稱道。邁克爾·考夫曼和凱特·澤尼克是本·拉登訃告的作者，在這篇長達5000字的訃告中，本·拉登的個人經曆得到了完整的梳理，而非囿于恐怖分子頭目的傳統形象。然而，這篇精心準備了多年的訃告，沒有等來本·拉登的死訊，作者考夫曼卻在2010年1月與世長辭。
在許多歐美人的心目中，訃告并非代表死亡，而是關乎生命，它是人生脈絡的梳理，過往種種的見證，在人世間留下的最後一筆痕迹。訃告，充滿着神聖而溫馨的色彩，而不是冷冰冰的告示牌。
名人訃告的烏龍故事
提前給名人寫好内容充實、故事性極佳的訃告以應對突如其來的死亡，雖然可以給媒體赢來新聞先機和優質報道，卻也存在極大的隐患：一不留神的“技術性失誤”，就會導緻訃告洩露的烏龍事件，隻能忙不疊地向當事人和群眾緻歉。
荷蘭的國家地理頻道就曾鬧出這樣的烏龍，2012年該媒體因為報道44歲的荷蘭二王子約翰·弗裡索不幸逝世的消息，引發群眾的廣泛傳播和悼念。然而後來經荷蘭政府資訊服務部發言人證明，二王子隻是在滑雪時遇到雪崩，腦部受損昏迷。之後國家地理頻道釋出緻歉聲明解釋，此次的訃告發出是由于技術故障，電腦系統受損導緻提前存在資料庫中的訃聞被轉到了播放系統。
這樣的烏龍事件層出不窮。出生于1926年4月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已經在位67年，她也即将迎來自己的93歲生日。高齡女王一直是訃聞版面關注的焦點，而女王本人也已經多次“被死亡”。
最近一次英國女王“被駕崩”事件發生在2015年，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卡瓦紮在個人推特上釋出“伊麗莎白女王過世了”的資訊，并@BBC官方賬号，随後該資訊引起多家媒體和群眾的跟風轉發。當被官方證明資訊有誤之後，該記者解釋稱，當時把手機留在家裡，由于隐藏發文的設定失靈而洩露了這條之前準備好的快訊。之後BBC也道歉稱這次的烏龍事故為“一級訃告演習”。
有關女王的訃告，是數十年來英國媒體和公職人員的關注焦點。《衛報》曾揭秘，英國的每位君主去世時都會有獨特的暗号，作為傳遞訃告的标志。六十多年前喬治六世國王去世時，人們以“海德公園角落”作為訃告暗号。《衛報》稱，假若伊麗莎白女王逝世，率先知道消息的私人秘書将會立即用加密電話通知首相，并講“倫敦鐵橋”，如果首相不能了解，秘書将進一步明示“倫敦鐵橋倒下了”。這則名為“倫敦鐵橋計劃”的訃告訊息，自1960年代被拟定，數十年來相關的公務人員每年都會在英國聖公會總部召開2-3次會議，不斷完善計劃。而這一切的計劃和執行，女王本人是完全知情的。
訃告記者：神秘而傳奇的職業
既然預先準備好訃告已經被名人們所接受，精彩而快速的訃告又是新聞業的必争之地。那麼是誰在背後完成這一切？是誰在人生的最後時刻，為這些世界名人書寫和總結一生？他們就是各大媒體裡的那群訃告記者。雖然服務于媒體，但訃告記者卻和普通新聞記者的工作頗為不同。
布魯斯·韋伯是《紐約時報》的資深訃告記者，2016年8月15日，《紐約時報》刊出名為《一篇寫給訃告生涯的訃告》的文章，這篇總結職業生涯的離職信，也為我們揭開了訃告記者的神秘面紗。
“沒必要繞彎子。在新聞業一個不那麼為人注意的領域愉快地駐守八年多後，我在本周最終謝幕，要往前走了。這周五是截稿期限（哈！），然後我就成為一名前訃告作者了。”回顧八年的工作，韋伯首先向一千位逝者緻意，他們是韋伯成就的見證。這裡面有11歲的孩童，也有104歲的老人，有警察和罪犯，演員和運動員，也有科學家和法官，甚至政壇大佬和商界名流。他們中有的人威名遠播，也有的人臭名昭著，韋伯說，但他們除了值得紀念的特别之處以外，也是與我們一樣平凡普通的人。
在這篇文章中韋伯也指出了自己和同僚的遺憾，記者們往往很欣賞自己的寫作對象，但又通常沒有機會見到他們。他們的創作大量依靠網絡世界裡的資訊挖掘，在自家報紙的檔案庫中，尋找“泛黃的舊報紙”作為故事的消息來源。一旦主人公逝世，訃告記者則要率先聯絡逝者的家人親友進行電話采訪。韋伯說，這個過程雖然折磨人，但又十分必要，因為這能賦予報道中的痛苦以真實的分量。
文章中，韋伯還向讀者透露，《紐約時報》中訃告記者是平均年齡最高的一群人。這一方面是因為訃告記者通過搜集舊廣告、老資料寫文章的工作特質，可以讓步入老年的記者不必時常在外奔波，另外也是因為在大量時間裡，他們和寫作對象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訃告記者們經曆了逝者參與創造的大量曆史。此外，韋伯說，我們所有人都有過悲傷的經曆，都知道個人悲劇剛發生後的感受。
美國著名訃告記者瑪裡琳·約翰遜曾給馬龍·白蘭度、伊麗莎白·泰勒和戴安娜王妃等多位名人撰寫訃告，她在著作《先上訃告，後上天堂》一書中，也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經曆與感受。她用“悠遊于死亡國度”來形容在網絡上浏覽各式各樣的訃告專欄，并且她指出，訃聞版面覆寫面越來越廣，各色人等都成為它的報道對象，越來越多的新聞記者掌握訃告的技藝，創造出傳記領域的明珠。
在訃告文化如此普及的情況下，各大報甚至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套路，作為自己獨特的訃告格式。瑪裡琳·約翰遜在書中總結道，《紐約時報》喜歡以“喪主定義句”來書寫訃告，将逝者的死亡原因和身份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而英國的媒體則有删繁就簡的普遍特質，很少對逝者的身份加以鋪陳描述。
此外，書中介紹到，倫敦的報紙在提到死因時，往往也喜歡采用自然流露的方式，甚至顯得有些愉快的氛圍。一則摘錄于英國《獨立報》的訃告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去年十月，蘇格蘭人像藝術館舉辦了一場派對，慶祝《蘇格蘭女性傳記辭典》的誕生。身為曆史學家、作家、女權主義活動家和詞典編纂者之一的蘇·英尼斯也到場。她明白慶祝活動舉行得早了一些，這部作品至少還需要一年才可以面世。“到時候為這本詞典肯定還會舉行很多慶祝會。”她說，“但我可能沒法參加了。我希望開一個自己還能參加的派對。”她知道，腦癌正在吞噬她的生命。房間裡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但她還是坐在輪椅裡四下轉着，和朋友們聊天。五個月後，她死了，終年56歲。
這樣在訃告上大做文章，甚至還賦予死亡樂觀的色彩，操縱着木偶線的訃告記者是否會是以受到社會的譴責？事實并非如此。撰寫訃告的文化不是媒體的一廂情願或名人之間的潮流，其中折射出來的是西方社會對死亡的普世價值觀。
溫馨葬禮并非比慘
西方人對于生死的态度不僅展現在媒體的訃告中，也展現在由逝者與家屬自行舉辦的葬禮上，在這一點上，名人與普通人有相通之處。
2018年4月，美國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與世長辭，此前她曾放棄在醫院接受搶救治療，而選擇在家中與家人共度最後的時光。當地時間21日葬禮舉行，她的兒子佛羅裡達州前州長傑布·布什，在葬禮上緻悼詞。令人吃驚的是，傑布的發言中沒有任何哀傷的詞語，而是充滿對溫馨家庭生活的回憶，和對這位堅毅母親的敬意。前來現場緻哀的賓客甚至在傑布回憶的點滴小事中笑了起來。
傑布·布什講道：“母親最後一次去醫院，我父親也假裝生病，隻為了和母親在一起。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母親生病的第二天他就說自己病了，他去到母親的房間，在她睡覺時握着她的手。他的頭發豎起來，戴着氧氣面罩，穿着病号服，換句話說，他看起來像從地獄走了一圈。但母親睜開眼卻說，天哪，喬治，你帥爆了！”台下就座的兩位美國前總統，也發出了開心的微笑。
芭芭拉的例子并非個案，而是整個美國式風格葬禮的縮影。一位給自己取名“姑娘”的台灣女生，旅居美國十餘年，她喜歡利用部落格記錄自己的生活。她總結在美國十年間參加的三個葬禮，得出了“台灣的喪禮是在比慘，美國的喪禮是在比誰的回憶比較美好”的結論。她也在部落格中較長的描述了美國葬禮的流程，首先由牧師或神父在教堂裡舉行儀式，之後死者的家屬與親友上台緻辭，講述對于死者的記憶。随後是唱詩環節，結束後，所有賓客則會聚在一起吃喝交談，觀看視訊。在以回憶和祝福的方式來告别逝者的美國葬禮上，鮮有衆人的放聲哭泣，更沒有披頭散發精神不濟的親友，它是一場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追憶往昔、懷念逝者的大派對。
“姑娘”在美國印象最深的一次葬禮，是她曾在教堂裡和幾百名不相識的來賓一起高喊“Go Gators”。由于逝者從小就癡迷于佛羅裡達大學的美式足球隊，于是在葬禮上他的弟弟請大家幫忙，舉手高喊為這支球隊加油三次。“姑娘”說，她也在那一次的葬禮上，聽着逝者家屬的發言，和大家一起笑出聲來。
面對死亡時的美國式歡樂精神，也展現在普通人對于訃告的态度上。居住在明尼蘇達州的Aaron，在32歲時被确診罹患腦癌，但在病情逐漸惡化之時，他卻特意找時間和妻子一起坐下來寫自己的訃告。在訃告中，他向大家坦言自己蜘蛛俠的真實身份，而死因則是由于被放射性射線照過的蜘蛛咬了一口，而引發了并發症。回憶一起撰寫訃告時，他的妻子說自己從來沒有同一時間這樣又哭又笑過，并且很高興在丈夫生前陪他這樣做。她真是太愛這個男人了。
不僅是樂天派的美國人有此作為，同樣的事情在歐洲也并不少見。早在2012年，德國漢堡的一位老人就曾在報紙上替自己刊登“喬遷新居”的廣告，然而新居的位址卻是一個公墓。這位88歲的老人邀請各位親朋好友前往參加慶祝，并特意強調希望所有人在過程中都能保持開心。其實這位老人已經于月前逝世，而刊登在報紙上的訃告則是他提早為自己準備好的。
透過死亡才能更深地了解生命
西方人對于訃告的樂觀心态，葬禮上的溫情流露，都展現了對于死亡的思考：他們認為生存與死亡并非絕對的二進制對立，擁有與失去則發生在人們的心裡。
西方世界中，生與死的對立觀念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巴黎開始松動，醫學家歐柏力指出，對死亡的了解始于臨床醫學上發生的重大變化。臨床醫師透過病了解剖來了解疾病的症狀與分類，通過死後的屍體變化去了解病人生前的症狀，甚至透過病理變化了解生理功能。在這個過程中，病變就是大自然對生物所進行的實驗，死亡就是對生命最深刻的分析。由此，死亡不再隻是生命的否定與無意義的事物，相反地，在知識論上，隻有透過死亡才能更深地了解生命。
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美國對孩子進行普遍的死亡教育，希望可以讓孩子從小接受正确的死亡觀念。當家人離世，大人會直接告訴孩子這個“壞消息”，坦白說明親人不會再回來了，但同時告知小朋友，仍可以用很多方式紀念。這個過程讓孩子學習面對與承擔，并且毫無陰影地面對死亡。美國式的觀念中，不會因為孩子太小而對死亡的事實閉口不談，擔心吓壞孩子，并且一味把災難、恐怖和黑暗隔絕在世界之外，家長們更希望孩子沒有陰影地面對生死，通過掌握健康的觀念來提高生活品質。
在美國的幼稚園和中國小，甚至開設了專門的“死亡教育”課程。課堂上，老師會依據生活中的事例，如幼稚園飼養的小動物死亡等，來告訴孩子們死亡無法逆轉，而生者則要學會面對自己悲痛的情緒。專業的殡葬人員和醫護人員也會适時走入課堂，分享工作的經驗，毫無避諱地通過真實案例，喚起孩子們對當下的感恩與珍惜。
與此同時，2011年的英國也開始出現“死亡咖啡館”，老闆Jon Underwood因為閱讀了報紙上人們對死亡态度的報道，希望人們能從精神上更放松地面對生死。他開始不定期尋找場地，舉辦兩小時的長桌對談活動。他表示，給大家營造輕松談論生死的環境，讓親人朋友聚在一起用健康、正面的态度談論生命與死亡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