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文物證史 北魏立國前後的河北因素(三)

文物證史 北魏立國前後的河北因素(三)

五、河北佛造像與平城佛造像及石窟

起源于古印度一帶的犍陀羅、馬土臘佛教造像藝術何時傳入中國,目前亦尚無定論。四川省彭山東漢崖墓曾出土了一件陶制搖錢樹,樹座下有一佛二菩薩。樂山麻浩和柿子灣兩窟東漢崖墓内有三身石刻佛像。這有可能是中國最早的佛像形象。但出自墓葬,用途往往和道家以及神仙方術混雜一起,與真正意義上的佛像用途不同。目前發現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佛教造像應該是十六國時期。北魏太武帝死後,平城開始了大規模的雲岡石窟造像活動,雲岡石窟藝術對後來的中國雕刻藝術産生了深遠影響。現在很少發現太武帝以前都城附近有明确紀年和出土關系的佛教造像,這固然與太武帝滅佛事件有關,但任何一種藝術都不是偶然出現的,雲岡石窟産生以前平城附近的佛教造像是什麼樣的,是否對雲岡石窟造像有所借鑒,專家學者一直在探讨。恰恰在距離平城較近的河北中部和西北部發現了相對較多的太武帝滅佛以前的佛造像執行個體。這些造像式樣有可能是北魏前期平城流行的。

目前河北發現的太武帝廢佛以前的金銅造像有7尊,均為小型造像,其中6尊為十六國時期,均為坐像,1尊為北魏時期的立像。除後趙建武四年(338)座像藏美國舊金山博物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立像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外,其他5件收藏在河北省考古研究院和河北省博物院。

文物證史 北魏立國前後的河北因素(三)

1955年石家莊北宋村出土的十六國時期金銅坐佛(正面、背面)

十六國的佛坐像無例外均着通肩式大衣,胸前及前襟部衣紋呈U形或V形,衣紋斷面呈淺階梯狀,尤以兩臂部分衣紋刻劃深刻有力,層次明顯。衣紋呈現一種圖案化、程式化的形式。佛像趺坐的方台座兩旁無例外浮雕二伏獅子,獅子頭呈正面,二獅子之間浮雕水瓶或者作漢式博山爐,爐兩側有供養人。這時的佛像是含有犍陀羅佛像因素的中國式的佛像。

屬于佛教初傳階段犍陀羅系統的舊風格。十六國時,北方盛行坐禅,這種小像是禅觀的對象或是祈福禳災的供養佛像,其他樣式的佛像極少見。

平城與河北地域相近,山水相連,平城如果有早期金銅造像,其形式應該與河北基本一緻。

北魏前,佛教已在中原流行,不過僧徒們主要是在譯經、講經和傳教,建築佛寺的目的亦然。盡管史料中也提到後趙等國大肆營造寺院和鑄造造像,但從考古發現和傳世的佛造像看,佛教造像的數量有限,而且主要是小型的金銅造像,推測主要是供奉在私人宅院或随身攜帶随時朝拜之用。由于質地為銅金,其本身制作十分昂貴,再加上常有鎏金裝飾,就更顯珍貴,制作數量有限,非一般僧衆能擁有,滿足不了廣大信徒的需求,在這種形勢下,十六國後期,石佛造像應運而生,彌補了金銅造像的不足,并在後來與金銅造像并駕齊驅。石材造像有幾大優勢,一是石礦比金屬礦相對多,尤其山區,可以就地取材。二是不用像金屬礦一樣先開采礦石,再冶煉和鑄造,工序繁多,避免多次加工。三是施工簡單,工匠隻要采石雕刻即可。四是造像大小皆宜,造價低廉,廣大僧侶信衆能夠普遍擁有,并能大量進入寺院殿堂供信徒膜拜。五是可以大規模雕造。

目前看到較早收錄十六國時石造像的有清代端方編的《陶齋藏石記》卷五,記載一件384年後燕的佛教造像。河北現存最早的石造像是正定縣文物保管所的一件北魏太平真君元年(440)石造像及河北蔚縣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朱業微石造像。

文物證史 北魏立國前後的河北因素(三)

正定縣文物保管所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石造像

根據觀察,早期的石造像有一定局限性,在選材上稍顯随意,多選擇硬度較差、密度不夠、易腐蝕的砂石為石材。如陝西、陝西、河南、河北一帶的早期佛像基本為砂岩,跟北魏後期和東魏、北齊時選擇細膩的青石和漢白玉明顯不同。其次是佛像造型仿金銅造像,因材料原因,佛身、背光、坐床均為一體。

文物證史 北魏立國前後的河北因素(三)

河北蔚縣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朱業微石造像

此時的石造像基本沿用了十六國時期造像形式。如正定太平真君元年造像,佛像結跏趺坐于長方形基座上。體态健碩,頸項粗短,頭部稍前傾,磨光肉髻,面相方圓,額際寬平,兩耳垂肩。雙目俯視,鼻翼寬豐,嘴角微翹,略帶笑意。身着通肩袈裟。雙手置于膝上作禅定印。圓拱形背光,内外作火焰紋,中間為忍冬紋。頭光為蓮瓣紋。佛座為長方形,佛像為彌勒佛。尊像形式和圖像種類很少,基本都是釋迦摩尼和彌勒像。袈裟為通肩,坐像的印相是禅定印,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古式金銅佛的固定形式,到北魏太武帝時期這種造型依然沿用。彌勒名稱出現較多,而且是佛陀形的彌勒,而西部地區則流行菩薩形的彌勒。

平城距離河北較近,道武帝重用河北高僧,遷徙河北工匠在平城建寺造像,平城地區的早期佛教造像應與河北地區相近乃至一緻。有一件原屬于平城的太平真君三年(442)鮑纂石塔台座,證明了這一點。石塔台座砂岩質,高10厘米,塔身部分已失,台座正中央有捧持香爐的地神,兩側各有獅子,用細線刻毛發的表現手法,是比較古老的表現形式。右側面為女性供養人列像,左側面為男性供養人列像,胡人着裝,背面在縱向框線内刻有銘文。台座刻有銘文14行:大魏太平真君三年的一天,“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河北)的鮑纂在平城為父親和亡母造“石浮圖”及“大涅槃經”,祈願父母将來再生于彌勒佛之世,并願合門眷屬及子子孫孫同受此福。永昌王應為明元帝的孫子永昌王仁(445年去世),發願者鮑纂是其常侍。台座上的雕刻與紋飾,與河北地區的早期造像風格基本一緻。河北早期佛造像應是十六國至北魏早期中國佛造像主要形式之一,是犍陀羅佛造像傳入中國後與本土雕刻藝術結合的産物,在當時至少流行了一百餘年。但是,随着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427)攻陷大夏、太延五年(439)征服北涼,打通了西域通道,經由西域傳來的新的造像樣式波及了河北地區,出現了犍陀羅涼州式新型造像。

河北蔚縣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朱業微石造像,通高60.5厘米,為灰褐色砂岩坐像。面相長圓,長眉細眼,眉間有白毫相,凹窩較深,眼角略翹。鼻梁挺直,嘴略大,嘴角上翹内收,頭部稍向前傾,下颏内收,呈雙下颏。垂肩大耳。面相略呈笑意,結跏趺坐,露一足。雙手施禅定印。與正定太平真君元年造像不同,袈裟出現新變化,成為涼州式偏袒右肩式,發髻上飾以水波紋,數組法绺。這種新的着衣方式的造像,給平城和河北地區帶來了面貌一新的感覺,很快被廣大的僧衆接受,太武帝時期,涼州式的佛造像應該在平城和河北地區開始流行。如果說太武帝時期平城地區流行的佛教造型樣式,蔚縣朱業微石造像形式就是答案之一。是以在雲岡石窟設計選型中,十六國早期流行的造像形式被摒棄,平城地區和河北地區逐漸開始流行涼州式的偏袒右肩式的佛像造型開始流行,并成為昙曜設計選型的重要參考之一。雲岡石窟的開創者昙曜本是涼州高僧,推測其在太武帝滅北涼後跟師賢等高僧一起來到平城,滅佛時避難于河北中山,複佛的第二年受命從河北中山回到平城,奏請文成帝在京城西面開鑿五座石窟。是以,雲岡石窟第20窟,也就是當時第一座石窟佛像造型就與蔚縣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業微石造像有許多相似之處。随着雲岡石窟的開鑿,北魏時期的佛像開始從單調、千篇一律程式化的十六國時期掙脫出來,為後世佛教造像藝術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物證史 北魏立國前後的河北因素(三)

大同石窟20窟釋迦坐像

綜上所述,河北為中原地區的一部分,政治上經常處于中心區域,經濟文化發達,是漢人的主要集聚區,地理位置屬于農業文明和遊牧民族的交界地帶,在漢末以來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處于前沿,開融合之先。而後,這些少數民族與漢族人民一道共同創造了包括雲岡石窟在内的光輝燦爛的藝術與文化。

作者 | 李寶才

編輯|楊逸塵

本公号刊載的作品(含标題及編輯所加的版式設計、文字圖形等),未經中國文物報社授權,不得轉載、摘編、改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權轉載的請注明來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