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51期，原文标題《成都：最是川音安逸》，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四川方言就像川味一樣，在短短20年裡席卷了全國。好像不管是哪裡的人，都會說上一句“巴适得闆”“雄起”，就像在全國遍地開花的四川火鍋店一樣，一派繁榮景象。可這些都隻是川音的浮毛，看似密實，而真正的皮肉危機隻有土生土長的四川人才懂。
記者/薛芃
攝影/蔡小川
設計師、藝術家王亥是土生土長的成都“街娃”
成都，不隻是成都話
我們到成都的第二天，郫都區的新冠疫情暴發。一對70歲左右的老夫婦核酸檢測相繼呈陽性，第二天，他們20歲的孫女确診。緊接着，因為一晚上去了幾家酒吧，女孩成為網暴的焦點。這天傍晚采訪完，趕上了晚高峰，我們随着下班的人潮走回住處。一路上總能聽見人們在議論這個女孩，有指責也有了解，有四川話也有國語。
一夜之間，原本悠然自得的成都，迅速進入緊張狀态。平日熱鬧的太古裡、春熙路，人流量少去了一多半。冬天的成都，總是陰陰雨雨的，難見到陽光，讓整座城的氣氛顯得更蕭索了些。沒有人知道，第二天會不會有更多确診病例出現，“封城”的傳言也在四散傳播。路面上，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但凡出入口，各種檢查也嚴格了幾倍。之前計劃采訪的幾個川劇、評書演出場所陸續關門，方言的采訪一下子沒了着落。
在此之前，我作為一個外地人，對四川話的未來挺樂觀的。當諸如吳語、客家話這些方言都面臨着失傳或退化的困境時，四川話的說唱音樂、電影、短視訊、街頭流行語風靡全國，不僅在四川地區，其影響力甚至輻射到外地，看起來四川話的傳承似乎沒有這麼大的困境。起初，我好奇方言是如何與這座城市和諧共處并傳承着的，為什麼能始終有這麼強的生命力？但幾天來對本地語言學家、社會學家、翻譯家、市民進行采訪之後，無法再這麼樂觀了。
疫情暴發後，我在網上看郫都區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視訊，錄了晚上郫都區某社群的廣播，喇叭裡一口标準的郫縣話喊着：“踏蘇時切，飚亂跑。相信刮家，結節配活哈栓檢拆。薄打堆堆，薄臭熱（音ra）鬧。挫門戴口罩，注意消奪。”
這幾句話，我用了郫縣話的發音，翻譯過來是：“特殊時期，不要亂跑，相信國家，積極配合核酸檢測。不紮堆，不湊熱鬧，出門戴口罩，注意消毒。”這是我第一次認真地聽郫縣話，才發現，發音與成都話差别挺大，比如成都人說“國家”的“國”字，大緻會是“鬼”的音，而郫縣話則念作“刮”音，是個開口音；“特殊”的“特”在郫縣話中也念作開口音“踏”，在成都話中則是“忒”的音；“消毒”的“毒”，成都人念起來有點像“堵”，第三聲，到了郫縣則成了“奪”。
喝茶與麻将是成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郫都區在成都的西北部，原本是郫縣，2017年1月郫都區正式挂牌成立，成為成都市的一個區。同一座城市的主城區與遠郊區縣的方言口音有着不小的差别，這個口音的差異，在成都人這裡，一耳朵就聽得出來。
根據口音差異來推斷，喇叭裡的聲音，應該是50歲朝上的中年人。這個判斷，是在采訪了幾位老成都人之後得出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曆史學家王笛是土生土長的成都人，1956年生人，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曆史的研究，家鄉成都是他研究中最重要的樣本。王笛告訴我，在他小時候，成都地區就有好幾種口音，比如府南河内外，口音有所差别，成都市内與南邊的雙流也不一樣。那個時候，如果按照口音來細分，方言的區域可以劃至非常小的範圍，而現在，小區域範圍内口音的差異逐漸縮小。是以，即便是年輕的郫縣人，能說出喇叭裡那一口标準郫縣話的也已經不多了。
不過，無論是郫都區還是金牛區、青羊區、錦江區，都說的是道地成都話。按照我國方言體系的劃分，成都話屬于西南官話。在中國的七大方言體系裡，官話是分部最廣、使用最多的，70%的漢族人說官話方言，也就是北方方言，其中，說西南官話的又有約2.7億人口，是最多的。成都話是典型的西南官話，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之後，很多人将重慶話與成都話并列，看作西南官話最重要的兩個代表。但也有老語言學者在研究方言的時候，并不刻意将方言按照行政區劃加以嚴格區分，仍會把重慶方言納入整個四川方言的體系中去考察，老一輩把四川方言按照東西南北四個區位去看，川東那一片，便是現在的重慶。
無論怎麼劃分，在四川這片土地上，西南官話是民間的第一方言。但有趣的是，僅在成都市近郊，就有至少四種方言存在。比如東邊的龍泉驿有個洛帶古鎮，那裡是四川客家人的聚集區之一，他們原本說客家話，但在四川待得久，就變成了“土廣東”，說着四川腔調的客家話，四川人聽不懂，客家人也聽不懂，唯有洛帶人自己形成了一個方言閉環——隻有彼此能聽得懂的方言。成都東北不到20公裡的地方，有一個金堂縣，那裡的人說湘語；青白江區和北邊的彭州市，會有一些人講閩南語；此外，還有零星地方說着四川味的安徽話。
僅是成都周邊就分布着複雜的方言區，這隻是四川的一個縮影，整個川渝地區，外地的方言聚集區還有不少，它們多是彼此不挨着，當地的語言學家稱這些地方為“方言島”。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局面，西南官話又是從哪裡來的？要弄清這個問題，得從300年前的大移民說起。
成都镗钯街附近的老街巷裡，隐藏着道地的老成都話
凝固的和流動的語言
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黃尚軍是研究四川方言的專家，他指出，作為西南官話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四川方言的通行區不僅限于四川地區，也包括北至陝南、南至滇貴、東至湘鄂西的廣大地區，輻射範圍很廣。“如今的四川人絕大多數已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後代，因為四川的人口曾經發生過很大的變化。人口遷移是曆史的社會文化現象，而方言是社會曆史文化變化的産物。”
現在的四川人口是大移民的交融結果，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蜀，決定了現在四川方言的面貌。根據對重慶、合川、南溪、廣安的58份族譜的研究，清以前入川的118戶中，湖廣籍占85戶，其中又有65戶為麻城籍。是以，在清代前期大規模的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廣籍最多，稱為“湖廣填四川”。這樣一來，湖北話就成了四川話的重要基礎，夾雜着各地方言的特點，在長期的融合與改變下，四川話形成了現在的樣子。也正是因為清代的人口變革，才會出現成都周邊存在着客家、湘語、閩南語等各地方言的現象。而西南官話的語音系統在官話中也是最簡單的，除了濁音清化等官話的共同特點外，西南官話多數不分平、翹舌音，是一種帶有過渡性質的南方官話。
我們現在聽到的四川話并不是一種古老的方言，它的曆史不過300多年，再往前追溯，四川人說話是什麼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它與更早的古蜀方言相關嗎？或者說，我們還能在現代四川方言中找到古蜀語的影子嗎？這個問題，是西南交通大學語言學家汪啟明多年研究的課題。
汪啟明的工作被稱為“方言考古”，他遊走在各種史料文獻中，去找尋古蜀語的發音方式和文法結構，進而重建中、上古蜀人的語言系統。
如何通過文獻來确認上古、中古時期的發音、音律，這是汪啟明“方言考古”中的一個難點，經過多年的研究，他總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首先是根據文字做基礎性判斷，因為80%左右的文字是形聲字，這樣就可以基本判斷出發音，但未必準确；其次是根據押韻，韻腳字的系連、曆代的韻文、作者的籍貫都是重要參考；第三是根據古人音注，隋代陸法言的《切韻》一書規範了中古時期官話的語音系統，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最後，翻譯著作也很重要，像中古時期翻譯的佛經都是珍貴的文獻依據。
汪啟明解釋道，在語言的各個元素中，發生變化最快的是詞彙，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詞彙表達，這也是最迅速給語言斷代的工具，其次是語音，改變最為緩慢的是文法結構。在汪啟明看來，“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經是一個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層還是古代的蜀語”。
是以，在漫長的曆史中，方言是不停地遊走變化的，但這種變化又極其緩慢，與政局、趣味的轉變相比，方言是靜态的、凝固的，隻是通常在一個個體的一生中，很難意識到方言的改變，隻有跳出來，站在更宏觀的曆史角度去看，才會意識到方言的變化，就像秦漢的文法與唐宋的文法截然不同一樣。
時至今日，四川方言仍在變化。人類在選擇語言時總是很聰明的，那些不好用的、與時代逐漸脫節的方言就這樣慢慢淡出曆史舞台，成為未來再進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
黃尚軍教授給我列舉了幾個成都話中特殊的字：“一二三四，四個‘口’字，組合在一起都是成都話的發音。從這幾個字也可以看出，根據四川方言發音，也存在國語中不存在的字詞。”一個“口”即“口”，兩個“口”字并排着寫，為“吅”，在成都話中念“ber”，意思是嘴對嘴，就是打啵兒；三個“口”即“品”；四個口放在一個字裡，東西南北各占一個象限，寫作“?”，在國語中也有這個字，有“j픓léi”兩種常見讀音，幾乎不會使用，而在四川話中，人們會念作“xiāo”，喧嚣的意思。“吅”與“?”都是非常象形的造字法，直接明确。
還有一個字“丼”，“丼飯”的“丼”，日文發音是“don”，在國語裡的正确發音為“dǎn”，而放到成都話中念“ter”，形容石頭投入井中的聲音，是個拟聲詞。成都人還造出了一個有趣的字“?”，兩個“木”中夾着一個“石”，在方言中念“kā”，組個詞的話就是“……角角”，念作“kākāguǒguǒ”，犄角旮旯的意思。
成都人總說“安逸”，不僅指舒服自在，也指精彩、很好的意思，而據黃尚軍考證，這個詞是從《莊子》得來的。《莊子·至樂》裡說：“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在現在的四川方言中，大概是将“安逸”這個詞的古義延續得最恰當的。
很多古詞在川地作家李劼人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安逸”的例子到處都是。另有一個說法叫“馬起臉”，老成都人用得多，就是生氣了給臉色的意思，最早從《說文》裡來，李劼人在他的《暴風驟雨》裡寫道：“你看他的樣子喲，昂着頭，馬着臉，半天不則一聲，比我們總辦大人的架子還大。”
找出以上幾個例子，是想說明四川方言的形象性。讓語言和文字都可以傳達出很有畫面感的意思，這一點挺難的，而以上幾個字詞，除了“安逸”，我覺得都做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方言梗轉化到紙面上，變成文字，意思和樂趣至少減半。不懂這種方言、沒有相關生活經驗的人，更是看得一頭霧水。總覺得方言就是用來說的，寫出來，味道就不對了。
如何用文字表現語言，是我這次遇到的最大困境。而對于同行的攝影記者來說，他的困境是，如何用圖像表現方言。難道隻能一如既往地拍一些風土人情、城市街景嗎？那方言的特殊性又在哪兒呢？他甚至煩惱：“難道我要對着人們的嘴拍嗎？”我們都遇到了各自領域的難題。
這個難題難解，是因為語言、文字與圖像之間有本質差異，它們之間的共通點在于都要傳遞内容，都可以傳遞相同的内容，但這三種媒介各有其強烈的表達屬性和側重點，思維方式與傳遞形式都完全不同。
西南交通大學語言學家汪啟明
“低端生活”愛好者
這個問題，成都本地翻譯家周成林更有發言權。他翻譯過《奈保爾傳》、毛姆的《客廳裡的紳士》、約翰·伯格的《豬的土地》等，他是道地成都人，五年前回到成都生活，但多年的海外及港澳生活經驗讓他擁有另一種生活方式，幾乎隻看英文媒體，喜歡在最市井的街巷、菜市場、茶館遊走，他說他是成都“低端生活”的愛好者和挖掘者。與周成林的碰面是在新二村的金新茶館，五塊錢一碗茶，可以在這兒坐一天，打一天的麻将，這便是周成林喜愛的、屬于老成都的“低端生活”。
周成林跟我說，在翻譯《奈保爾傳》的時候，因為奈保爾是在加勒比長大的印度裔，他的家人都操着一口印度英語，不太标準又不太道地的英文發音，帶着濃重的口音，一些原文的腔調難以表達出來。英文是字母文字，看到單詞就能想象出發音，在印度人這裡，很多滑稽幽默的包袱都埋在單詞的錯誤拼寫或拼讀中，一旦翻譯成中文這樣的象形文字，其幽默與諷刺的内涵，最多隻能傳達出十分之一，原文的樂趣就大打折扣了。這或許是語言與文字之間的天然屏障，也正因為如此，語言與文字才能各自有魅力，互相之間無法替代。
周成林還講了一個故事：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到西南，以成都市為中心、周邊50至100公裡範圍内，曆史上叫得出名号的機場，最多時有18座。特别是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期間，50餘萬人在成都周邊建立、擴建了當時世界一流的重型轟炸機機場和戰鬥機機場。
由于通信發達，文化中心也一度轉移到西南地區，成都可以比上海更早地看到新出的好萊塢電影。當電影首次在成都放映時，字幕也是在成都配的。在國語尚未普及的年代，字幕也沒有标準化的統一要求，是以，字幕裡就會出現不少成都話。周成林記得一個最簡單也是最常見的例子，比如男女之間說親密的情話，稱呼對方為“darling”，按理說該翻譯成“親愛的，你真好”，但字幕出在成都，這句話便成了“乖乖，你真好”。“乖乖”是四川戀人之間的愛稱，但40年代的外地人就一頭霧水——通常“乖”這個字眼總是放在孩子身上。
成都人對自己的語言非常依戀，一個原因是地域認同感很強。王笛和周成林都說，他們小時候在成都念書時，都用四川話上課，沒有老師說國語，學生之間也說的是一水兒的成都話。當國語開始普及之後，成都話的變化顯然加快了。
老成都人、藝術家王亥稱自己為“街娃”，用成都話念是“該娃”。他告訴我，進入20世紀，成都又經曆了兩次重要的移民潮，第一次是抗戰時期，重慶成為陪都，整個四川地區都是抗戰的大後方，這段時間大量外地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來到四川；第二次是20世紀60年代的三線建設時期，以東北和上海來的移民居多，他們很多人居住在大院，形成了成都從前未曾出現過的“大院文化”。
這些成都土生土長的學者們，都說着一口自幼生長在身體中的成都話。王笛覺得，這是因為成都人的城市意識很強，這也是我起初對四川方言的未來挺樂觀的原因。然而，在他們看來，現在的四川話雖然還保留着四川發音的腔調，但已經與他們小時候的四川話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鹹，成都話讀“han”，然而年輕一代讀“xian”；鮮，成都話讀“xuan”，年輕一代讀成“xian”；浣花溪，成都話讀“kuan hua qi”，年輕一代讀成“huan hua xi”。這些字詞基本保留西南官話的語調，但發音已幾乎被國語同化了。
很能代表現代四川方言的一個詞“雄起”，其實是一個很晚近的新詞。90年代足球熱的時候，四川足球雖然不是頂級水準，但也是甲級隊。“雄起”這個詞，便是在甲A球賽風靡的年代形成的。實際上，這個詞的意思與性相關，但用在賽場上，就成了“加油”的意思。從足球延伸開來，“雄起”就變成了一個極具四川地方特色的流行語。
作家、翻譯家周成林是成都“低端生活”的愛好者和探索者
20世紀40年代，瑞典漢學家啟爾德在中國考察方言，四川是他重要的一站。他還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架構下，寫出了《四川方言粘着形式的句法分析》和《四川話英語教科書》，給老外學習四川話用。在他看來，迅速了解中國，聽和說的能力尤為重要，其次是閱讀中文的能力，再次就是書寫漢字的能力。“學習四川話的精髓在于詞彙和句子，而不是方塊字本身，更不是成語。”是以，他花了大量工夫考察方言字詞，隻可惜，不少說法現在即使是四川人也不會說了。
前不久，周成林開設了少年寫作課，來上課的基本上是國小六年級到初二之間的孩子，他們12歲左右，正在面臨或剛剛經曆人生進階的第一道比較大的門檻——小升初。從多年寫作與翻譯的工作經驗出發，周成林希望教孩子建立獨立的寫作觀，與學校教授的應試國文教育差別開來。原本隻是單純地教寫作，但周成林發現，來上課的孩子與方言已經離得很遠，其中有些人甚至聽不懂菜市場的成都話叫賣。四川方言的危機就藏在方言不斷地變化中，語言的變化意味着記憶的變化甚至喪失。但還有一種樂觀的看法，方言是在不斷分裂、不斷融合中形成的，舊有的方言模式會改變，可能還會誕生新的，但這個過程依然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