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終将戰勝邪惡，這是我們在社會背景渲染下所形成的約定俗成的觀念，但由于年代和社會背景不同，維克多·雨果所著的《悲慘世界》與我們的這種觀念背道而馳，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下，善良和正義也會輸給邪惡。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委身于惡</h1>
十九世紀初期的法國社會動蕩不安，上流社會的人們一如往常的奢靡，而位于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們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故事的主人公冉·阿讓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貧窮并沒有剝奪人性的善良，雖然自己并不富裕，但冉·阿讓還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來幫助姐姐撫養她的七個孩子。
他當然可以自食其力，腳踏實地地用雙手來維持生活，但殘酷的社會卻并不給他這個機會。在冉·阿讓尋找工作屢次碰壁後，他被迫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為了不讓孩子們餓死，他隻能去偷盜面包，而這就是他遭受多年牢獄之苦的導火索。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雨果對底層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當時社會黑暗的不滿。
如果當時能有人對他們施以援手，也許冉·阿讓就不會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每個生活在這個社會裡的人都自身難保又或是被生活折磨得日益冷漠。
反觀現代社會，雖然社會一直在進步，但犯罪卻也永不止步，小到偷竊，大到謀殺，其實很多悲劇都有避免的可能性，前提是有人能對他們多一些善意和幫助。
監獄的日子并不好過，冉·阿讓在裡面吃盡了苦頭，并且不信任當時的法律，最終決定越獄，而這沒有讓他擺脫監獄，反而将服刑期大大延長。
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社會的黑暗與腐朽，當白紙黑字的法律都不足以讓人們信服時，人們還能相信什麼？
很多人對冉·阿讓的做法表示不解，既然刑期原本不長，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逃跑。究其原因，是社會制度對人們太過殘忍，服過刑的人們出獄後會持黃卡，隻能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3">向善契機</h1>
冉·阿讓出獄後，遇上了改變自己一生的人——米裡哀主教，而這也是他從心向善的契機。
米裡哀好心接濟剛出獄的冉·阿讓，卻沒想到對方偷了自己價值不菲的餐具，但他并沒有在警察面前揭穿冉·阿讓，隻說那是自己送給他的。
米裡哀主教是人性中善良一面的化身，他是上帝忠實的信徒，将博愛與寬容散布人間，使人們罪惡的靈魂得到救贖。這個角色雨果取材于現實，他想借此角色宣揚虔誠的宗教信仰，上帝會拯救每一個迷途的羔羊，人性中的善意永不泯滅。
冉·阿讓感激米裡哀的同時也感到了慚愧，米裡哀的人道主義和善良讓他無地自容，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與邪惡。自此，冉·阿讓決心改過自新，做一個好人。
隐藏了原本身份的冉·阿讓以仁愛待人，在他的不斷拼搏奮鬥和人民的支援下，冉·阿讓成為了受人尊敬的市長。此處也給了我們一些啟發，人的力量是無限的，隻要勇于改變并願意為此做出奮鬥，夢想之類的東西也并非遙不可及。
在這個無人清楚冉·阿讓底細的市鎮裡，警長沙威是唯一清楚冉·阿讓黑暗過去的人，他是苦役場看守的兒子，曾親眼見過冉·阿讓。芳汀則是讓他們産生糾紛的人。
年輕時候的芳汀和一個貴族青年相識，她沉溺于對方的甜言蜜語，多情的少女總是對情人的誓言相信不疑，她獻出了自己的身體，而對方卻在玩弄過後将其抛棄。
芳汀是當時苦命女性的代表，在貴族眼中，她們是唾手可得的玩具，喜愛時百般呵護，膩煩後便随意丢棄。黑暗的社會對她們肆意摧殘，善良卻無力的她們隻能默默接受。
生下孩子的芳汀由于工作原因無法将孩子帶在身邊，她隻得将女兒珂賽特寄養到德納第夫婦家。
芳汀每日辛勤工作，以獲得更多的錢來寄給遠方的女兒，但她不知道珂賽特在德納第一家過着非人的生活。即使芳汀給他們寄了不少錢，但珂賽特仍作為他們的仆人過活。
平靜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多久，芳汀未婚先孕的事情被勞工發現，老闆認為這不利于工廠的氛圍和聲譽，堅持将芳汀辭退。
未婚先孕的受害者往往是女性，很少有人會指責不負責任的男方，他們隻會将矛頭對準受害者，冠冕堂皇地給她們戴上“不知廉恥”的帽子，芳汀的悲劇在現實世界中也在真實地發生。
生活并不會溫柔地對待身處絕望中的人，芳汀也不例外。房東常不懷好意地催她交房租，貪婪而不知滿足的德納第夫婦變本加厲地打着為珂賽特好的名号壓榨她。
失去了工作的芳汀隻能先後賣掉了自己的頭發和牙齒，最後甚至放棄尊嚴，淪落為一個妓女。
每個人都應該有重新來過的機會，但當時的社會卻沒有那麼寬容，當一個女性的“名聲”被毀，等待她的隻有無盡深淵。
在作為一個妓女工作時，芳汀被幾個男人騷擾推搡，目睹了這一幕的沙威警長并沒有教訓那幾個挑事的男性，反而将拳頭揮向了可憐的芳汀。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8">固執的“正義”</h1>
作為一名警長，沙威是社會法律制度的化身，但他的性格卻執拗又固執，在他的觀念裡隻有是非黑白，妓女和小偷是天生的壞人，他們惡劣的本性乃是與生俱來的。
他沒有體會過窮人的滋味，也無法對他們的境況和選擇産生同理心，天生的理性與冷漠讓共情在他的身上成為了奢侈，他隻對自己的那一套善惡之分執迷不悟，偏執地想消除淨這世上的“渣滓”。
冉·阿讓得知沙威逮捕芳汀後，與沙威産生了嚴重的分歧，而本來就一直懷疑市長真實身份的沙威是以對他更加不滿，并開始籌劃調查逮捕曾經在保釋期逃跑的罪犯冉·阿讓。
而此時的冉·阿讓則開始照顧病重的芳汀，他答應對方會将珂賽特接回。與此同時，他得知有一個無辜的人被誤認成冉·阿讓，并将要接受庭審。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運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我們可以從冉·阿讓的掙紮中窺得一二。
糾結是免不了的，如果他放任那個可憐人替他受罰，那接下來的後半生他都将在安穩中度過，做那個永遠受人尊敬的市長，不用再為自己的過去而擔驚受怕。
可是他不能，多年前他就曾向米裡哀主教許諾，要做一個好人。經過痛苦的思想掙紮鬥争，善良終究戰勝了心裡的陰暗面，他在法庭之上，當着衆人的面承認自己的身份後離開。适當的糾結與沖突增加了人物的真實感與立體感，也讓我們看到了雨果對人性道德的歌頌。
無人不被震驚，誰能将這位仁慈善良的市長和當年窮兇極惡的罪犯聯系到一起呢？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你永遠也不能用一個簡單的詞來定義一個人的一生。
芳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深知自己時日無多，将珂賽特托付給好心的冉·阿讓。可就在這時，沙威闖入，揭穿了市長的真面目，受驚的芳汀一命嗚呼，冉·阿讓悲痛萬分，将沙威打暈後在昔日手下的幫助下逃離。
沙威對底層群眾的冷漠，實則是當時的社會法律制度對底層群眾的摧殘，而他隻是社會批量生産的執法機器中的一員。雨果借他表現出當時社會法律的不公正性和道德的虛僞，而群眾正是在這種扭曲的社會秩序中飽受苦難。
其實消除罪惡并不是一件壞事，但嚴苛、冷漠又不知靈活變通的法律和制度隻會讓罪惡擴張，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珂賽特就此成為了孤兒，德納第夫婦失去了芳汀的那一筆錢，愈加虐待起珂賽特來，這個原本可愛又面頰紅潤的小姑娘在生活的摧殘下變得瘦弱又膽怯。
冉·阿讓付錢後帶着珂賽特離開了她童年的噩夢之地，而沙威還在固執地追捕逃竄中的冉·阿讓。追捕冉·阿讓已經成了沙威一種接近病态的執念，在某種程度也是他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他想堅持自己心中的正義與善。
中途經過一家修道院，冉·阿讓和珂賽特暫時脫離了追捕。因為警衛們被禁止進入修道院，是以冉·阿讓作為修道院裡的園丁和珂賽特長住下來。
日子就這樣平淡地過去，珂賽特也在冉·阿讓的悉心照顧下長成了一個美麗的窈窕淑女。随着年齡增長的還有對外界的渴望，修道院裡雖安甯，卻也不免無聊。
在即将成為修女的前一年，珂賽特表明自己并不想當一名修女，為珂賽特的快樂着想，冉·阿讓隻得帶着珂賽特重返巴黎。
在巴黎，珂賽特遇到了革命青年馬呂斯，二人一見鐘情，常常背着冉·阿讓約會。
墜入愛河的珂賽特滿心想念的都是情人馬呂斯，對養父也不如往日那般關心。
察覺到珂賽特變化的冉·阿讓不免落寞，但他也明白，珂賽特不可能一輩子都陪在他身邊，馬呂斯是個好青年，隻是他革命人的身份過于危險。
雨果所塑造的馬呂斯是當時革命青年的代表，他們是社會變革的希望，充滿熱血和正義感，是當時黑暗社會裡的一抹光亮。
巧合的是，原先收養虐待珂賽特的德納第一家也搬到巴黎來，他們招搖撞騙，并想要設計圈套陷害冉·阿讓，這一詭計被馬呂斯撞見，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德納第竟然是自己父親的救命恩人。
無奈的馬呂斯沒有告發對方，反而給了他們兩萬法郎以表謝意。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共和黨上司的起義在巴黎爆發，人們再也無法忍受資産階級對他們的壓迫，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隻有抗争才可以換來自由，于是戰鬥便成了必然。
沙威作為警長潛入共和黨之間勘察敵情，結果被共和黨人抓住，同樣來到街壘參加戰鬥的冉·阿讓請求讓他處置沙威。
讓沙威想不通的是，冉·阿讓将自己放走了。這一仁慈之舉卻給了沙威不可治愈的打擊，他一直以來堅守的原則和正義被全盤推翻，意識到壞人真的能變好的他一時難以接受。
最終沙威選擇自殺來結束自己這“荒唐”的一生。許多讀者對沙威深惡痛絕，但沙威又何嘗不是一個可憐人呢？他向來秉公辦事，維護法律，最終卻死在了自己“正義”和“人性”的沖突上。
他這一生都是孑然一身，無人關心無人照顧，雖然是“正義”的一方卻沒有得到任何一方的認可，他是資産階級統治下的犧牲品。
馬呂斯在戰争中受傷，冉·阿讓冒着生命的危險将其從下水道救出，并将其送回到他外祖父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9">落寞離世</h1>
至此，珂賽特和馬呂斯失去了聯系，她終日悶悶不樂，而痊愈後的馬呂斯也對珂賽特念念不忘。深愛着馬呂斯的德納第家的女兒艾潘妮忍不住向馬呂斯透露了珂賽特的住處。
冉·阿讓為了珂賽特的幸福選擇妥協，然而在他向這對新婚夫婦說明自己過去曾是一個小偷的事實後，馬呂斯卻對他冷眼相看，就連被他養大的孤女珂賽特也遠離了他。
而這又是一個新的悲劇，馬呂斯在婚後變成了一個新的資産階級者，他忘卻了曾經的戰友和革命，像個“葛朗台”一般守護着自己偌大的财産，曾經受人敬仰的革命者到頭來卻成了自己最讨厭的那一類人，這是曆史的必然，也是人性的悲劇。
在人生晚期，冉·阿讓獨自一人落寞地生活着。待馬呂斯得知冉·阿讓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後，他攜着珂賽特來看望奄奄一息的冉·阿讓。這位可憐的老人握着他們的手，進入了永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