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汝祥（右二）及夫人将家書影印件捐贈給建川博物館。
1937年12月中旬鄒紹孟将軍由晉赴魯南戰場。
趙渭濱家書。
蔡良家書。本文圖檔由建川博物館提供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家書，這種親人間溝通的書信形式，往往在濃濃親情外，傳遞着為人處世的智慧，彰顯着書寫者的胸襟與情懷。在抗戰時期，衆多為了家國天下奔赴前線的熱血男兒，他們的家書中不僅有對父母夫妻的深深思念，還表達了“驅除日寇，還我中華”的熱血壯志，以及誓死衛國的赤誠之心。
在建川博物館，至今收藏着多封抗戰老兵的家書。烽火硝煙裡，他們把對家人的眷念化為對國家的赤誠。拳拳之心，不僅感召着抗日壯士的後人，也讓今日的讀者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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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封家書1個主題
誓死為抗戰奮鬥到底
建川博物館中流砥柱館，一組泛黃的信劄靜靜陳列于展櫃中。這是新四軍軍人蔡良在戰時從前方寄回的家書，共有7封。從1937年到1941年，7封家書記下蔡良抗戰時期的見聞，更無時無刻不在傳遞國家危亡、抗戰到底的決心。
蔡良的第一封信寫于1937年11月的山西臨汾。他在信中告訴家人：敵人用全部力量來進攻我國，甚至婦女兒童都送到火線上來了……“我們隻有堅決抗戰到底，才能使中國不緻亡國，才能恢複失地。”1938年8月，蔡良再度給雙親緻信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生病住院，但信中和父母交流的仍然是“日本強盜已打到我們江西來了……應該處處防禦，處處抵抗，才能戰勝敵人”。
大約1941年，蔡良又一次給雙親寄出家書。他在信中解釋，因為抗戰工作緊急等原因，寫家信的時間也就沒有了。當年他已年滿30歲，照理應該回家鄉營生。但因為抗戰，是以堅持沒有回去。蔡良在家書中禀明心志：“總之小兒的決心，是與之前一樣，日本鬼子不驅出中國，兒就不回家，誓死為抗戰奮鬥到底，我相信，大人也是同意的吧。”
蔡良的7封家書，除了家事以外幾乎全是關于抗戰的親曆以及他對抗戰的決心。從寫信日期和郵戳日期的間隔時長，不難看出家書的傳遞大費周折。每一枚小小郵戳，都帶上那些烽火歲月的痕迹。這位本名歐陽景秀、化名蔡良的年輕人，也正是當年無數個舍身衛國的中華男兒的縮影。
建川博物館文宣部負責人魏建民介紹，這批家書由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當年從古玩市場搜集。書信入庫以後，博物館曾派人專程到山西尋找蔡良本人及其親人，遺憾未果。
抗戰英雄龍光貞，在家書中同樣表達了先有國、後有家的無私精神。
1938年，遠在甯夏固原的龍光貞，給四川宣漢老家的父親龍有禮寄回一封家信。這是1933年他随過境紅軍部隊走後，家人第一次收到他的家書，也是唯一一次。
離開家鄉5年的龍光貞，在信中表示自己在八路軍129師285旅770團3營9連當兵，駐防在甯夏固原。信中，他說自己曾經寄過兩封家書，估計家人沒收到，也問候了父親、大哥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朱氏，并希望妻子在家安心侍奉父母。他寫道：“現在日寇進攻中國形勢緊張，兒時刻準備開赴前線，與日寇拼死命才能保衛家鄉和領土，把日寇趕出中國才能回家伺夆（侍奉）大人，才報養育之恩。”
讓人唏噓的是，龍光貞并不知道離家多年後，家裡已發生巨大變故。由于音訊全無，他的妻子次年便改嫁他人，而他挂念的大哥也在1937年被土匪殺害。
在收到兒子家書以後，龍有禮便日複一日盼着兒子抗戰勝利後能夠回家。然而史料顯示，龍光貞所在的八路軍129師，在抗戰期間大部分開赴了抗日前線。770團作為邊區警備部隊，也有很多幹部被抽調上前線。抗戰結束後的内戰中，770團在鄂西北遭遇當地保安團伏擊，基本全軍覆滅。龍有禮守着兒子的家信直到1979年，才最終抱憾離世。
2010年，這封家信和他的照片，被龍光貞的侄子捐給建川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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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國壯士陣前教子
遺墨激勵青年走上戰場
在建川博物館一衆書信中，川軍将士鄒紹孟不足200字的戰地家書，在80多年前就曾激勵着熱血青年走上抗日戰場。
這封短信全篇隻有187餘字，是鄒紹孟寫給遠在樂山五通橋家鄉的兒子鄒汝甯的。鄒紹孟，川軍第41軍124師參謀長。1938年3月上旬，日軍在鄒縣、兖州大量增兵。川軍第41軍124師奉命在山東省滕縣守城，抗擊日寇。在滕縣保衛戰打響前，鄒紹孟收到寄自五通橋的家書。信中他得知，長子鄒汝甯最近一次成績“名列丙等”，深感不安。在3月11日的夜晚，在遠處隆隆的炮火聲中，他拿出紙筆給兒子寫了封信。
從教導做人到鼓勵向上，鄒紹孟時而厲聲呵斥，時而娓娓道來，短短百餘字飽含了他對兒子、對家鄉的幾多綿綿思念。信中，鄒紹孟諄諄教誨兒子：“幼時均一味說诳，長成亦必無所成就，對國家社會無補，國家何須有此國民，家庭何須有此子弟。望汝凡事立志向上，存極盛競争心，不可一味貪玩，不溫功課，以緻每事均落人後，不知羞憤。”或許預感自己極可能戰死沙場，鄒紹孟還不忘交待兒子要捍衛國家與複興中華：“因我身屬軍人，刻在前線抗戰，萬一不幸以身殉職，完我軍人天職，則今後捍衛國家與複興中華民族責任端在汝輩，而是否能肩此重任，則視汝等幼時之修養造詣如何。為盼。望汝細味此旨，不曉處請汝外祖父與汝解說，牢記勿忘。”
一語成谶。3月14日，滕縣保衛戰打響，滕縣守城将士全部成仁，鄒紹孟殉國。這封字字情真意切的家書輾轉寄回五通橋時，已是6日之後。此時，滕縣守城戰士全部成仁的消息已經傳遍全國。同年，成都《新新新聞》和國内唯一的畫報《良友》全文刊出這封戰地家書。建川博物館副館長吳宏遠說：“一時間，在鄒紹孟絕筆家書的影響下，川人争相報名入伍。尤其是以流亡的東北學生為多的綿陽國立六中，報名最為踴躍。”
家書，對子孫後代的教化作用，在鄒紹孟家書中得以充分展現。曾經考試丙等的鄒汝甯，在父親殉國後刻苦學習，考上四川大學法律系。後因母親過世3個弟妹無人照顧，不得已中斷大學學業，在綿陽教書，後來曾任綿陽中學校長。鄒紹孟的次子鄒汝祥，後來則成為一名進階工程師。
在鄒紹孟殉國時，鄒汝祥還在母親肚子裡尚未出生。吳宏遠介紹，鄒汝祥的母親在當地女子學校當校長，父親的家書，便是母親教育孩子的“啟蒙教材”。小時候，鄒汝祥覺得父親“如果長成無所成就，何須有此子弟”的要求很高，但最終還是成為他的追求目标。1956年，他不負父望，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成都工學院高分子專業。2005年開始，鄒汝祥耗時兩年多，将奔走于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等地收集的2000多份滕縣英烈資料編撰成《滕縣保衛戰英烈名單》。此後，這份名單連同他翻拍的父親家書照片一起被捐給建川博物館之川軍抗戰館以作永久紀念。
1938年鄒紹孟被原國民政府追授陸軍少将，1984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準許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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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軍将領家書預言
未來抗戰要靠共産黨
建川博物館收藏的抗戰家書中，有一封十分特别。這是川軍将士趙渭濱在1937年出征山東前寫給兒子的家信。信中，趙渭濱除了表達對兒子的關心以外，更罕見地談起了自己對中國前途的思考。雖然加入的國民黨抗戰序列，但趙渭濱彼時已認為，未來的抗戰要靠中國共産黨。
趙渭濱，成都人，抗戰爆發前任川軍第41軍122師少将參謀長，同樣犧牲于滕縣保衛戰。1938年被原國民政府追授中将，1985年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準許，追認其為烈士。
1937年，趙渭濱已經随隊開赴抗日前線。從四川到陝西以後，他給兒子趙世誠寫了這封家信。1800多字的書信，趙渭濱詳細介紹了國民黨軍閥抗戰的不齊心：閻錫山的新炮新槍運到後方去，晉軍在大敵目前望風而逃，十五萬人隻留下兩三萬，“這種殘餘軍閥的可惡，真正是太無人心到極點了。”反觀川軍，投身抗戰空有一腔熱血：“川軍的槍等于零，重輕機槍均土造，不能連發，沒奈何隻有以血肉去與敵人機械化的部隊飛機炮火碰。結果之如何，不問可知了。”
趙渭濱所在川軍奉命增援娘子關。正是在此戰中，他領略到了紅軍（當時已改編為八路軍）的英勇善戰。
趙渭濱在信中寫道：負責娘子關南翼的是劉伯承部隊。“紅軍之善戰，紅軍之努力，真使東北軍、晉綏軍、陝軍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話說，紅軍又會打仗又不擾民，中央軍會打仗但是擾民，晉陝軍又不打仗可擾民，就可見一斑了。”趙渭濱發現，紅軍所到之處，“不隻是人民，中央軍也說他好，也稱贊不已。到了太原，人民團體競（相）公請周恩來同丁玲講演遊擊戰術，他們到一處，也即集合群眾演抗日的愛國戲劇，這些自然都是那些軍隊所望塵莫及，自然隻有讓他出風頭了……”
在前線寫家書，如此詳細，趙渭濱自有深意。他告訴兒子：“就是要使你知道現在已是萬惡的軍閥總崩潰之一日。民國廿六年的總結算，恐怕快要到了！同時紅軍在民族抗戰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産黨在中國群眾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礎，未來的成功，未來的抗戰，恐怕還是要靠共産黨吧！”他還恨封建勢力和軍閥，使幾千萬無辜群眾也随他們斷送性命，“這種痛心，真不能往下說了。”
趙渭濱希望兒子埋頭讀書，不管是做一個健全的勞工或者是技術家都行，因為都能成為抗戰所需工具，未來也能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至于生死，趙渭濱已經置之度外：“我的安危，我自己曉得。這麼多人都犧牲得，我又怕什麼……”次年，趙渭濱在滕縣保衛戰中英勇殉國。
這封家信，一直被趙世誠鎖在抽屜裡，成為大家不願觸碰的痛。直到1985年，八一電影制片廠要拍攝《血戰台兒莊》，找趙世誠要資料，他才拿出這封父親的絕筆書。此後，趙世誠将家書捐給國家博物館，影印件此後由建川博物館收藏。或許正是趙渭濱的家書影響，趙世誠後來考上中央大學航空系，1949年以後成為北京航空大學空氣動力學教授。
80多年過去，當年在抗日戰場上抛頭顱灑熱血的戰士們早已模糊了容顔，然而家書裡的赤子之心、家國大義，将永遠被曆史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