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冷戰設計者之一喬治坎南曾說：“美國沒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根據《文化冷戰》一書介紹，資助書籍出版是中情局的重要工作，因為在它看來，“書籍是最重要的戰略性宣傳工具”。據不完全統計，中情局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至少參與了1000本書的出版，還出資請人在各類刊物上撰寫書評，推銷其出版物。對于中情局來說，《日瓦戈醫生》是他們的黃金機會。
1958年1月初，《日瓦戈醫生》俄文書稿以兩個微縮膠卷的形式送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華盛頓總部。英國情報部門提供了這個偷拍的小說拷貝，卻沒有向美國同行透露是如何搞到手的。這部小說在中央情報局内部激起興奮的波瀾。弗蘭克·威斯納是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主管，為他準備的一份備忘錄中，描述《日瓦戈醫生》是“斯大林死後出自蘇聯作者之手的最為異端的文學作品”。
“帕斯捷爾納克在書中傳遞了人文主義資訊，對蘇聯為共産主義制度犧牲個人的道德觀念構成根本性挑戰。作者提出，人人都有權享有個人生活，人不論其政治上是否忠誠或對國家做出的貢獻大小，都理應受到尊重。”蘇俄處處長約翰·莫裡寫道，“小說中并沒有号召起義推翻當局的内容，但日瓦戈醫生鼓吹的政治被動性從根本上屬于異端邪說。帕斯捷爾納克提出，對當局提出參與行動并從感情上投入官方運動的要求，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保持被動的力量勝過了當局贊成的政治‘積極分子’。他甚至進一步大膽暗示，沒有那些狂熱分子，社會的運作會更好。”
莫裡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希特勒入侵蘇聯時，他曾在駐莫斯科大使館擔任大使的海軍助理随員。“二戰”期間，他在蘇聯摩爾曼斯克服役，根據《租借法案》，執行美國向蘇聯提供價值一百十億美元物資的行動。然而，莫裡并不喜愛這個前同盟國。他贊同一種信念，認為要了解蘇聯的行動，最好通過棱鏡回顧蘇聯的曆史。他的一位同僚說：“他認為，蘇聯政權是俄羅斯帝國的延續，并認為克格勃的根可以追溯到伊凡雷帝。”
中央情報局的蘇俄處成員中有第一代或第二代俄裔美國人，其中很多人的家庭是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下逃離的。
美國和英國的情報部門認為，應當出版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不過英國人“要求在美國以外出版”。這一建議确立為中央情報局的政策。他們認為，在美國出版俄文版圖書比較容易讓蘇聯抓住把柄做宣傳，如果在歐洲一個小國家出版，就不易招緻這種麻煩。此外，他們還擔心，美國公然參與，會被莫斯科當局作為迫害帕斯捷爾納克的口實。小說的意大利文版面世不久後，中央情報局職員在一份内部備忘錄中建議，《日瓦戈醫生》“應當出版外國語種盡可能多的版本，在自由世界最大限度地發行，為之歡呼并考慮推薦作者得到諸如諾貝爾獎之類的榮譽”。
雖然中央情報局希望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能吸引全世界的關注，也包括瑞典學院的關注，但沒有迹象顯示，中央情報局考慮印刷俄文版的目的是幫助帕斯捷爾納克赢得這一獎項。
中央情報局參與操作《日瓦戈醫生》得到了政府最高層的支援。在艾森豪威爾執政時，白宮通過其監督秘密活動的“行動協調委員會”，授予中央情報局控制權，讓它全權處理對這部小說的“利用”。這一決定背後的原因是“這一行動的敏感性質，無論如何不能透露出美國政府插手此事”。是以，政府沒有讓國務院或美國新聞署公開宣傳這部小說，而是采取秘密手段，防止“報複帕斯捷爾納克個人或其家庭的可能性”。行動協調委員會口頭向中央情報局發出指導方針，要中央情報局“作為文學作品，而不是冷戰宣傳品”推銷這部小說。
中央情報局非常鐘情于利用小說、短篇故事和詩歌等文學作品。喬伊斯、海明威、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納博科夫等都是他們屬意的作家。書籍可用作武器。如果一件文學作品在蘇聯或東歐看不到或受到禁止，這部作品或許對蘇聯構成挑戰，或者與蘇聯現實形成對照，中央情報局便要設法把這部作品送到東歐集團的公民手中。到了1958年，冷戰已進入第十二個年頭。不論原先對解放東方“淪陷國人民”存在過什麼幻想，當美國等西方強國對布達佩斯流血事件無能為力時，這些幻想便徹底破滅了，他們所能做的無非是透過鐵絲網窺視而已。美國無法在東德1953年的暴亂中提供援助，也無力幫助波蘭人1956年的起義。任何人都不支援幹預，唯恐沖突更新，觸發掌握着核武器的超級大國之間的戰争。出于這個簡單的理由，共産主義無法被擊退。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全球政治戰中，中央情報局從事着與克裡姆林宮的無情争鬥。這一努力的意圖是向以西歐為基地的北約提供支援，反對蘇聯的宣傳，挑戰蘇聯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中央情報局相信思想的力量，新聞、藝術、音樂、文學等形式可以慢慢腐蝕蘇聯當局及其本國和東歐衛星國的人民。中央情報局在打一場持久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在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發起惡毒的反共運動過程以及其後很長一段時間裡，要想請求國會撥款給國務院或政府任何部門用于公開資助左翼組織，或者促進在歐洲的藝術，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直接針對共産主義集團的行動，國會也甯願支援一些實際活動，而不是支援表面上沒有活力的圖書出版。中央情報局當時的财政預算充裕，做這種事綽綽有餘。情報局懷着真正的熱情，相信冷戰也是文化戰。當時有一種意識，認為每年千百萬美元的資金可以支援諸多活動，這些活動将“表現出多元化的和不同的觀點，與自由探究的觀念融合在一起。結果，美國支援的組織代表和成員表達的觀點，在許多情形下與其支援者的觀點并不一緻……公開展示非正統觀念是一種武器，可以對抗行動一緻的龐大共産主義，要了解這一點，就要有成熟的觀念”。這樣一來，中央情報局“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資助機構之一”，規模堪比福特、洛克菲勒及卡内基等基金會。
哈裡·杜魯門總統不喜歡和平時期保持美國情報機構。報紙和一些國會議員對“美國的蓋世太保”公開表達了顧慮。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政府機構中便有人對插手地下秘密活動感到厭惡。但是随着與蘇聯的緊張關系加劇，對杜魯門所稱的“集中窺探”似乎産生了不可避免的需求。中央情報局誕生于1947年，國會除了授權其收集情報外，還授予這個間諜機構權力，執行“透過情報工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功能和職責”。這一表達模糊的授權為秘密活動提供了法律依據。那些秘密活動無法追查到中央情報局頭上，美國政府也可以矢口否認。不過，中央情報局的法律顧問起初拿不準，不經國會授權，情報局是否可以采取這類“黑色宣傳”。
中央情報局標明了1958年的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作為散發《日瓦戈醫生》的目标地點。1958年布魯塞爾環球和國際博覽會是戰後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它已經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冷戰的政治戰場。博覽會于4月17日開幕，要一直持續到當年10月19日，入園參加的總人數達一千八百萬。美國和蘇聯都建起龐大的展館，展示其互相競争的生活方式。中央情報局尤其感興趣的是：這次博覽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讓大批蘇聯公民旅行前來參加一次西方的盛會。比利時向蘇聯公民簽發了一萬六千份通路簽證。
“這本書具有極高的宣傳價值”，中央情報局蘇俄處向各分處上司人送出的一份備忘錄中陳述：“這不僅是因為其固有的資訊和激發思考的性質，還因為出版環境的因素。一位被公認為俄國在世的偉大作家寫的優秀文學作品，竟然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出版本國語言的版本供人民閱讀。我們便有機會讓蘇聯公民思索，他們的政府到底出了什麼錯。”
《日瓦戈醫生》不能從美國展館派送，但中央情報局在附近有個盟友。梵蒂岡展館被稱作“上帝之城”。這座現代派風格的展館上有一座耀眼的白色鐘樓，一百九十英尺高的鐘樓頂上矗立着一個巨大的十字架。這座低調的展館坐落在距離美國和蘇聯展館不遠的位置。
梵蒂岡官員和當地羅馬天主教會在博覽會開展前便開始準備迎接蘇聯參觀者了。蘇聯參觀者溪流般源源不斷地走進梵蒂岡展館，部分原因是受到羅丹雕塑“思想者”的吸引，這尊雕塑由盧浮宮租借給梵蒂岡展館。
9月初，這些神父和女士們開始散發俄文版的《日瓦戈醫生》。中央情報局贊助的版本終于遞到蘇聯公民手上了。不久，遊樂場地上便四處可見這本書的藍色硬殼封面。有些人得到這本小說後，撕下封面，把書頁分拆成幾個部分，塞進幾個衣袋，為了易于隐藏。
俄國流亡者在德國出版的一份周刊評論說：“我們俄國同胞應該對梵蒂岡展館的組織者表現出謝意。由于他們的努力，俄羅斯文學中這部最偉大的當代作品才找到傳回祖國的路……五百多冊書讓普通俄國人帶回了祖國。”
這部小說出現在博覽會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帕斯捷爾納克耳中。9月份，他給在巴黎的朋友薩伏琴斯基寫信說：“《日瓦戈醫生》的原文版真的出現了？在布魯塞爾參觀過的人好像看到了。”
1956年5月，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的書探乘列車前往莫斯科郊外，拜訪俄國詩人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他離開時帶走了帕斯捷爾納克首部小說的原始書稿，以及作者托付的一句話：“這是《日瓦戈醫生》，願這本書流傳全世界。”帕斯捷爾納克相信，自己的小說不可能在蘇聯出版，因為官方認為此書攻擊1917年革命，是一株無可救藥的毒草。
從意大利開始，《日瓦戈醫生》多種語言的譯本在世界各國廣為流傳；與此同時，帕斯捷爾納克在蘇聯國内遭遇了疾風驟雨般的輿論抨擊。這部巨著引起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注意。中央情報局秘密印刷了一批俄文版《日瓦戈醫生》，偷運進蘇聯。《日瓦戈醫生》被卷入冷戰雙方意識形态鬥争的漩渦，這成為該書非凡經曆的一部分。半個世紀之後，《當圖書成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的兩位作者發掘了這段不同尋常的轶事。
（作者：[美]彼得·芬恩 [荷]比特拉·庫維 ，翻譯：賈令儀、賈文淵；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