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紀念四位開國領袖，第四版（1990版）百元人民币上，印着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和劉少奇同志的頭像。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畫面，我們再來看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曆史故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3">一、朱老總：“借錢還不了”</h1>
我們就從四位領袖中年紀最大的朱老總說起。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儀隴縣，家裡非常貧窮。他後來回憶幼年時的窮苦境況，真是鹽都吃不起的地步：“我們這樣的窮人，隻能買又髒又黑的鹽巴。”即使這樣劣質的鹽，也不能一勺一塊地放進菜裡，而是用一個湯碗盛上水，溶化一點兒鹽巴在水裡，吃青菜的時候把菜挾在鹽湯裡過過水；或者把鹽巴塊放在桌子中央的碗中，吃菜時在上面擦一擦。
家裡一貧如洗，朱德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伯父伯母沒有子嗣，過繼朱德為養子。這是朱德命運的第一個轉折。養父母家也不寬裕，含辛茹苦供朱德識字讀書。此大恩大德，朱德終身不忘。朱德考上了秀才，卻無意“仕途”——就算考試及第，家裡也無錢捐官；并且朱德對當時的官僚階級十分痛恨：“我小的時候，都看到做官的初來時瘦得像頭餓虎，到臨走就腦滿腸肥。”他違背全家的期望，悄悄報考成都師範體育生。他離開家鄉那天早晨，失望的家人沒來送行，隻有“一向疼愛我的養父，送了我好幾裡路才回去。”“那年他大概六十歲了吧，很見衰老，穿一件滿是更新檔的衣服和一雙舊草鞋。他往回走時，我哭了。”
質樸的語言，其感染力與朱自清《背影》中對父親的描寫，同樣強烈！
後來朱德尋找共産黨，上了井岡山，離家多年，音訊中斷；直到國共合作，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線，才與家人恢複聯系。當得知生母和養母依然健在，他非常高興；又獲悉四川發生大旱災，家中困苦，心憂兩位老母親的生活，又十分難過。當時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二人，每月隻有五六塊錢津貼，這點兒錢寄回去也于事無補。康克清急中生智，對朱老總說：“能不能找人借點錢，以後再還他？”朱德回答：“還？今後拿什麼去還？”這一下倒把康克清問住了。夫婦倆現在沒錢，今後也不會有高薪和私産，怎麼還賬？康克清又想辦法：“能不能有這麼一個人，借了錢又不必還他？”這一下提醒了朱德，朱德高興地說：真有這麼一個人！對，就找他幫忙。
這人名叫戴與齡，是朱德幼年時的同學。朱德任滇軍旅長時，戴與齡投奔朱德，後來一起參加南昌起義，受傷後回到家鄉泸州，以開藥店為生。朱德趕緊給戴與齡寫信，信中說到：“惟家中有兩位母親，生我養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歲乏食，恐不能度過此年，又不能告貸。我十數年實無一錢，即将來亦如是。我以好友關系向你募二佰元中币，請你代我速寄家中。此款我亦不能還你，請作捐助吧。”戴與齡與朱德雖長久未見，但肝膽相照，馬上為朱德家中寄去200元錢，解了燃眉之急。
即使到抗戰勝利，朱老總仍然身無餘錢。1946年1月，一名外國記者采訪朱德。在他的報道中這樣描繪朱老總：朱将軍坐在一個冷風飕飕的窯洞裡，他“沒有薪饷、衣履簡樸，軍階卻相當于美國五星上将。”朱德獻身革命，有借無還，成就了這一段佳話。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2">二、毛主席：中央也很困難</h1>
大家都熟悉徐海東給剛到陝北的中央5000塊大洋的故事。徐海東在他的《生平自述》中說：楊至誠拿着毛主席批的條子，向紅25軍借2500塊錢，徐海東将供給部長找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說，全部還有7000塊。徐海東說：留下2000，其餘5000全部送交中央。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毛主席是個對金錢很潇灑的人，但中央紅軍剛到陝北，上萬人馬少衣寡食，逼得他這個領頭人必須努力去籌措。這并不比打仗容易！不但初來陝北時困難，後來同樣困難。開國上将王平回憶的一件事，很有意思。
那時抗戰剛剛開始，王平任紅27軍政委，接到指令，要他和軍長賀晉年帶領部隊從富縣去正甯接防。這段路要走三天時間，都在國統區内行軍，一路上沒有供給機關，隻能自己買糧食吃。偏偏紅27軍“江湖告急”——奉命調動的軍部加一個團，一共隻有100元！
王平給中央報告困難，中央回複說沒有錢。沒錢怎麼開拔？于是王平給毛主席打了個“求救”電話，請求撥款3000元，沒有3000給2000，沒有2000——給1000也行啊！沒想到，毛主席的回答很幹脆：“沒有，我一塊錢也沒有。”“沒有怎麼辦啊？”王平問。毛主席說：“那就想辦法嘛，一個人想不到兩個人想，兩個人想不到三個人想，還想不到就睡覺，睡起來再想。”
話說到這份兒上，沒轍了。“世上無難事，隻怕有心人”，被毛主席逼着“睡起來再想”的賀晉年和王平，真的找到了辦法。紅27軍駐地附近有一個國民黨任命的聯保主任，住在土圍子裡，囤積了很多糧食，倒賣給當地百姓和駐軍。這人有一個規矩：買糧食的人隻能走到土圍子的吊橋上，把錢交進去，他再放糧出來。紅27軍派後勤幹部去買糧，剛上吊橋，土圍子裡就開槍了。這一下賀晉年和王平發火了，找到富縣國民政府的縣長，控告聯保主任破壞抗日。縣長把聯保主任叫來，狠批了一頓，問他：“你是認打還是認罰？”聯保主任連連說認罰認罰。于是三方簽了個協定，罰聯保主任500擔糧和5000大洋。
這可把王平他們高興壞了。王平打電話向毛主席報喜，毛主席哈哈笑了，說：中央也很困難，這筆錢你們不能全帶走。你原來不是說1000元也行嘛，剩下4000給延安送來吧。王平一聽傻眼了，連忙求情：“主席呀，我們隻留1000元太少了，解決不了目前困難。”毛主席說：“好吧，你們帶2000吧。”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4">三、劉少奇：節儉從我做起</h1>
1934年7月長征前，劉少奇同志被任命為中央蘇區福建省委書記，擔負着為戰略轉移擴紅和籌糧的艱巨任務。劉少奇到達福建省委機關，經過幾天觀察、了解，發現機關吃的是大鍋飯，沒吃夠又去鍋裡舀，不利于節約。劉少奇來了一個“包吃到人”、“一包就靈”：機關幹部每人從自己的口糧裡，每頓取一定量的糧食，包成一個米包，挂上寫有自己名字的小竹牌，交給炊事員統一放在鍋裡蒸，吃飯時，各自找自己的飯包，稱為“包包飯”。劉少奇同志帶頭吃包包飯，響應每月節約 3升米的号召，既減輕了群衆負擔，又為紅軍籌集了軍糧。這種嚴于律已、以身作則的作風，一以貫之，後來上升為理論，就是著名的《論共産黨員的修養》。
建國後，身為國家上司人的劉少奇同志，一家人住進了中南海，依然保持着艱苦樸素的家風。王光美回憶，國家實行薪金制後，各位上司人的工資要供一家人吃穿住行，中南海的住房還要繳納房租和家具租金。當時在西樓設了一個食堂，朱德、彭德懷、楊尚昆和劉少奇4家在這個食堂就餐。劉少奇家和朱老總家因為孩子比較多，吃得就比較差。
劉少奇同志的兒子劉源，後來的上将，當時還是小孩，他回憶道：我們家小孩子多，特别是星期天，孩子都回了家，一到開飯時非常熱鬧。到開飯時，父親總是用一個空盤子，一樣菜夾一點，自己埋頭吃，吃完就走，不多說話。每次一等他夾完，孩子們就上前搶菜。楊尚昆同志家孩子少，他的夫人李伯钊又在文藝團體工作，待遇比較好，總是把他們家好菜端過來讓孩子們吃。彭老總經常家裡隻有他一個人，經常也叫孩子們上他那兒吃。
這就是一個國家主席的家庭生活。劉少奇同志出差，同樣保持着樸素作風。1958年，劉少奇在成都開會期間到都江堰參觀。參觀結束後，在當地幹部陪同下，劉少奇和王光美來到一家川菜館，大家請劉少奇夫婦嘗一嘗當地出名的特色菜品——“活水豆花”。其實豆花在四川是很普通很廉價的菜，所謂“活水”，隻是表示用的水是流動的。劉少奇到了餐桌前一看，桌上除了豆花，還擺了滿滿一桌其他菜。劉少奇沒說話，等剛吃完飯就對王光美說：“你去把帳結了。這頓飯，我請客。”
自己生活樸素，但老百姓有錢，劉少奇同志就高興。據長期跟随劉少奇工作的鄧力群同志回憶，1956年劉少奇到河北了解煤礦勞工待遇，當聽說收入高的井下勞工可以拿到400塊錢時，高興地笑了：“煤礦井下勞工的月工資超過國家主席了，這可是個好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4">四、周總理：西花廳的海棠花又開了</h1>
建國之初，中央機關遷進北京城，由周恩來安排中南海的住處，周恩來給自己標明了相對偏僻的西花廳。西花廳在中南海裡算是“新”建築，因為它建于1910年，是為末代皇帝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沣修建，好輔助兒皇帝處理國事。沒想到還沒來得及入住，大清就亡了。沒有人住的屋宇，破敗得特别快。四十年後的西花廳，年久失修，柱歪牆斜。地上鋪的泥磚，冬天很冷，加上雨天潮濕，泛着一股難聞的黴味。四周牆壁上的油漆已呈現裂紋，有的地方還有脫落。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堅持湊合着住。他說：這比延安的窯洞好多了；國家資源有限，要用在生産上，而不應該用在改善上司人的居住條件上。這一住就是10年。有一次周總理到外地出差兩個月，從業人員對西花廳進行了裝修，地上的方磚改鋪了木闆，地闆上還鋪上了漂亮的地毯，梁柱更換了，牆壁粉刷一新，還換上新家具和新窗簾。周恩來回來一看，責問道：“這是怎麼回事？誰叫你們這樣搞的？一共花了多少錢？這是鋪張浪費！”周恩來生氣地說，不恢複原樣他就不回去住。後來他冷靜下來，承認恢複原樣會花更多的錢，這才回到西花廳。這還沒完，他為這件事兩次在國務院會議上作檢讨，說自己對這一浪費負有責任，“裝修的标準太高了，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的錯誤。”
這是西花廳唯一一次裝修。最讓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喜愛的，是每年春天西花廳盛開的海棠。周總理在這裡工作生活了26年，直至去世。同樣是房屋，周總理卻撥出巨款裝修。這是怎麼回事呢？
1962年，中國駐英國代辦熊向晖——相當于大使，當時中英外交關系為代辦級——向外交部和周總理發了一份請求維修大使館的報告。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位于倫敦市中心波特蘭大街49-51号，是一幢建于1785年的老宅。從清政府至民國再到新中國，這兒都是中國使館。到60年代，這幢将近200年的建築，磚木腐朽，成了危房。經測算，維修重建需要70萬英鎊。當時中國經濟困難，國力不強，這份報告被壓了下來。
1963年，熊向晖回國述職，在與周總理交談中，再次提到使館維修問題。周總理問：“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是不是被關在這個地方？”熊向晖回答：“清朝公使館在二層有一個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間，當年孫先生就是關在那裡。1933年5月，國民政府駐英公使館把它辟為了‘孫中山蒙難室’。現在還有不少華僑甚至外國人參觀呢。”周總理嚴肅指出：你們報告中未能提到這麼重要的事情；孫中山蒙難室應該保護起來，以紀念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
不久，駐英代辦處就收到了70萬英鎊維修款，周總理派出的測繪、設計人員也來到倫敦采集資料，準備維修重建。沒想到事情再起波折。在辦理房屋拆建手續時，突然接到英國文物保管會通知：因這兩幢建築出自18世紀著名建築設計師亞當兄弟的手筆，屬于“亞當建築”，不能拆！
這事兒延宕了10年，直到1973年，中英外交關系更新為大使級，英方終于同意中國重修使館。又過了10年，1983年重建工程動工，1985年竣工，按照當年周總理的訓示，将孫中山蒙難室原樣保留了下來。
時光進入新世紀。波特蘭大街中國大使館已經不能滿足使用需要，中國購買了原英國皇家造币廠作為大使館新館舍。皇家造币廠（Royal Mint Court）的簡稱為RMC，2018年，在交接儀式上，中國駐英大使劉曉，巧妙地将RMC解讀為Right Moment of China——“屬于中國的時刻”。
半個世紀，滄海桑田。周總理，這盛世，如您所願！
本文作者：馬驽，“這才是戰争”加盟作者 ，未經作者本人及“這才是戰争”允許，不得轉載，違者必追究法律責任。
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機關任職，緻力于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争行動有個人獨到的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争》于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衆号名亦為“這才是戰争”，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