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造成人類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可分為自然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
非正常死亡原因複雜
自然因素一般是指那些劇烈、不可抗拒的自然運動造成的傷害，例如地震、洪水、泥石流、飓風等劇烈地質和天氣變化，都能夠造成人類快速、大面積的非正常死亡，這在考古發現中也屢見不鮮。最著名的當屬羅馬龐貝古城遺址和中國青海民和喇家遺址。
社會文化因素造成的人類非正常死亡也有多種類型，最常見的是社會暴力沖突所造成的死亡，例如長平古戰場遺址、垓下遺址等都能發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類遺骸。還有因社會文化習俗造成的死亡，例如安陽殷墟遺址中常見的人殉和人牲等。這些非正常死亡一般會在人類遺骸上留下可觀測的痕迹，例如骨折、創傷、骨骼非正常失蹤。有的遺址甚至可通過随葬品在骨骼上的部位，來判斷沖突的具體細節，例如箭頭的位置、武器造成的痕迹等。
此外，還有一種非正常死亡現象，與自然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可能都有關系，在考古中也很常見，卻難以通過遺骸研究得以确認，這就是瘟疫。瘟疫是由于一些強烈緻病性物質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具有突發性、潛伏期和發病期短、傳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等特點。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嚴重，對人類後代影響巨大的有鼠疫、天花、流感、霍亂、瘧疾等。
瘟疫考古線索難以發現
瘟疫類型多種多樣，引發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天氣原因造成的，有的因環境破壞加劇了瘟疫的流行，有的是不合格的醫療衛生造成的，有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具有社會性和自然因素雙重屬性。也有一些瘟疫的流行與密切接觸動物有關，可分為被動性接觸和主動性接觸。被動性接觸包括生活環境與某些動物的密切接觸，是在生活環境周圍被動接觸攜帶病毒的動物造成的。主動性接觸包括食用、役使、寵化某種攜帶了病毒的動物造成的傳染。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我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關于瘟疫及其治療的記載。《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疠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這說明當時對瘟疫的認識已達到了一定水準，認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瘟疫除了造成人口的非正常大量死亡，還可能造成社會和文化的大動蕩和大變遷。曆史上人群的大遷徙和文化的交替背後，都可能有瘟疫的影子。許多朝代的更疊和戰争的爆發背後都有瘟疫的影響。盡管瘟疫爆發的記載不絕如縷，造成的後果嚴重至極，但在考古發現中卻鮮有發現和報道。究其原因，除了考古發掘本身具有的偶然性之外，缺乏對考古發現的準确解讀也是重要原因。
一些史前遺址和邊疆地區考古遺址缺乏文獻材料，無法與文獻記載互相印證。而在文獻相對豐富的曆史時期考古中，較少關注和收集古代人骨資料。對少量的可能與文獻記載的瘟疫有關的考古發現，也很少進行多學科對照研究。古代醫學考古的研究一般根據傳統和出土文獻，少量結合出土遺物，如針砭、中藥材、醫藥器具或人體偶像等，但較少關注古代人類遺骸上展現的古代疾病甚至瘟疫現象。
雖然考古發掘中發現了一些災難遺址和包含非正常死亡遺骸的遺址，但考古學家很難發現瘟疫線索進而進行相關研究，在古代人類遺骸的研究上也面臨這種困難。可喜的是，近年來，随着考古學本身的發展和科技考古技術的提高，人們對古代人類遺骸的研究越發重視，骨骼病理學方興未艾。考古學家希望通過對古代人類遺骸的研究，進一步了解古代人群的健康狀況、一些疾病的發展曆史以及與人類發展的關系。
骨骼形态變化不易觀察
骨骼病理學研究的重點是骨骼的變異，就是某種疾病導緻的骨骼與正常骨骼之間的差異。通過這種變異，研究疾病的成因、疾病的結果，探讨人類健康與社會文化變遷和生業模式變化之間的關系，最終解決曆史學、考古學和健康史的問題等。但是，一般來講，隻有劇烈的社會沖突和地質氣候現象，才會導緻骨骼的快速變化，而疾病引發骨骼的變化是一個較為漫長的發病過程。病竈首先出現在軟組織、器官或骨髓中，長期的生長才會擴散到骨骼。能夠在骨骼上發現的疾病都不是快速緻命的，而是患者長期攜帶，比如梅毒、貧血、牙釉質發育不全、退行性關節病等。
瘟疫是一種急性傳染性疾病，它的發病特點是周期短、緻死率高、傳染性強。由于短時間内就會造成人類的大規模死亡，病原體一般不會有足夠的時間沉積在人體骨骼上或改變骨骼的形态。即使一些瘟疫或疾病可能導緻骨骼變化，但這種變化可能是微小、局部、不易觀測的，對骨骼形态學研究而言，還是難以實作有效的觀察。
是以，目前不多的有關瘟疫的考古學研究，一般是建立在考古背景、随葬品、葬式葬俗、埋藏學等間接線索上，通過證據鍊的方式判斷遺址形成的可能，甚至這種可能具有唯一性的解釋
内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爾沁左翼中旗哈民忙哈遺址是目前得到多數考古學家認可的可能與瘟疫有關的遺址。2010—2013年，内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聯合對該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和骨、角、蚌制品等遺物千餘件。碳十四測年結果表明，該遺址距今約為5500—5000年，相當于紅山文化晚期。
遺址發掘的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建築，平面呈長方形或方形，部分房址儲存有木質結構過火坍塌的痕迹。數座房址内堆棄有人骨标本，至少代表了181例個體。其中，F40在僅有的18.5平方米的室内，層層堆棄了至少97例人骨，尤其是靠近門道不足4平方米的範圍内，人骨上下疊壓多達三層。每一例人骨的顱骨、軀幹和四肢骨，都儲存在原有解剖學位置上，未見擾動，但姿态各異，無明顯規律，且部分骨骼有火燒痕迹。在排除了自然災害和社會暴力沖突等因素外，結合埋藏學、考古學等背景，發掘者認為，這些人的死亡可能與瘟疫有關。也有學者進一步提出，可能與當地田鼠攜帶的鼠疫病毒有關。
科技手段助力破解謎題
由此，考古學家對一些過去難以解釋的考古現象，開始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一些史前遺址缺乏相應的文字證據和文獻材料，但考古發掘顯示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現象，在排除了其他原因後，可适當考慮瘟疫的因素。
例如内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廟子溝史前遺址，42座墓葬中有41座墓葬屬于非正常埋葬，墓葬人骨都是利用房屋内外窖穴或房子居住面埋葬，且屍骨姿态各異，性别年齡各異，骨骼上無明顯暴力沖突痕迹。發掘者認為，埋藏過程比較簡單和草率，缺乏應有的程式和正常的随葬品。有學者認為，廟子溝遺址與哈民忙哈遺址的年代差不多，環境也類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樣的瘟疫。
21世紀以來，科技考古技術不斷提高，尤其是分子生物學技術引入考古研究後，極大提高了我們認識古代人群和社會的能力。2015年，《細胞》雜志報道了生物考古學者的研究，他們在歐亞大陸5000年前的數個遺址的人骨材料中發現了鼠疫的直接證據。這是最直接、最确鑿的對古代人類遺骸進行的有關瘟疫研究。相信這種技術會更多地應用于中國考古學，推進中國古代瘟疫的考古學研究。
考古遺址中這些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埋藏現象，可能是一種對生前病患者的隔離方式，也可能是為避免瘟疫的進一步傳播而對病逝者采取的措施。我們據此可推測，史前居民在受到瘟疫威脅時，不排除對病患人群或區域進行了隔離。通過隔離、焚燒、遷徙等措施，可能有效控制了瘟疫，也為我們留下了可能與瘟疫相關的考古遺存。
據研究，瘟疫發生需要多種條件。病原體、宿主、環境、易感人群的健康狀況、生業模式、人口密集程度、醫療衛生條件等，都是瘟疫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關鍵因素。消滅瘟疫需要多方面綜合考慮，首先需要從源頭上加強環境保護，減少病原體的産生和傳播。其次是減少病原體和人群之間的聯系，避免宿主感染和傳播。再次是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增強抗擊疫情的能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降低人口密集程度和人群之間的傳染可能性，加強隔離措施。
進入現代社會，人類面臨的疫病壓力越來越大，主要因為人口數量越來越多，密度越來越高。研究發現，城市規模越大，瘟疫傳播的風險也随之提高，危害也越大。
目前，我國的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我們充分相信，我們終将戰勝疫情，恢複正常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我國的抗疫經驗值得受疫情困擾的國家學習和借鑒。
（作者：王明輝）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