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懂女人的侯麥算得上大師嗎？
“侯麥真是太懂女人了”，研究電影的Q教授和我分享對于《女朋友的男朋友》的觀感，“那個傲嬌的漂亮女孩的小心思拿捏得太準了，故意把自己感興趣的男人，推薦給相貌平平的閨蜜……”
《女朋友的男朋友》
盡管之前就看過這部影片，聽了她的話還是感覺又打開了一扇新的窗，難怪侯麥的鐵杆粉絲中，女性占了大半江山，能在第一時間就擊中女性觀衆的直覺，在這個級别的電影大師中并不多見。
但是，或許也包括這些原因，有觀點認為侯麥沒有那麼的“大師”，認為他的電影無論主題還是空間都偏“小”，總是圍繞着男女親密關系做文章，總是發生在咖啡館、面包店、舞會這些“小資”場所，男女主人公總在談論文學、音樂、繪畫等“文青”的話題，甚至他們的身份也總是大學生、設計師、畫家、教師，再加上侯麥那獨有的、令人視覺極度舒适的“Ins風”、“馬卡龍”配色，似乎一個沉溺于個人主義的、孤芳自賞小圈子的罪證已經被坐實。
《春天的故事》劇照
可是，會有人因為簡·奧斯丁隻寫客廳、莊園與“每個體面的紳士都需要一個太太”而否認她是世界級文學大師麼？假如說她特别受到女性讀者的偏愛，那是因為她的小說提供了宏大叙事不能提供的、日常生活中的藝術真實。讀者可以各取所需，可以找到維多利亞時期如何安排下午茶的方法，也可以在奧斯丁富于啟迪性的故事裡獲得成長。
侯麥的電影有與此類似的功能，觀衆既可以驚訝于他的影片配色奇妙的和諧——其中幾乎所有主人公的穿衣打扮都是具有很強的可借鑒性的，可看作永不過時的上世紀80年代的法式優雅；也可以在那些看似瑣碎、日常八卦的故事中獲得驚喜與利益。
劇照有着濃濃的“Ins風”
觀衆在“被縱容”中接受了導演的訓誡最奇特的事情就發生在這裡：我們通過聲稱的最不具道德評判色彩的故事得到了真正的道德教誨。假如說侯麥電影深受女性觀衆歡迎，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它們真的具有實際的借鑒意義——侯麥幾乎将不同年齡段女性各種親密關系中會産生的沖突、糾結、任性與困惑都拍了出來。的确，他并沒有在影片中做什麼道德評判，這也讓觀衆感到自己“被縱容”，進而放縱自己的情緒，卻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導演的訓誡：再往前一步，你就要……
或掉進溝裡，或烈火焚身。
《秋天的故事》劇照
然而，侯麥隻是點到為止。他并不把那慘烈展示給我們看，反而效果更好——他是一個狡猾的倫理學教師，要比同類故事裡，主人公死得很難看的特呂弗高明（想想《柔膚》《朱爾斯與吉姆》《隔牆花》……）。高明在哪呢？在于他告訴我們，欲望的節制會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們免于因為盲目而落入愚蠢、羞辱的境地。
這樣的訓誡首先适用于男性。《六個道德故事》主要是拍給男人看的：《慕德家的一夜》中，男主人公偶然與富有魅力的離婚女性慕德同床一夜，最終抵制了性的誘惑，後來他遇到真愛并結婚生子，最後又偶然邂逅慕德，才發現妻子正是當年慕德丈夫的情人；《克萊爾的膝蓋》中，惦記着小蘿莉的情場老手最終以長輩的方式觸碰了少女的膝蓋——以這個方式結束了假想的不倫之戀；《午後之愛》裡，面對出軌誘惑的中産階級中年男子選擇了刹車，最後給冷落已久的妻子打去電話，并且對自己說：“過路的這些美女，隻是我妻子的美的延伸。她們豐富了她的美，也各有她的一些美。當我擁抱了妻子的時候，我就擁抱了所有女人。”
這并不能算做自欺欺人。
《午後之愛》劇照
需要提醒的是，侯麥本人的天主教哲學背景是無法忽視的。雖然表面上它呈現為某種開放或無所不包容，但其核心是虔誠的。它更像是大公教面對性解放時代的一種政策。《慕德家的一夜》創作思想是建立在帕斯卡爾的宗教哲學上的。人是會思考的蘆葦——影片中讨論的這個著名的帕斯卡爾命題意味着人是蘆葦，是脆弱的，都有缺陷，但同時又是會思考的——因而要善用理性檢視自己的行為。這種蘆葦的雙重特性在侯麥電影中的女主人公身上尤其明顯，而是否“會思考”總是決定着劇情（也包括人物命運）的走向；實際上帕斯卡爾的這句名言來自于《馬太福音》：壓傷的蘆葦不折斷，将殘的燈火不熄滅。這句話核心的意思是，那些即便是微小的、無力悔改的信心，神也不會抛棄他們。是以，有什麼必要輕易地絕望呢？信心與希望——也是侯麥電影時常帶給我們的真正的禮物。
在春天裡，期待那道綠光打破法國文藝片票房紀錄的《綠光》，名字出自法國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小說。綠光是一種天文現象，太陽在海平面下落的最後一刻，偶爾會有一道綠光出現，小說中認為看到綠光的人将獲得洞察一切情感的能力，而始終對親密關系有不确定感的女主人公在即将看到綠光的那一刻，收獲了愛情。
《綠光》
侯麥電影的主人公達芙妮是個有宿命論傾向的“女文青”，因為感情的受挫陷入了嚴重的自我否定，認為自己“不正常”、難以合群、自相沖突，進而抑郁沮喪，但其實她想要的隻不過是一個能在精神層面上溝通的、合得來的男朋友。但她對此抱有焦慮和懷疑，因為身邊的人似乎都是那麼随遇而安，可她就是做不到——做不到像在海灘邂逅的那個瑞典女孩那樣豪放随便——進而更加洩氣。但偶然聽到的幾個中老年遊客談論的“綠光”點燃了她的希望：綠色據說是她這年的幸運色。宿命論和帶有某種暗示的傳說産生了化學反應，她開始積極地去尋找——不僅等到了綠光，似乎還收獲了愛情：他們的搭讪，從達芙妮等火車時閱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
我們當然不能将此視為迷信，或女文青的異想天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裡其實也是一種提示，在作家中他是最具有神性的。綠光，或許更接近一種無法言喻的聖靈的感動，保有這種感動，保有相信、期待——對于現代社會中的男男女女來說委實非常“有用”。
《綠光》裡的“綠光”
《冬天的故事》是對這種神性色彩的信念的加強。天主教家庭出身的美麗女孩菲麗西亞有一個和她天造地設的男朋友。然而某種她自己造成的陰差陽錯使他們失去了聯系。幾年間她獨自帶着孩子，過着艱辛的生活。她遇到過各種結婚對象，但她始終認為自己還會遇到最初的男友。然後某一天，他們果然在公共汽車上相遇——一家人終于得以團聚。
這個故事顯然與莎士比亞戲劇《冬天的故事》有着深度的互文，不僅是曆經波折終于大團圓的親情故事有重合之處，影片中，菲麗西亞在劇院觀看了莎劇《冬天的故事》。當戲劇最後，埃爾妙娜從雕像裡複活了過來，菲麗西亞被深深感動（她不是女文青），說，是信仰讓她複活了。“信”與“複活”的聯系，讓這部影片别有一種深度。
《冬天的故事》劇照
“是否會思考”決定了“蘆葦”的命運
作為“會思考的蘆葦”，自省能力、思想能力在侯麥電影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一個反面的例子是《好姻緣》。薩賓娜自恃年輕貌美，對男人有相當的吸引力（扮演薩賓娜的女演員貝阿特麗絲·羅曼德在歐美人看來是很有個性的一種美貌，中國觀衆将其看作缺乏自知之明的“醜”顯然是一種視差），她習慣了被男人追，以至于她認為自己掌控自己的婚姻易如反掌，她隻要稍微暗示，心儀的結婚對象就會乖乖上鈎。但是當她發覺這種欲擒故縱的冰激淩作風全然無效時，竟然情緒失控，甚至跑到對方機關大吵大鬧。她全然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毛病：過分的自我中心主義，自私任性，并且這種自私讓她一再的盲目，隻追随自己的情緒，最終弄得無法收場。
《好姻緣》劇照
又如《圓月映花都》裡的設計師路易絲，認為男友對她的愛有點“過度”，便在和男友同居的家之外又安置了一個家。但正如導演在片頭中的題記：“有兩個家的人，會喪失分辨能力”，這多出來的空間或許給她與其他崇拜者約會的機會，但并沒有給她自由，反而制造了她與男友之間的無端猜疑、隔閡，最後她既沒有得到自由又失去了愛情。她的徘徊、猜疑、遊移不定、缺乏安全感——其實都不足以支撐她認為的“自由”。
《圓月映花都》劇照
但侯麥電影中更多的是非常知道自己要什麼、有明确人生目标以及審視自我能力的女性形象。她們可以是小女孩（《市長、大樹和文化館》中的小女孩、《沙灘上的寶蓮》中的寶蓮）、少女（《雙姝奇緣》），也可以是女大學生（《夏天的故事》）、中年葡萄園主（《秋天的故事》）以及各種職業的女性。
《春天的故事》可以看作這方面突出的範本。中學哲學女教師讓娜和學鋼琴的女孩娜塔莎偶然邂逅，随即被卷入了娜塔莎與父親、父親的女朋友之間錯綜複雜的緊張關系。雖然這部影片容易被看作“小清新”，但它絕對不是一部輕松的電影。作為康德的信徒，讓娜用冷靜的處事方式處理這一切，同時她也感到自己被娜塔莎父親的風度所吸引。但她始終表現出一種能力：能在一切事情上都先通過對自己的省察，然後給别人一個留有餘地的“或許”。在意識到可能會傷害到别人時，她又會非常真誠道地歉。
娜塔莎猜忌父親的女朋友故意拿走母親留給她的古董項鍊，她通過講述柏拉圖的關于“古格斯”戒指的故事，暗暗地點撥了娜塔莎：假如你有一隻可以隐身的戒指，你會怎樣？柏拉圖的答案是，無論它落到好人手裡還是壞人手裡，都會被用來幹壞事。這個意思其實就是告誡我們不要站在任何制高點上，因為我們都有可能在行不善，但我們總是對他人的不善做過多的想象。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保持對他人的善意——更是保護我們自己，這是大智慧。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讓娜對他人的想法時，總有如沐春風的溫暖。即便猜疑娜塔莎可能利用自己氣走父親的女友，懷疑項鍊丢失事件是少女的小心思，但她認為，即便如此，也有她可愛的一面。在談及前男友的時候，雖然他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他“仍然富有詩意”。同樣，娜塔莎的父親讓她看到的，不是謝頂或年紀，而是“他有一種少年的情懷”。表妹和男友長住她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一再拖延，反而讓她無處可去，而她每次都給以善意的體諒。觀衆以為最後肯定會發生什麼賴着不走、撕破臉的情節，但我們看到的是表妹搬走前的真誠緻謝，以及留給她的花束。
聰敏的娜塔莎最後豁然開朗：生活真美麗。
這個巴黎的春天，這個故事，都像舒曼的音樂一樣美麗。
對了，侯麥就出生在春天，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
文 | 黑擇明 編輯 | 陳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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