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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位西班牙導演新冠隔離日記的第二部分裡，他提及了在自我禁閉十七天之後他第一次離開自己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開始了對麥當娜，沃倫·比蒂和奧斯卡獎的一些回憶。
周一晚上，随着新的隔離措施的公布，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幽閉恐懼症的症狀。它們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因為我患上幽閉恐懼症和恐曠症有一段時間了。我知道它們是兩種完全相反的症狀，但我的身體就是如此自相沖突，這是它的特點之一，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那天晚上我知道我會在第二天試着出門，那感覺就像是要去幹一項預謀已久的罪行。也有點像是沉迷于偷歡的愉悅而欲罷不能。這聽起來确實有點像是廉價的低級刊物發表的小說内容，真是無可奈何，但我把它歸咎于禁閉帶來的影響。
我的計劃很簡單：出門買菜，一次真正的購物，為了我個人生活真正的需要。于是周二上午我穿戴整齊地出門了，我感覺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出格的事情：衣冠楚楚！距離上次這麼做已經十七天了，而我一直把穿戴當作非常親密和特殊的事情。
我回憶起其它各種盛裝打扮的場合，對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時刻；我現在才意識到它們一直都根植在我的腦海裡。比如說，我想起了1980年那次我穿戴整齊走在Lope de Rueda街上，去往位于Conde de Peñalver大街的Peñalver電影院參加《列女傳》（Pepi, Luci, Bom and Other Girls Like Mom）的首映。盡管那是在電影院裡做二次放映，但我依然将它當作一次類似于在洛杉矶柯達劇院舉行的首映禮。這是我的電影第一次被觀衆看到，作為商業巡回上映的一部分在一家真正的電影院裡。我和朋友們一起花了一年半時間制作成了這部電影。影院裡座無虛席，觀衆們哄堂大笑。我記得我穿了一件在倫敦的波多貝羅市集（Portobello market）買的紅色緞面飛行員複古夾克。
穿着打扮并不總是計劃的一部分，或至少在你的記憶裡不是這樣的。記得在《烈女傳》首映的兩年後，仍然是在拉莫維達（La Movida，馬德裡著名文青區）中心，我下意識地穿上一件灰色的中山裝，去了馬拉薩那（Malasaña）一家酒吧，那是一個我心儀的男孩開的。我一向不太喜歡中山裝，我更喜歡穿帕金斯（Perkins），因為它可以擋住我的雙下巴。我記得這件中山裝是因為在接下來的兩仨年裡，那個男孩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他留下了這個印記。
我還記得設計師安東尼奧·阿爾瓦拉多（Antonio Alvarado）設計的紫色絲質晚禮服和那雙帶釘的踝靴，就像現在魯布托（克裡斯蒂安·魯布托 Christian Louboutin）設計的那雙，我在1989年第一次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時曾經穿過它。我們沒有獲獎（譯注：指當時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崩潰邊緣的女人 Women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down》），我和卡門·毛拉（Carmen Maura）的關系也在之後分崩離析，但我仍然記得那趟充滿各種精彩活動的洛杉矶之旅。
大概就在頒獎典禮的四五天前，我們在簡·方達（Jane Fonda）家裡吃飯，她很熱衷于翻拍《崩潰邊緣的女人》。她請了少數幾位客人，其中就有安傑麗卡·休斯頓（Anjelica Huston）和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還有她當時的搭檔。她搭檔告訴比維安·費爾南德斯（Bibiana Fernández）說，他在下午的時候看到她在看湖人隊的比賽。還有雪兒（Cher），她化的自然妝讓她看起來就像素顔一樣，比我想象的更美麗、更可愛，也更矮小一些。
還有摩根·費爾切爾德（Morgan Fairchild）。是她！（我以為下一個客人可能會是像蘇珊·桑塔格這樣的人。）我真的很驚訝，因為我覺得摩根·費爾切爾德的演技比起其他人來說略微遜色一些（盡管她在《手足英雄Morgan Fairchild》和《鷹冠莊園Falcon Crest》還算小有成就）。簡·方達一定注意到了我的驚訝，因為事後她解釋說，她曾和摩根·費爾切爾德一起參加遊行示威，摩根的女權主義色彩比方達本人更為濃厚一些。
整場晚宴我們都被女嘉賓和傑克的魅力所征服。我們和他們一起拍了很多合影，還有那些挂在牆上的油畫，那是簡·方達的父親亨利·方達（Henry Fonda）畫的。
頒獎典禮結束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接到了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她告訴我說，或許她并沒有意識到它的影響，但是她的聲音确實在當時讓我印象深刻，“你好，我是麥當娜。我正在拍攝《至尊神探》（Dick Tracy，1990），很希望能帶你逛逛片場。今天我沒有什麼活，可以把一整天都留給你。”
這可能是個假麥當娜，或者是某個變态想在某一處垃圾場将我碎屍，詹姆斯·艾羅瑞（James Ellroy）在他的小說中對這些場所有過非常出色的描寫。
如果你讀過《黑色大麗花》（The Black Dahlia），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艾羅瑞的母親就在某一處荒地被碎屍的。你也可以看我心愛的布萊恩·德·帕爾瑪（Brian De Palma）根據此書改編的同名電影（譯注：指2006年的同名電影），是由斯嘉麗·約翰遜（Scarlett Johansson）和希拉裡·斯萬克（Hilary Swank）主演的，但事實是它的結局并沒有那麼好。這部電影還挺适合隔離期間的觀影計劃，但在推薦這部電影之前，我還要推薦其它布萊恩·德·帕爾瑪的電影：《姐妹情仇 》（Sisters，1972）、《魅影天堂》（Phantom of the Paradise，1974）、《情枭的黎明》（Carlito’s Way，1993）、《粉紅色殺人夜》（Body Double，1984）——由當時處于職業巅峰時期的身形纖細的摩根·費爾切爾德出演——最重要的是，還有阿爾·帕西諾（Al Pacino）的《疤面煞星》（Scarface，1983）。别再管《黑色大麗花》了，将這些電影排入你的觀影計劃吧。你會在之後為此感謝我的。這些都是電影珍寶，通俗易懂，趣味橫生。我會在最後給你們一個推薦清單的。
重新回到麥當娜，總之很有可能是有人拿我開玩笑，不過基于我的自尊心作祟（雖然我并沒有赢得奧斯卡，但我還是有着強烈的自尊心），我堅定地相信這是一通真實的電話。麥當娜的聲音告訴了我他們拍攝片場的所在位址，我欣喜若狂地出發去了那裡。
事實上整個攝制組都在，從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到維托裡奧·斯托拉羅（Vittorio Storaro），他們都熱情得接待了我。他們簡直就是把我當成喬治·庫克（George Cukor）了。比蒂一定要讓我坐在寫有他名字的椅子上，那可是導演椅，讓我看他們剛拍的鏡頭。我準備向他坦白，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是看到他在《天涯何處覓知音》（Splendor in the Grass，1961）的表演時（《痛苦與榮耀 Pain & Glory》中的那個建築勞工并不存在）才發現了自己的性取向的，當然最後，我還是克制住了自己的這種沖動。他們正在拍攝一個鏡頭，面目不清的阿爾·帕西諾喋喋不休。在第二年他因為此片入圍了一項奧斯卡，而電影最終捧得了三尊小金人。
麥當娜帶着我逛遍了整個片場，而我也認識了仰慕已久的人：米蘭拉·坎農諾（Milena Canonero），這位已經獲得過三項奧斯卡的服裝設計師（因為《至尊神探》她在第二年再次獲得提名），《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1981）、《巴裡·林登》（Barry Lyndon，1975）和《棉花俱樂部》（The Cotton Club，1984）（譯注：這裡應該是作者記憶誤差，米蘭拉·坎農諾并沒有因為《棉花俱樂部》赢得過奧斯卡，第三部是《絕代豔後 Marie Antoinette》，是由《棉花俱樂部》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的女兒索菲亞·科波拉 Sofia Coppola導演的2006年的作品）。這三部電影我也推薦給大家去應付隔離期。其中我最愛的是庫布裡克的《巴裡·林登》。
米蘭拉·坎農諾又赢得了第四項奧斯卡（譯注：指的是2014年韋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的《布達佩斯大飯店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但我不記得是哪部電影了。拜訪她的工作室可能是那次參觀中我所能記住的最為深刻的印象。而它是我願意留在好萊塢工作的唯一原因：對細節的執着。
漫畫人物迪克·崔西（譯注：就是《至尊神探》的男主角）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的黃帽子。米蘭拉沉迷于找到和漫畫中那頂帽子完全一樣的黃色。她給我看了大約兩百頂帽子，辨識它們唯一的方式就是顔色上的細微差別。我完全認同這種對細節的執着。某種程度上，隻要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内，我在拍攝時也會這麼做的。我不知道該如何用其它的方式工作（但我确實知道該如何少花錢多辦事。）
在你沒有獲得奧斯卡的情況下，麥當娜打電話給你并給了你這麼多關心，就像她那次在第二天做的事情，那就說明這位物質女孩對你的真實興趣有多大了。沒過多久我們又見面了，那是在她第二年的一次“金發雄心”（Blond Ambition Tour）巡演中。
她在馬德裡期間我們每天都一起出去。我為她、拉波拉卡（La Polaca）和她的丈夫埃爾·波拉克（El Polaco）在皇宮酒店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弗拉門戈派對，在場的還有洛萊斯·萊昂（Loles León）、比維安·費爾南德斯（Bibiana Fernández）和蘿西·德·帕爾馬（Rossy de Palma）；不過她早就清楚得告訴我，除了我之外她唯一感興趣見面的是另一個客人：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我答應過她安東尼奧一定會來的，不過我沒有告訴她，如果我不讓他帶他當時的妻子安娜·萊薩（Ana Leza）的話，他是不會來的，安娜是麥當娜的一個超級粉絲。
她，也就是麥當娜自己要安排我們如何就坐（當時有好幾張圓桌給我的朋友和她的伴舞團）。很自然的，她坐在主桌，我在她右邊，安東尼奧在她左邊，她将安娜安排到了大堂最邊遠的一張桌子。
除了我們兩個人——還有一點施舍給了女神拉波拉卡——麥當娜沒有注意到任何其他人。她團隊裡的一名成員拿了一台非常好的攝影機将當晚一切都拍了下來，“留作紀念”，麥當娜和我說。對我來說這有點奇怪，但是一個好的主人是不會過問太多的。
我不得不翻譯一些她對安東尼奧非常感興趣的問題。當時正是安東尼奧職業生涯突飛猛進的時刻。《捆着我，綁着我》（Tie Me Up! Tie Me Down!，1989）正在美國上映，影評人和好萊塢（包括麥當娜）都為他瘋狂着迷，但是1990年的那個晚上，他不會說一句英語。
我說這個是因為一年後《與麥當娜同床》（In Bed with Madonna）上映了，電影中大部分是在那天皇宮酒店的派對上拍攝的，而對安東尼奧的騷擾是裡面的主要情節之一，另外很顯然，她在處理安娜的剪輯上用一個句子草草了事。在晚宴的最後，安娜鼓起勇氣來到我們的桌子邊，嘲諷這位金發女神說，“我看得出你喜歡我老公，這不奇怪，所有的女人都喜歡他，但是我不在乎，因為我是個現代女性。”對此麥當娜的回複是：“滾開！（Get lost）”
這一切看上去有些輕浮，事實也确實如此，與其說是我們身處隔離環境的寫作，倒更像是帕蒂·迪普莎（Patty Diphusa）寫的記錄。當開始自主選擇事情時，記憶總是荒謬的。我不介意這看起來有點像秋後算賬，如果事情反過來，我拍攝了麥當娜和她的團隊，然後将所有的素材剪輯成了一部在全球公映的電影，我肯定會官司纏身，永無翻身之日。麥當娜将我們當傻子一樣，總有一天我要這麼說的。她從來沒有向我們征求過圖像的使用權，甚至還為我做了配音處理——我的英語一定沒有那麼好。
重新回到之前的故事。在晚宴的某個時候，麥當娜問我，“問下安東尼奧他喜不喜歡打女人？”（我發誓就是這樣問的）。我将這個問題翻譯給了他。安東尼奧并沒有說什麼，他嘟囔着，拉了下臉，像是說，“我是個西班牙紳士，我會做女人想要我做的一切事情。”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雄辯的沉默和姿态。但麥當娜想要更多的回答，“你再問他，”她又對着我說，“他是不是喜歡女人打他。”我又把這個翻譯給了他，“打”（to hit）和“女人”（women）這兩個詞早在1990年我就很熟悉了。安東尼奧做了同樣的姿勢，意思是既不也不，他隻是會應女士的要求提供服務而已。
之是以說這些，首先是因為這是事實，也是那個晚上最有趣的時刻，但是她并不覺得它适合放在她的電影裡。需要有這麼一場流行病讓這個世界都知道那場宴會的真實情況。
今年的1月11日，我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去洛杉矶的兩個地方，那是兩場幾乎同時舉行的為《痛苦與榮耀》獲得最佳外語片的頒獎典禮。我穿了一套黑色的紀梵希（Givenchy）西服，裡面是同樣顔色的帕金斯高領毛衫。
第一場頒獎典禮是AAPR（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美國退休人員協會）舉辦的，該協會為50歲以上的人群争取權利。西班牙不具有這種壓力集團的文化，他們往往會推動政府準許有利于某些群體利益的措施。
AARP有他們自己頗有影響的獎項，而頒獎典禮非常重要是以需要進行電視現場直播。這個獎項叫做“the Grownups Movies Awards（成年人電影獎）”。他們也确實将之授予了當年電影圈裡的佼佼者，可以這麼說，既不幼稚，也不天真。
今年安妮特·貝甯（Annette Bening）獲得了一項表彰她整個職業生涯的獎項，《愛爾蘭人》（The Irishman，2019）赢得了最佳影片，而斯科塞斯赢得了最佳導演，還有《朱迪》（Judy，2019）中的蕾妮·齊薇格（Renée Zellweger）和《原鑽》（Uncut Gems，2019）中的亞當·桑德勒（Adam Sandler）。桑德勒和我同桌，他如此優雅從容，從來沒有和我提及他對安東尼奧獲得了奧斯卡提名而感到懊惱，這項提名本該是他的，他在《原鑽》裡的表演如此出色，或者是給羅伯特·德尼羅的，但學院還是将它給了安東尼奧。而諾亞·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則因《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2019）出色的劇本獲獎。（我開始和諾亞以及他的妻子格蕾塔·葛韋格 Greta Gerwig成為了好朋友，并且約定每次我來紐約的時候都要聚一下。）《痛苦與榮耀》則是最佳外語片獎。
在頒獎前，安妮特·貝甯過來我的桌旁和我打招呼，她神采奕奕得站在時年83歲的同樣神采奕奕的丈夫沃倫·比蒂旁。我們互道祝賀，安妮特告訴我她想購買露西娅·柏林（Lucia Berlin）《清潔女工手冊》（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的版權，但是她被告知這個版權已經被我買了。我們一起交流了對這本書的看法——隔離期間我也推薦這本書，閱讀露西娅·柏林的小說你會感覺時間停滞——我告訴她，如果這個角色年齡再老一些她肯定會是最理想的人選。我之是以這麼說是因為所有獲獎人都已經五十有餘了。
我是第一位被宣布獎項的人，因為主辦方知道我還有另一場頒獎活動，那是洛杉矶影評人獎（the Los Angeles Critics’ Awards），在這個（不那麼正式的）頒獎典禮前，嘉賓們已經在雞尾酒會上喝的爛醉如泥了。在我的獲獎感言中，我提到了沃倫——我一直沒有告訴他我的性覺醒，這真是一個奇迹。不過我很高興得提及到我終于讓他出現在我的一部電影裡了，還記得（譯注：在《痛苦與榮耀》裡）阿謝爾·埃特塞安迪亞（Asier Etxeandia）獨白中提及的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和沃倫·比蒂（Warren Beatty）的畫面嗎？
穿着同樣的西裝，帶着同樣的讨好和被讨好的意願我來到了洲際酒店，那裡的影評人正在認真慶祝他們的權威獎項，并就今年發生的事情做了演講。最佳電影給了《寄生蟲》（Parasite）；最佳男演員：安東尼奧·班德拉斯；最佳國際影片：《痛苦與榮耀》。
還是回到正題吧。在經曆了十七天的絕對隔離之後，我第一次走出了家門，我不想失去我所經曆的這種感覺，而原因很真實：我想去家附近類似拐角處的店裡買點菜。
那是一種奇怪的感受，但也是無與倫比的甯靜之一，一種愉悅無比的寂靜和空虛。在那個時刻，我沒有去想那些死者和感染者。我覺得我身臨其境的是馬德裡前所未有的畫面和一種非同尋常的情況，我至今不知該如何表述。
我甯願不去想這些受害者（這不是真的，我真得希望能盡我所能得去幫助他們）。我們都知道那些可怕的數字，而我寫這篇文章就是想去忘掉它；這是一種前瞻性的逃避主義。如果我停下來去直面現實，我想我會被擊垮的。而這不是我想要的。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Eldiario.es，發表日期：2020年4月1日
｜BFI 西語英翻：Mar Diestro-Dópido｜中文翻譯：佚名 @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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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電影導演、編劇和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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