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人物志」寶應清朝官員——王凱泰

王凱泰（1823－1875），初名敦敏，字幼徇、幼軒、補帆，号補園主人，江蘇寶應人。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鹹豐十年（1860）在籍襄辦江北團練，反對太平天國起義。後入李鴻章幕。曆任浙江督糧道、浙江按察使。興修山陰、會稽、蕭山三縣水道。同治六年（1867）遷廣東布政使，在任裁汰陋規，核減厘捐，複興書院。七年擢福建巡撫。十三年（1874）時因沈葆桢奏請移巡駐台以協理外交之故，于光緒元年（1875）渡台處理台灣事務，後因積勞及瘴疠侵襲病故。

清同治十二年（1873），因上下腐敗，朝政日衰，同治帝暗自神傷下诏命朝野官員獻治國安邦之策。王凱泰身為朝廷命官，意欲扶大廈于将傾，慨然應诏，陳言六事，針砭時弊。其大意是：

一、停捐例

清朝買官的章程叫捐例，限于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官職。鹹豐時為多得捐銀，以充浩繁之軍費而減折廣泛實行，結果導緻大量官吏腐敗昏聩，A錢受賄，駭人聽聞。王公分析，買官者往往“家非素非，人思躁進，以本求利，其弊何可勝言？”尖銳指出：這些人為官後，必A錢納财“以補虧空”。并以福建省為例，算了筆細賬，同治十年至十二年，三年收銀僅數萬，反倒“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得不償失”。因而疾呼目前“應以停捐為要務”。同時為國庫歉收計，建議從東南六省厘捐和海關、洋稅關各撥款數萬，“可彌京銅局捐項”。考慮可謂缜密。

二、汰冗員

晚清以捐納和軍功入官者居多，部寺額外司員有增無減，大多“補缺無期，徒耗旅食，各省候補人員，較京中倍蓰。”王公建議視“各項缺數多寡，酌留十之二”，再“援照大挑知縣（會試三次未中的舉人，可參加大挑，不考試，主要看相貌、口才等，作候補知縣）名次在後者，暫令回籍侯咨”。

三、限保舉

晚清内憂外患并起，戰事頻仍而尤注重軍隊，故興軍中保舉為官。然而走後門之風趁勢而起，使“保舉案層疊”，當官與更新五花八門。王公斥為“名器極濫，捷徑良多”，定需核查，合格者“隻準得應升之階，其餘班次，概予删除”，“不得濫請”，以整仕風。

四、複廉俸

鹹豐年間兵燹四起，軍用浩繁，清廷實行“京外俸廉（京官外官俸金減成）”以補不足。官員多叫“困苦”而心存怨言，不少人以籌補經費不足為名而以權謀私。王公先以本省文職為例，細加測算，說“計征起錢糧羨耗支抵，尚屬有赢”，再請“改複舊額，或加成支放”，免其口實，以便懲治A錢。

五、重學額

同治時，各省為多收捐奉而鼓勵儒生以錢買官,故有加廣中額和學額之制。王公謂“中額三年一試，無慮濫竽”，似可增加。而加廣學額則不然，因各地“士鳳不齊，乃以文理淺陋者濫廁其間”，“甫得一衿（剛成個書生），便包攬詞訟，武斷鄉曲，流弊不堪指數”，故應“隻加中額，不加學額”，請“學臣酌情複議”。

六、立練營

鹹豐、同治時，為應戰事而廣立連營，本是曾國藩、李鴻章在家鄉籌辦而敵太平軍的。清軍屢敗而潰，後清廷競賴練營取勝，故尤加重視。但士卒皆招自本籍，因“月饷不足贍養八口”，平素隻好皆回家自習手藝，各做買賣。每逢操演，“不過奉行故事”，“設有征調，謙旬累月，始能成行”，何談“兵貴神速”？王公還憂慮“兵不相識，人各一心，安能制勝？”而軍費耗資千萬，“竟不得其用，其弊實出于此”。主張“減兵加饷，以所減之饷加于戰兵”，另外“五百人為營，擇地分紮，随時互調”，使“卒伍皆離原籍，不緻散處市廛”。這樣能“饷不另增，兵有實用”，可望“化兵為勇，武備可恃”。并說曾國藩、左宗棠用此法而收實效。

王公此番陳言，雖不能使岌岌可危的清廷起死回生，但也不失為一劑培元固本之良藥。上疏不久，果得同治帝賞識，特下诏召見。

王凱泰接旨後，赴京觐見同治帝。但因多年身心疲憊，加之旅途勞累，至蘇州病倒，不得已，上疏乞假醫治，朝廷準之。正在将養之際，忽上命又到，令他火速趕往台灣處理急務，并“兼顧大局事宜”。诏書臨門，急于星火，王公強撐病體，“力疾回任”。

原來，同治十年（1871），日本琉球船隻遭風漂流，“難民數十為台灣生番（舊時對開化遲的民族蔑稱）所殺”。王公當時因巡撫有責，立即查辦，遣送難民回國。此事本已了結，不料日本借口引兵侵台。清廷命總理船政大臣沈葆幀（林則徐之婿）渡台籌辦軍務并與其交涉，後議和息争。至“開山撫番”之議起，沈上疏朝廷請移交王公主持。王公先前也曾主動請纓。光緒元年（1875）王公帶病赴台，眼望驚濤駭浪，心潮起伏，深感重任在肩。于是一面開山撫番，一面征兵籌饷，加強防務。曾擊退日軍數次騷擾，以保台海安甯，剛骨遠勝于李鴻章。此時政軍畢舉，海波不興。暇時作《台灣雜詠》32首，《續詠》12首，自加注語，現收于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的《台灣文獻叢刊》。據此所載，王公足迹幾遍全台，探求民隐以興利除弊，“尤重世道人心之匡正，教化學塾之啟創”，“勸戒煙、賭，并一切陋習，各編五言百句歌，十五歲以下兒童有能背誦者，賞青蚨錢十文”。作為封疆大吏任事用心如此良苦，澤廣恩長，對台灣影響，既深且遠。

同年，府城台南民族英雄鄭成功祠堂竣工。王公仰慕鄭公，親往拜谒，并題聯記事道：“建立延平王廟落成，餘題楹聯雲：忠節感穹蒼，大海忽将孤島現；經倫關運會，全山留于後人開”。此聯既贊鄭公不畏艱難險阻，于茫茫大海上收複台灣，對祖國的忠節感天動地，又講謀劃開發的重要，勉勵後人努力，變蠻荒之地為富庶寶島，極具史家見識。

光緒元年（1875）冬月，王公又因“積勞疾作”而病入膏肓，隻得從台灣傳回省城福州救治，終因病情惡化而逝世，享年五十三歲。公一生清廉自守，位至封疆，衣服大多是早在翰林時的舊衣，謝世時，清貧難以歸葬。朝廷诏贈太子少保銜（正二品），視總督待遇賞賜恤金，赉白金治其喪，予谥“文勤”，并命于福建省城，台灣府城建宦祠祭祀。每逢四時八節，備辦時馐珍品前來谒祠的官民絡繹不絕，他們謹陳祭儀，焚香跪拜，以表對先賢王公的緬懷之情。這也是清廷欲以王公為典範，對充斥朝野的貪官污吏起個教化效法作用吧？

翌年（1876）十二月，其靈柩歸葬于家鄉寶應城北龍首村殷家莊。浙江人俞越，字曲園，道光進士，與王公同歲，其長女嫁于王公次子王豫卿，結為兒女親家，為其撰寫《贈太子少保谥文勤福建巡撫王公神道碑》，載入《續碑傳》第二十七卷，文長事詳，不再贅述。

綜觀王公宦海一生，确實做到了“清、慎、勤”，不愧為一代清官廉吏，足堪作為官者之楷模。與二十四史居同等地位的《清史稿》特為其立傳，大加褒揚，使其名垂千古。海内海外，皆為敬仰，故鄉寶應也提高了知名度。我們不禁為我縣竟出了這樣一顆明星而引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