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江南》今年第5期的目錄言廣告，黃德海的那部“長篇非虛構”新作《讀書·讀人·讀物---金克木編年錄》（以下簡稱《編年錄》）立即引發我強烈而急切的閱讀期盼，這首先當然是因為作品主人公金克木老先生那傳奇般的學術生涯；其次則是德海在這作品後面還附了一則題為“嘗試成為非虛構成長小說”的“後記”式文字，又是“非虛構”、又是“小說”，還竟然要将這兩個基本要素相逆的文體糅在一起，這不得不令我充滿了好奇，急于要看看德海究竟是如何“嘗試”的。
關于金老，我和他說不上熟悉，但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确有過幾面之緣。當時，我還在媒體負責“理論與争鳴”版的編輯工作。這個專版除刊登一些探讨文藝理論問題的長文外，也會有意識地約請一些作家和知名學者寫點千餘字的文藝随筆以楷體文形式刊出。當時我注意到《讀書》雜志每期辟有一名為“燕口拾泥”的專欄，文字雖不長，但内容卻很别緻，作者就是金克木先生。
作為剛走出校園不久的我這個“生瓜蛋子”雖不知天高地厚，但又還有股子“初生牛犢”的愣勁兒，輾轉打聽到金老的通信位址後，便給老人家寫了封約稿信，無非就是将自己與所屬版面情況簡單介紹了幾句，便請老人家“不吝賜稿”之類。不曾想到的是幾天後老人家就回了信并随信寄來了短文，文章寫的什麼現在已全然記不清了，記得的隻有當時自己的欣喜和對老人家由衷的感激與尊敬。随着自己年齡與閱曆的增長，我才意識到這樣的“奇迹”或許隻有在那個年代和那一代學者中才可能出現。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正好要去北大公幹，便覺得應該順道拜謝一下老人家，便事先又去了一信，簡言自己的意圖及造訪時間，老人家依舊很快回複并認可。記得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在北大朗潤園老人家居所外的一塊草坪上，我第一次見到金老，不是想象中的那般仙風道骨，而就是一慈眉善目的長者模樣；簡單寒暄幾句後，老人家就開始向我頻頻發問，而問題大抵都是當時文壇的一些熱點話題，特别是一些作家剛面世于某文學雜志的新作，而這些新作從老人家的言談中可以肯定他一定是看過。這的确讓我很是吃驚，完全不同于當時大多老先生那不加掩飾的“厚古薄今”做派。也耳聞老人家不僅通曉英、法、德、梵語、印地語和世界語等多個且還全然不是一個語系的外語，而且博學，這短短一個小時左右的拜訪也算是親眼坐實了坊間傳言不虛。老人家那并不碩大的腦袋與并不魁梧的身軀又何以容得下如此淵博的學識？何況當時他已是年逾古稀之人了。
德海的這部《編年錄》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存于我腦海多年的上述疑問：自學成才，盡管這個詞兒用在金老這樣一位“奇人”身上有點俗不可耐，況且金老也“從不承認自己是自學成才，總是強調他是有老師的，而且老師都是最好的”。姑且不論金老如何成的才，但他對各種知識的吸納與了解力絕對令人驚異和歎服。金老出生于1912年，在清王朝任知縣的父親不僅花翎頂帶落地，且在次年身亡，家道開始中落，而金老既非嫡母所生又非單傳，其家庭狀況與地位不難想象。
《編年錄》上篇“學習時代”，嚴格逐年完整地記錄了金老35歲前的“求學”生涯。我之是以要為“求學”二字打上引号，是因為這段時光中不僅穿插着金老間或的一些工作經曆，且整個“求學”生涯也完全不同于我們習見中的那種連續性、規範性與系統性，而是呈現出時間上的碎片化和内容上的雖非系統性但又極為廣博兩大鮮明特征。概括1930年金老到北平求學前那19年所受的教育狀況，無論是啟蒙階段還是中國小時期，拼接起老人家那些零碎的自述，便不難看出這一點。所謂正規的學校教育既斷斷續續也不完整，但個人的閱讀卻從未中斷，且面也是越來越寬、越來越雜，從文言到白話、從國學到西學、從人文學科到自然科學，包括一些左翼進步書報刊以及英語、世界語……都是在這個時期走進了金老的視野與腦海。1930年剛滿19歲的金先生到北平求學，盡管三哥相送時囑其“一定要想法子上大學”，但又囿于經濟窘迫，“大學的門進不去，卻不妨礙上另一類大學”：讀報、入頭發胡同的市立公共圖書館、入“私人教授英文”處、入“私人教授世界語”處、入中山圖書堂、松坡圖書館、中國政治協會圖書館、逛舊書店和書攤；至民國大學，聽教育學、國文、公共英文和專業英文，複聽生理心理學、德文、法文課；至中國大學，聽俄文、英國文學史、英文課；至北京師範大學，聽外國人教英文課，窗外聽錢玄同、黎錦熙課；旁聽熊佛西戲劇理論課；再讀屠格涅夫；寫小說；泡北大圖書館；搞翻譯；組讀書會讀馬列原著；聽章太炎、胡适、魯迅演講……1933年帶着在山東德縣師範掙到手的一點微薄薪水再回北平，在北大做起課堂上的無票乘客，聽德文、日文、法文課，迷上天文學；結識徐遲、沙鷗、吳宓、朱錫候等；1935年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員，業餘從事創作與翻譯；結識鄧廣銘，成為學術指路人……包括1941年金老經緬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報紙編輯同時學習印地語和梵語，後又到印度佛教聖地鹿野苑鑽研佛學直至1946年到武大任教前大抵都是這種狀态。
從上述不厭其煩地按時序排列，我們的确不難看出：其一，說金老屬“自學成才”大抵不謬；其二，自學者衆，成才者寡，但金老的閱讀力、記憶力、領悟力、耐受力以及實踐力确非一般人所能抵達；其三，雖無緣接受正規系統的教育，但金老的學習卻是以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與選擇度，于是我們看到他學習的領域格外寬，閱讀的學科特别多，這亦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在《編年錄》中，德海的用語極簡約，但偶爾也會出現或摘錄一點帶有某種畫面感的場景，這很有趣，不妨信手舉例一二。
場景一：金老還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者時，“有一天，一個借書人忽然隔着櫃台對我輕輕說‘你是金克木吧？你會寫文章。某某人非常喜歡你寫的文’”。這個輕輕說話者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有20世紀中國宋史研究主要開創者和奠基者之譽的鄧廣銘先生，當時他正在胡适先生指導下完成自己的畢業論文《陳亮傳》。即使他當時隻是北大曆史系四年級的學生，也未必要主動向這位并無學曆的圖書館管理者示好，而且還将自己的畢業論文給他看；後來，更是主動約請當時還基本是默默無名的金克木為《益世報·讀書周刊》撰寫并發表了與當時早已是名聲顯赫的周作人辯論的萬字長文《為載道辯》，而正是此文成了金老“發表大文章的‘開筆’”。
場景二：在1947年前後武漢大學校園中的珞珈山下，時常有四位中年人一邊散着步，一邊“談得不着邊際，縱橫躍跳，忽而舊學，忽而新詩，又是古文，又是外文……雅俗合參，古今并重，中外通行”。這便是當年在武大被稱為“珞珈四友”的周煦良、唐長孺、金克木和程千帆共同呈現出的一景兒。
其實還有，比如發表自己的作品并不需要啥名流的引薦，比如一封信件就可能結識某位名流并與之交流，比如可以免費看到或旁聽到許多書刊及名家的講學……看着金老年輕時的這些經曆，我也明白了自己當年何以一封普通的信函約稿就很快得到了先生的回複及大作，同樣還是一封普通的信函就能得以拜見金老。
這樣的人際關系與這樣的場景的确令人感到溫馨與神往。如果金老沒有遇到這樣的人與這樣的環境，即使他有過人的天賦與才能，自學雖無妨，成才則未必。胡适當年在為金老證婚時就說過：當時“北大有一特别制度，就是允許青年偷聽。金先生當時不僅聽一門，而且聽很多門。他已成為今天很好的國文學者了。”
最後要說一說這部作品的寫作。作品的主題叫“讀書·讀人·讀物”，這應該概括的是作品的主體内容，即将金老畢生的主要經曆概括為這“三讀”；副題叫“金克木編年錄”，這應該是指作品具體的寫作方法，即如德海自己說明的那樣，全書“以金克木回憶文字為主，間以他人涉及之文，時雜考證”。這樣的作品稱其為“長篇非虛構”自然無妨，換句話也可以稱其為是一部金老生平年表的文字版。可以想象，為完成這部作品，德海下了多少硬功夫、死功夫，耗去了多少心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後所附的那則近乎“創作談”的文字中所提到的“金克木的自學幾乎成了傳奇，可他自學的方法是什麼？金克木曾有近三十年中斷了學術工作，晚年奇思妙想層出不窮的原因何在？”類似這樣的問題在德海的這部作品中都是可以悟到一些答案的。我這裡說的是“悟到”而非“找到”，即答案是需要讀者的參與思考而形成，而并非現成地出現在作品中，而這也恰是德海本作品的重要價值之所在。
還是在這則近乎“創作談”的文字中，德海留下了一句令讀者要費點思量的話：“希望這個編年錄有機會成為并非虛構的成長小說”。“希望有機會成為”指的似乎是未來而非現在這部《編年錄》，“并非虛構的成長小說”則是将“非虛構”作為未來那部“小說”的特征與限定，這很令人好奇。倘如此，那可真就颠覆了小說這一文體最基本的特性——虛構。這當然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不是本文要讨論的問題，但德海這部《編年錄》在寫作上的确是比較嚴格的編年錄筆法，惜字如金，無一字無來處。而我在閱讀這部作品時的狀态則的确比較“分裂”：一方面是嚴格按照時序跟随着作品前行，另一方面作品的某一句或數個句子又的确會立即在腦海裡出現一幅畫面、一個場景甚至一段情節。前一種狀态是在讀史，後一種狀态則是在讀小說。我相信，後一種狀态在其他讀者那也會存在，隻不過是他們想象中出現的畫面、場景與情節與我的未必完全一樣。那麼是否可以說，讀史是被德海牽着在走，讀小說則是讀者和德海一起的“共謀”或“同構”？倘的确如此，德海期待的那種“并非虛構的成長小說”就已然是一種無形的存在了。
作者：潘凱雄（知名文藝評論家）
編輯：郭超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