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碑位于栖霞寺山門外側，叫明征君碑，和千佛岩石窟和舍利塔并稱栖霞山三寶，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唐朝上元三年（676年）所立，全名“攝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距今有1300年曆史，不僅是南京地區儲存最好、最大的唐碑，在全國現存唐碑中，也是極其罕見的珍品，上面所刻碑文書法是中國最早的行書碑刻之一，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為了更好地保護此碑，近年栖霞山在碑上建亭予以保護，并且是常年閉門。
此碑有幾個亮點：
其一，碑文是唐高宗李治所撰，通篇四六韻文，後用十首銘詞結束；
其二，正文為唐代著名書法家高正臣書，高正臣的書法造詣深厚，其基本筆意取自王羲之，又汲取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筆法，融會貫通，自成一家，受到唐高宗李治、壑宗李旦和玄宗李隆基的青睐，廣受習書者的喜愛和摹學，唐代書法史論家張懷瓘說他的字“筋骨兼備”，宋代陳思稱其“善正、行、草書”，清代葉昌熾謂之“風骨凝重，精光閃含”，可見曆代對他的書法成就評價甚高。而本碑以行書寫就，通篇氣韻充沛，古雅凝重，結體則圓潤秀逸，剛健婀娜，既保持了魏晉時的風神，又含有初唐時的端嚴，實在是碑中逸品，書壇佳構，彌足珍貴；
其三，碑額“明征君碑”四字則為另一書法家王知敬所篆，其書法作品有“精妙絕倫，不遜虞褚”的美譽，此碑額書法意度沉密，筆力深厚，令人歎賞。
其四，碑陰“栖霞”二字為唐高宗親筆所書，筆勢雄健，筆力遒勁雄渾，神采奕奕，氣勢開闊，确有大家風範。
其五，碑材采自栖霞山，是栖霞組灰岩石，又系動物化石，表面梅花狀斑紋均是2.8億年前生長于淺海中的動物海百合莖化石與中國孔珊瑚化石，有22000多個，是地質界罕見的化石标本，又具有很高的地學價值，有“梅花石”之稱。這座碑曆經一千多年的風雨侵蝕尚能不失其當年光彩，堪稱奇迹。
其六，碑額上六龍拱額的紋飾和碑身兩側的獅首绶帶西番蓮紋飾，展現了唐代的時尚，使得該碑成為一件不可多得的書法藝術瑰寶。
其七，根據史料記載，在明代之前，馱碑者多為龜，到宋代依然如此，而此碑刻馱碑者乃龍頭，實乃唐碑中的孤品。
其八，此碑文裡出現了“南京”二字，是訖今為止在南京地區最早出現“南京”二字的文物。原文是“淩江迥憩，遂屆南京；負仗泉丘，遊耽林壑”。此“南京”是否就是指現在的南京，有待考證。畢竟史書記載“南京”作為我們現在這座城市地名最早明代洪武元年。
明征君原名明僧紹，字承烈，山東人。劉宋時曆任征直郎、參軍、正員外郎等，他後來先是隐山東崂山，聚徒講學，後随其弟明慶符往郁州(今連雲港)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慶符回首建康後，明僧紹随歸，至南朝蕭齊時隐居攝山，在此期間，皇帝曾多次下诏書征他擔任官職，但他始終堅辭不就，他這種甘于淡泊、不圖富貴、潔身自愛、嚴持操守的真隐士精神得到了人們的崇敬，于是遂有“征君”“隐君”之譽。南齊永明七年(489年)，明僧紹捐出了自己在攝山的住宅，建成寺廟，因他别名“栖霞”，故寺稱“栖霞精舍”，也就是現在的栖霞寺，攝山也是以得名栖霞山了，因而明征君就是栖霞寺的開山鼻祖。
此碑正文33行，行74字，全文2376字，現尚存2363 字，僅缺13字，字迹清晰可辨，碑高2.74米，寬1.31米，厚0.36米
明僧紹去世後，轉眼又過了将近200年，到唐高宗李治當政時期，明僧紹的五代孫明崇俨以擅長“方外之術”而受到李治和皇後武則天的重用，擔任了冀王府文學，後又累遷為正谏大夫。史書上說他有呼風喚雨、役使鬼神的本領，施動法術，能“盛夏得雪，四月得瓜”，又設法壇為高宗祈福延年，極得皇帝恩遇。就在明崇俨位重勢顯之時，他未忘了光宗耀祖，擡高門戶，特意向李治提出要為五世祖明僧紹樹碑立傳，唐高宗慨然應允，親自撰寫了這一篇碑文，賜立下此碑于栖霞寺西側。
碑文追述了明僧紹當年信奉佛教，隐居栖霞，婉謝皇帝征召的過程，同時也講到齊、梁二代在攝山營造佛像，即栖霞山開鑿千佛岩的史實，褒揚了明崇俨引以為豪的這位先祖的潔操高行，該碑碑文具有一定的史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