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攝影：陳昊
這座東方大港、文化名城最大的特别之處在于，它始終立于中國海洋文明與儒家文明的交彙處和至高點。
甯波河姆渡遺址（吳維春/攝）
甯波，是中國東海海岸線上明媚晨光最先抵達的地方之一。
這裡山海相倚，岸線曲折，海灣縱深，景色奇麗。這裡人傑地靈，思想偉人、商業巨子代出，浙東學術、藏書文化、東南佛教、商幫文化在此興盛，氣象萬千。
這座東方大港、文化名城最大的特别之處在于，它在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始終立于中國海洋文明與儒家文明的交彙處和至高點。兩者的交融與彙聚，正是甯波的文明根脈所在。
井頭山：海洋文明曙光
1973年，甯波餘姚河姆渡鎮的村民們計劃在一個低窪處建排澇站時，發現了一個驚動世界的秘密。
在這裡，人們找到了大量7000年前的植物遺存、動物遺骸、木建構築遺迹和構件，以及數以千計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河姆渡出土的飲食用具有釜、罐、缽、盆、盤、碗等。釜、甑等炊具的出現，說明人類已從生食到熟食，從漁獵到定居，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新的曆史階段，是人類曆史劃時代的标志。
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與命名，打破了中國史前文明黃河中心說的曆史局限，把長江文明納入到中國文明起源的核心位置，進一步确立了中華文化多源起源的共識。
40年後的2013年，距離河姆渡遺址不遠處的甯波餘姚市三七市鎮，又勘探出了一塊轟動性的巨大新遺址群。它以附近四明山餘脈中的井頭山得名，被稱為“井頭山遺址”。
2019年9月至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甯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出土了豐富的海生貝殼、漁獵動物骨骸和陶器、木器等人工制品，顯示出濃厚的海洋文化特征。
專家在研究後認為，現在的遺址區是海拔僅2米的甯波沿海平原的一角，8000年前這裡是一座西高東低的小山頭的坡地，面朝古海灣，井頭山人居住的村邊每天見證着東海的潮漲潮落。隻是後來經曆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沉積，山頭被厚厚的淤泥掩蓋了。
這裡生活的先民，應是中國沿海最早的漁民，創造的是中國東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文化的重要來源。
這是中國海洋文化考古和海洋環境研究的重大突破，也将甯波海洋文明的起點往前再推了1000年。井頭山遺址出土的每一枚貝殼、每一塊陶片都展示着中國和甯波地區的先民，如何在8000年前就邁出了擁抱海洋和探索海洋的堅定腳步。
明州港：見證中國大航海時代
西晉末年，中原大亂，衣冠南渡，規模空前的移民湧向浙東；最著名的是琅琊王氏、陳郡謝氏兩大家族。因為他們的遷入，浙東一時成為文化高地。
那個縱情山水、玄學興盛的時代，以王羲之、謝安為首的東晉十八名士以及與他們交遊的支道林、竺道潛等十八高僧，長期在浙東占山結廬。他們在一座美麗的山中，發現了“中通日月之光”的神仙洞窟“四窗岩”，于是将這座山重新命名為“四明山”，“明州”也由此成為了甯波的初名。
隋唐大一統後，魏晉名士雲集的浙東成為重新發現中華文化的重地。文人雅士沿着浙東運河而來，東達東海舟山，南溯曹娥江、剡溪至天台、臨海，或從新昌沿剡溪至奉化溪口、甯波，遊覽東南山水，追尋魏晉遺風，形成燦爛的“浙東唐詩之路”。
李白一生曾四入浙江，親眼目睹了“四明三千裡，朝起赤城霞”“日出紅光散，分輝照雪崖”的絢麗世界。大詩人賀知章更是自号“四明狂客”。如今的甯波月湖之上，還有紀念李白與賀知章兩位大詩人的賀秘監祠。
南北文化的交融，又提升了地域文化創造力。甯波上林湖越窯具有超高的瓷器制作技藝，其中青瓷又以超然高舉、道法自然的雅趣最受推崇。
聲名遠揚的越瓷，直接助推了明州港的興起。在唐代，明州作為越窯産品的主要外銷港口，直接面向日本、北韓半島和東南亞諸國出口。
至兩宋，明州民間海洋貿易進入黃金時期。尤其是南宋，以長江三角洲為核心的江南商品經濟快速發展，形成了強勁的市場拓展力，明州港成為商品經濟從内陸向海洋、從區域市場向近海市場擴張的橋頭堡，見證了屬于當時中國的大航海時代。
陸遊曾如此描繪明州港貿易盛景：“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萬裡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從明州港輸出的，不僅是茶葉、瓷器和絲織品，還有大量的佛畫、書籍等。甯波天童寺成為日本禅宗祖庭，連造船木工、造像雕工等工匠也遠渡重洋，到海外傳播文化。說當時的甯波是東亞文化之重鎮，絕不為過。
由于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甯波還是東海海神的主要創造地。媽祖信仰因甯波而逐漸走向全國，彌勒、觀音等民間信仰也随着海商、漁民群體走向世界。
甯波出大儒
北宋年間的“興學運動”，使甯波地方官學得到了快速發展，孕育出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
北宋慶曆年間，樓郁、杜醇、楊适、王緻、王說五位學者并稱為“慶曆五先生”，開啟了甯波新儒學的建設，培養出一個初具規模的平民子弟學生群。
兩宋期間，甯波文脈不斷興盛。僅鄞縣就有730名進士。其中最為輝煌的是史氏家族——自宋徽宗以後的160年間，這個家族數十人高中進士，三人官至宰相，六人官至六部尚書，超過200人在朝廷内外擔任官職，甯波人贊之為“滿朝文武，半出史門”。
東晉遷入的王、謝兩大家族，在明代複又走向輝煌。家族後人謝遷、王華在成化年間先後中狀元，王華更有一位名冠天下的兒子——大儒王陽明。
王陽明一生曆經艱險，官場起伏，但做“天下第一等事”的初心不改。每至一地，廣泛求學于儒、佛、道名家之間。在谪居貴州龍場為驿臣的人生最困苦之時，于龍崗山山洞之中，悟出“心即理”，即著名的“龍場悟道”。其後，他又提出“知行合一”等命題，激勵人們走出書齋，在實際生活中去改良世界，創造世界。
“陽明心學”深刻影響了後世的曾國藩、梁啟超、胡适、陳獨秀等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傳入日本後，直接推動了明治維新的思想啟蒙，被梁啟超形容為“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當代日本“經營之神”稻盛和夫也是“王學”的公開推崇者。
明末清初，甯波又出了一位民主啟蒙思想家——大儒黃宗羲。
黃宗羲的父親是東林黨人，因彈劾魏忠賢下獄而死。冤案平反後，黃宗羲上書請誅魏黨餘孽，在刑部會審時以袖中錐刺仇人，以“姚江黃孝子” 之名傳遍天下。清兵攻下南京後，他和弟弟黃宗炎一起，變賣家産，招募數百義兵，組織“世忠營”奉魯王抗清，出生入死在所不惜。
清政府平定江南之後，他長期隐居于餘姚老家父親墓前的“龍虎草堂”，屢拒清廷征召，以講學著述終其一生，“龍虎草堂”也成為浙東學子向往的思想聖地。在這裡，他寫下了《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等巨著，開創了浙東史學派，綿延數百年。
“商與書”粹合
甯波人好藏書，藏書風尚正是甯波人輝煌文明成就背後的知識支撐。
建于明代嘉靖年間的範氏天一閣，距今已有450多年的曆史，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三座家族藏書樓之一。
天一閣之是以能屹立數百年，最終演變成一個傳奇，得益于主人範氏家族對書籍的至誠熱愛和極為嚴格的管理措施。
創立人範欽是甯波鄞縣（今鄞州）人，明嘉靖十一年進士，曾官至兵部右侍郎，歸鄉後在甯波月湖西岸家宅東側建造藏書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命名為天一閣。
範欽及其範氏家族後代對于書籍保管極其理性，不僅采取了環水築樓、芸香避蠹、石英吸潮等周密的防火防蟲防潮措施，還制定了“代不分書，書不出閣”等一系列嚴格的閣禁和傳承制度。
天一閣一方面私密性極強，另一方面也緻力于追求經世緻用。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範欽的八世孫範懋柱進呈天一閣藏書638種，朝野震動，成為藏書家心目中的文化楷模。天一閣也曾有選擇地向學者開放——大儒黃宗羲就曾有幸登上書樓，“悉發其藏”，并寫下著名的《天一閣藏書記》。
天一閣所展現出的對文化執著追求，凸顯了甯波人對文化價值的重視、對獨立人格的追求和對社會的強烈責任感。
新中國建立後，甯波為祖國貢獻了一大批做出開拓性研究的院士，如談家桢、童第周等，甯波籍院士數量遙居全國前列。
良好的讀書傳統，尤其是儒家傳統教育，也使得甯波人善于積累财富，但并不為财富所累，緻力于“行道以利世”。
近代開埠以後，一批理念開放的甯波人因為善于學習、勇于創新，加上臨海的地域優勢，迅速積累了财富，形成“甯波商幫”。此後，甯波商人輾轉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将商業利潤投資于新式銀行、輪船航運、現代工業等新興實業領域，創造了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件西裝等100多個“中國第一”。
甯波商人成功後，首先想到的則常常是捐資辦學。被稱為甯波幫開山鼻祖的著名實業家、金融家嚴信厚曾創辦新式學堂“儲才學堂”，甯波籍香港商人邵逸夫曾捐出巨資在内地助學，甯波籍“世界船王”包玉剛則在改革開放後回鄉捐資創辦甯波大學。
商與書的粹合，孕育出了甯波城市獨特而高貴的文明氣象。
（作者為甯波市文化旅遊研究院黨支部副書記、政策理論部主任 黃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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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編輯：周子茹 二審：張理趣 三審：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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