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時有一本書取得了同《資治通鑒》并駕齊驅的地位，普遍被視為帝王讀物，這本書便是範祖禹寫的《唐鑒》。據說北宋理學家程頤非常喜歡閱讀《唐鑒》，他評價道：“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宋高宗也曾說：“讀《資治通鑒》，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鑒》，知範祖禹有台谏手段。”
範祖禹是司馬光的弟子，他們的曆史觀高度一緻，都着重關注曆史上的治亂興廢和生民休戚問題，渴望從曆史中找到可供後人借鑒的東西。在編纂《資治通鑒》時，司馬光将《唐紀》部分配置設定給了範祖禹，由他來寫出一本網羅唐朝各種史料的“長編”；然後司馬光再對“長編”進行增删修減，最終形成《唐紀》。《唐紀》共有八十一卷，篇幅超過了六十卷的《漢紀》——唐朝成為《通鑒》裡着墨最多的朝代，可見司馬光、範祖禹對這個朝代的經驗十分重視。
範祖禹在寫“長編”的過程中，提取出有關“成敗之迹”的精華段落，然後對其進行評論、“折以義理”，“額外”寫成了《唐鑒》一書。
與《資治通鑒》齊名的著作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5">宋朝人眼中的唐朝</h1>
在《進唐鑒表》裡，範祖禹訴說了自己的寫作初衷，他認為“唐朝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故而“厥監不遠，着而易見”，宋朝人要想以史為鑒，首選的對象就是唐朝的曆史。
在範祖禹的時代，宋人對唐朝形成了較為一緻的看法，認為唐政之失在于“三綱不正”。例如程頤說：
“漢之治過于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又說：
“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也，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
認為唐朝之治尚混有北朝的夷狄之風，從唐太宗起，唐朝就出現“三綱不正”的問題。于父子而言，唐太宗逼迫唐高祖退位、唐肅宗縱容李輔國欺辱唐玄宗、唐憲宗與唐穆宗都有殺父弑君的嫌疑；于君臣而言，安史之亂後，藩鎮不奉朝命，河北形如異國。宦官長期掌控宮廷禁衛兵權，能夠随意廢立皇帝，自唐德宗以後，朝政極度昏暗；于夫婦而言，武則天先後服侍過唐高宗父子，楊貴妃也曾嫁給唐玄宗和壽王。而作為創業之君，唐太宗不僅誅殺李元吉，還霸占了他的妻子楊氏，這與匈奴人的風俗無異。
《唐鑒》起初是為了寫給宋神宗看的，是以範祖禹格外關注“君綱”的問題；這本書圍繞唐朝君主們的所作所為，進行褒貶評析，指出他們的過人之智以及昏愚之處。與程頤一樣，範祖禹也認為唐朝政治混有夷狄之風。
《唐鑒》的開頭記載太宗李世民想要起兵反隋，害怕其父高祖李淵反對，于是與裴寂等人密獻晉陽宮人以侍高祖，令高祖犯下殺頭之罪，以此來逼迫他同意造反。範祖禹批評說“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他不僅不知君臣之義，而且陷父于罪，更無父子之義。當然，唐高祖本身也有問題，他寵信裴寂，明明知道對方是隋朝宮女，卻不曾拒絕；而且起兵之初高祖還一度稱臣于突厥，欲引以為助，全然不顧及體面。作為創業之君，高祖與太宗卻不考慮後世的影響，是以範祖禹說：“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滑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後來，唐朝每經喪亂，必然向異族乞兵——唐肅宗依靠回鹘來平定安史之亂，唐僖宗則重用沙陀來鎮壓黃巢。
《唐鑒》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朝人的價值觀，宋朝無弱主、沒有殺父弑君、沒有皇族内亂、藩鎮不割據、宦官也不執政，這是以唐朝為鑒而獲得的成果。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唐鑒》與《資治通鑒》存在差異</h1>
範祖禹認為所謂“治亂興廢皆起細微”，故而人們都不易察覺，要想避免重蹈覆轍，就得研究近代的曆史，了解前人的足迹以便“稽參得失，監觀成敗。”
如果說《資治通鑒》意在“遍鑒”曆代興亡的普遍規律，那麼《唐鑒》則專注于近代前朝的直接經驗，這是二者在視野上的差别——前者是“曆朝通鑒”，後者則僅僅是“前朝之鑒”。
其次，《通鑒》比較偏向“無統論”，司馬光也強調這本書“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反諸正也。”《春秋》裡具有明顯的“尊王”傾向，反複聲明“王正月”，并通過貶楚王、吳王為楚子、吳子的寫法，來維護已經名存實亡的周王朝。《通鑒》則去除了這層意識形态，對于戰國諸王、五胡十六國和五代十國的君主都予以承認，他們死時獲得怎樣的谥号，《通鑒》便如實稱呼，不再通過改稱來進行褒貶。例如北齊諸帝，各個昏淫殘暴，《通鑒》仍稱之為“高祖”、“顯祖”、“世祖”雲雲；石敬瑭稱臣于契丹，屈辱地割讓幽雲十六州，但《通鑒》并未擅自給他加惡名，仍是像後晉史書那樣稱其為“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以此來表明石敬瑭活時安居高位，死後風光大葬的現實情況。這說明《通鑒》堅持客觀的曆史叙述，不把意識形态、史官褒貶夾雜在史書中，曆史是怎麼樣，史書就怎麼寫。
《唐鑒》則深受《春秋》的影響。宋朝人認為唐朝的問題在于“三綱不正”，是以武後以母奪子，張後以妻淩夫，緻使朝政混亂；當時“君綱”衰弱，故而藩鎮跋扈，宦官弄權，是以“重振三綱”就像《春秋》的“尊王”一樣，成為《唐鑒》的基本價值觀。《唐鑒》複興了已經被《通鑒》揚棄掉的《春秋》曆史觀，重新将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态引入曆史之中，其最顯著的後果就是對武周的評價。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0">《唐鑒》為何否認武周的存在？</h1>
在曆史上，武則天于嗣聖元年（684年）以太後的身份臨朝稱制，又于天授元年（690年）以皇帝的身份改國号為“周”。直到神龍元年（705年）她才因政變而退位，重新稱太後。武周政權在曆史上至少存在了15年，與王莽的新朝相當。
在記載到這兩個政權時，《通鑒》雖然并未單列《新紀》與《武周紀》，但依然把那些年所發生的事系于“王莽”和“則天順聖皇後”之下，并且采用了他們的年号。王莽國覆身亡，沒有谥号，故而《通鑒》直呼其名；武則天退位之後，又活了幾個月，死時被唐朝追谥為“則天大聖皇後”，可見《通鑒》并未通過去除帝号、貶低爵号等方式來否認新朝和武周的存在。之是以沒有稱王莽和武則天為帝，隻是書中一貫的寫法而已——例如，南齊蕭寶卷、南陳陳叔寶，在《通鑒》裡也都沒有被稱為帝，因為他們亡國之後分别被封為“東昏侯”和“長城公”，故而《通鑒》沿用他們最終的稱号來叙述——這說明，在《通鑒》裡并沒有去除年号、更改名稱以便寄寓褒貶的寫法。
《唐鑒》則不同，範祖禹認為武周是一個僞政權，對其不予承認，将武則天的國号與年号一并去除——那段時間發生的事情全部系于唐中宗名下；認為在唐高宗駕崩之後，曆史就進入到唐中宗的年代。
在《唐鑒》裡，範祖禹對這種寫法進行了說明，他批評《史記》和《舊唐書》單列《呂後本紀》、《則天皇後本紀》的寫法，認為這樣寫有違《春秋》的原則。在《春秋》裡，即使魯昭公被三桓驅逐出國，遭到廢黜，《春秋》依然将史實系于昭公年下，并且在後面八年中都記載昭公流亡乾侯的事，直到其離世為止。《唐鑒》效仿這種筆法，将唐中宗視為被驅逐的魯昭公，在684年武則天将中宗廢為廬陵王之後，《唐鑒》仍在名義上保留他的皇帝身份，并且将武周時期的事情系于唐中宗名下，在每年的開頭都寫作“帝在房州”，以模仿《春秋》的“公在乾侯”。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武周是曆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政權，這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武則天廢黜唐中宗是否合情合理合法，這是書生們清談辯論的話題，曆史學家卻不必參與其中，他隻需要如實記載當時的情況即可。《通鑒》雖未立《武周紀》，但它對武周政權不予置評，并未矮化這個政權，也不曾否認它的存在。《通鑒》依然沿用武周的叫法，稱洛陽為“神都”，稱年号為“天授”，記載到神龍政變時寫作“複國号曰唐。”承認武周存在過的事實。
範祖禹則認為唐中宗繼承唐高宗的皇位是天經地義，“《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是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在春秋時代，諸侯的稱号都要由天子策封，吳楚之君沒有稱王的權力，故而《春秋》貶其為子爵；在唐朝，皇帝的位置是以父傳子，武則天沒有廢黜唐中宗的權力，是以《唐鑒》不承認武周。對此，範祖禹還說：“臣複系嗣聖之年，黜武氏之号，以為母後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相比于《通鑒》，《唐鑒》在這裡開了倒車，它為了捍衛所謂“大是大非”的價值觀而不承認曆史事實。要知道任何價值觀、任何意識形态都是有曆史性、相對性的，宋朝人認為“三綱”是萬古不易的天理，我們卻已經視其為封建糟粕；我們又怎能知道自己所堅信的價值觀在未來一定能站得住腳呢？是以，在曆史中真正萬古不易的東西是事實、真相、史實，而非曆史觀、價值觀或史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