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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美日封鎖,茶葉助力中華崛起一、25歲單挑英日學者,為茶的祖國正名 二、茶葉換軍備三、在戰火中培育茶葉人才四、晚年編寫《茶經評述》被譽為當代茶聖

突破美日封鎖,茶葉助力中華崛起一、25歲單挑英日學者,為茶的祖國正名 二、茶葉換軍備三、在戰火中培育茶葉人才四、晚年編寫《茶經評述》被譽為當代茶聖

茶文化系列專欄之⒀

出品:抱樸藝文工作室

一個衰敗了的國家,什麼都會被人掠奪!而掠奪之甚,無過于生乎吾國長乎吾地的植物也會被無端地改變國籍……在學術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實在無過于此了!

——中國現代茶葉事業複興和發展的創始者吳覺農

吳覺農先生的《茶經述評》就是“20世紀的新《茶經》”。如果說陸羽是“茶神”,那麼說吳覺農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茶聖”,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陸定一

茶運關乎國運,當中國茶葉稱雄世界的時候,大清帝國成為了世界GDP第一,從事茶葉出口生意的伍秉鑒成為世界首富;當英國人盜走中國茶種、宣布(英屬)印度才是世界茶葉原産地,中國茶葉出口一落千丈。如果你認為,中國國運和茶葉的糾葛就到此為止了,那就太小看這種綠色黃金在曆史上的重要地位了。中國抗日戰争期間,茶葉成為中國從其他國家換取軍火的重要物資,當時的茶人就把重振華茶出口和救亡圖存聯系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外貿公司,就是直屬中央的“中國茶葉出口公司”,茶葉的種植、生産和銷售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成功突破了美國對新中國實施的封鎖禁運,為國家創造了大量外彙。一片小小的樹葉,就這樣成為了中國抗日戰争和反美封鎖的利器。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一、25歲單挑英日學者,為茶的祖國正名 </h1>

距今整整一百年前,一位出生于浙江上虞縣的年輕人,正以官派留學生的身份,在日本農林水産省茶葉試驗場從事茶葉研究,周圍的人不明白,這位一向聰慧有禮的學生,為何突然變得異常氣憤,他們更不會想到,這個拍案而起的年輕人,将會成為新中國的首任農業部副部長,領軍中國茶葉複興。

突破美日封鎖,茶葉助力中華崛起一、25歲單挑英日學者,為茶的祖國正名 二、茶葉換軍備三、在戰火中培育茶葉人才四、晚年編寫《茶經評述》被譽為當代茶聖

晚年吳覺農

上述青年學子就是後來的“當代茶聖”吳覺農,原名吳榮堂,出身于書香門第家庭,因上虞縣自古以來就是茶鄉,吳榮堂從小耳濡目染,對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17時,吳榮堂考入了浙江省甲種農業學校(浙江農業大學的前身),開始研習茶學,他立志要獻身農業(茶業),是以改名覺農。這個時候,他已經清楚認識到,曾經享譽全世界的中國茶葉,已輝煌不再,大英帝國正式取代中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産茶國和出口國(當時的印度和錫蘭都是英國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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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靜岡縣的牧之原台地,是日本大茶園所在

1919年,吳覺農抱着實業救國、科技興茶的強烈願望,官費赴日本留學,在日本農林水産省靜岡縣“牧之原”國立茶葉試驗場專習茶葉科目,他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先進的科學技術,搜集和研究世界各産茶國茶葉的栽培、制造、貿易等方面的史料文獻。

結果,他看到了什麼!

· 1838年,英國少校布魯斯(R·Bruce)印發一本小冊子,聲稱自己于1824年駐印度期間在阿薩姆省(Assam)的皮珊(Beesam)發現野生茶樹,并在之後數年陸續在阿薩姆省發現了108處野生茶樹,據此來證明印度是茶樹的原産地,并妄下結論稱中國茶是印度茶的後代。(這引發了關于世界茶葉原産地的百年“龍象之争”,後面我将單獨用一篇文章詳細講述正本清源過程。)

·1877年,英國人貝爾登(Samuel Bail-don)印行《阿薩姆之茶葉》(Tea In Assam)一書,主張“印度是茶樹的原産地”。

·1903,英國植物學家勃萊克(John H.Blake)在《茶商指南》裡提及“有許多學者……主張茶的原産地為英國而非中國。”

·英國植物學家易蔔生(A. Jabbetson)也在《茶》一書裡說“中國隻有栽培的茶樹,不能找到絕對的野生茶樹,隻亞薩(阿薩姆)發現野生茶樹曰Theahaqmh……植物學家都視為一切茶樹之祖。”

·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辭典》裡說“茶的自生地在東印度。”

看到以上種種荒謬言論,吳覺農異常憤怒:“一個衰敗了的國家,什麼都會被人掠奪!而掠奪之甚,無過于生乎吾國長乎吾地的植物也會被無端地改變國籍……在學術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實在無過于此了!”

為了對這種歪曲事實的行為進行回擊。吳覺農查閱了大量中國古籍有關茶的記載(包括詩詞),引述了大量的曆史證據,同時将國際上的資料也做了辨析和梳理,寫了《茶樹原産地考》一文,刊發在1922年第一期(總第37期)的《中華農學會報》。吳覺農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我國茶樹的發現和利用要比印度早上幾千年,中國才是世界茶葉原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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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這一篇文章是我國首篇系統駁斥外國某些人有意歪曲茶樹原産地的專論,也是一篇聲讨殖民主義者進行經濟文化掠奪的檄文。吳覺農的文章引起了當時中外相關領域學者的廣泛關注。才華初顯的吳覺農也在當時的茶業領域嶄露頭角。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9">二、茶葉換軍備</h1>

留學回國後,吳覺農在國民政府實業部擔任職務,他開始将自己複興茶業的理想付諸實踐。1931年,時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的鄒秉文因器重吳覺農的才華,邀請他籌辦茶葉出口檢驗事宜,并委任他為上海商品檢驗局茶葉監理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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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覺農在上海商品檢驗局擔任技正時的實業部委派其視察訓令

在商檢局的7年時間裡,吳覺農編制了中國第一部出口茶檢驗标準,首創了我國茶葉出口口岸和産地檢驗制度。他同時還在浙江、安徽、江西等産茶省成立茶葉試驗場和茶葉改良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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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覺農在商檢辦公

當時,是中國茶葉對外貿易的低谷期,特别是紅茶的出口直線下降,呈現出空前的慘淡景象。針對這一情況,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後到日本、印度、錫蘭、印度尼西亞、英國、法國和蘇聯考察,對有關國家的茶葉生産和銷售情況,以及茶葉的國際市場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回國後寫出了《印錫之茶業》《荷印之茶業》《華茶在國際商戰中的出路》《華茶對外貿易之瞻望》《中國茶業複興計劃》等論著。1937年,吳覺農與範和鈞(記住這個重要人物,我們将在下一篇介紹勐海茶廠的文章中詳細講述)合著出版了《中國茶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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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着,抗日戰争爆發了,吳覺農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抗擊日寇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援,茶葉的貿易收入便是抗戰軍費的主要來源之一,吳覺農在這期間從事國民政府貿易委員會的茶葉産銷工作。在中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市場上海淪陷後,他努力開拓茶葉對外貿易。

1938年,吳覺農率領一批茶人去武漢着手籌備對蘇貿易,以茶葉同蘇聯換取抗戰急需的裝備武器。同年,吳覺農提出并由國民政府頒布實施了《管理全國出口茶葉辦法大綱》,實行全國茶葉的統一購買、統一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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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勐海茶廠,原稱佛海茶廠

同樣是在1938年,當吳覺農在武漢和蘇聯代表商談的時候,曾和吳覺農合著《中國茶業問題》的範和鈞奔赴雲南,帶領90餘人建成了勐海茶廠,這批茶人建廠的初衷是生産紅碎茶出口國際市場,以換取外彙和軍火支援抗日戰争。

1939年,華茶外銷躍居當時中國出口商品第一位,不僅超額履行了對蘇易貨合約,還從西方國家換回一定數額的外彙,為支援抗日戰争做出巨大貢獻。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0">三、在戰火中培育茶葉人才</h1>

也許是中國茶業在學術上的吃虧經曆給吳覺農留下了過于深刻的影響,他對于培養中國茶葉後繼人才格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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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抗日戰争正打得激烈,時任财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處長兼中國茶葉公司協理和總技師的吳覺農就建議,在複旦大學創立茶葉專業(當時呈報為茶業系,經教育部準許,改稱“農學系茶葉組”),内含四年制大學大學、二年制茶業專修科及茶葉研究室。

戰争對本來就處在低谷期的中國茶業來說是雪上加霜,為了“使貧弱的中國茶葉界稍稍有點生氣”,吳學農在此期間組織人手翻譯美國人威廉·烏克斯的茶葉著作《茶葉全書》。這是中國茶葉經曆了幾千年的發展之後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認為是“中國茶葉改革途上的一個裡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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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培養更專業的科研技術人才,建立專業的茶葉研究機構勢在必行。1941年太平洋戰争爆發,我國對外貿易口岸全部被日寇侵占,茶葉出口停頓,茶葉生産一落千丈。在财政部貿易委員會的委派下,吳覺農臨危受命,帶領蔣芸生、葉元鼎、王澤農等一批專家學者,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國家級茶葉研究所——武夷山茶科所,并由吳覺農任主編、出版了《茶葉研究》《武夷通訊》等優秀的茶葉學術期刊,為我國茶業複興培養了一批擁有較高水準的茶葉專業技術人才。

廣東省茶文化促進會副會長、廣東思普貢茗茶業有限公司·茗六福茶行創始人王藍指出,當時,為了防止因外貿中斷,茶葉無人采摘,以至茶樹老化,吳覺農發起茶樹更新運動,推動由政府向農民發放更新貸款,確定茶園常整常新,這為戰火中處于奄奄一息的中國茶業儲存了希望的火種。

四、綠茶改制紅茶,成功突破美國的封鎖禁運

時間來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吳覺農站在毛主席的身後,見證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他也成為了中國農業部首任副部長。在經曆了上百年的戰亂後,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剛剛走馬上任的吳覺農,會同時任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辦公廳主任林海雲等同志讨論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對外貿易公司——中國茶業出口公司(歸中央貿易部上司),他兼任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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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變化中,他迅速同蘇聯等國簽訂茶葉貿易合同;加緊組織進行茶葉的收購加工,履行易貨償債;并積極開展對資本主義市場的貿易,推銷積存茶葉;大力訂制制茶機械,在各主要茶區籌建各種類型的制茶廠;同時聯系各省積極建立和擴大茶葉教學與科研機構等。

新中國成立還不滿一年,北韓戰争就開始了,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形勢異常嚴峻。針對美國的封鎖,吳覺農采取了綠茶改制紅茶等應變措施,再次用中國茶葉做武器,在國際上蹚出一條生路,靠茶葉出口為新中國換回了急需的物資和外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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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吳覺農在研究世界茶葉市場後,親自對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區)茶業資源作了考察,主張大力發展紅碎茶。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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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南方多地建立起了一批優質茶葉生産基地,品質和數量都得到很大提高。這個時候,吳覺農又開始關注茶葉交易環節。吳覺農主張采取國外産茶國低稅、免稅甚至補貼的鼓勵辦法,提出了減免茶葉稅的建議,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并部分采納實施。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1">四、晚年編寫《茶經評述》被譽為當代茶聖</h1>

1987年,吳覺農發表了他一生中最後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著作——《茶經述評》。該書對唐代陸羽的《茶經》作了詳細的譯注和全面、科學的評述,飽含吳覺農深厚的茶葉實踐經驗和理論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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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中國政協副主席的陸定一特地為之作序,他說:“吳覺農先生的《茶經述評》就是‘20世紀的新《茶經》’,吳覺農先生畢生從事茶業,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态度嚴謹,目光遠大,剛直不阿。如果說陸羽是‘茶神’,那麼說吳覺農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茶聖’,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