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深處》視聽語言
“過度”分析，僅供參考
2002年，戛納國際電影節為展示當代世界電影的最高藝術水準，特邀15位世界大師級導演圍繞“時光流逝”的主題，親自操刀，各拍10分鐘微電影，共同串成一部150分鐘的電影作為開幕影片。這期間，英國“10分鐘，年華老去”有限公司斥資上億元人民币供導演們自由拍攝。陳凱歌作為制作方唯一邀請的中國導演，其微電影《百花深處》的表現着實亮眼，令人驚喜。
影片講述了一位老北京馮先生請搬家勞工幫忙“搬家”的故事。縱觀全片，電影的核心情節并不複雜，卻十分耐人尋味，因為馮先生所要搬的那個“家”——百花深處胡同裡那兩進的四合院——在實際生活中并不存在。一個是瘋癫的堅持搬家，一群是“隻要給錢啥都幹”的做戲配合，兩相所需，一出模拟搬家的荒誕喜劇就此上演。
影片将時間定位在世紀之交的新中國，經濟飛速發展，2001年的申奧成功讓北京綿延着無限興奮的情緒，一片歡騰。如今的北京是21世紀的新北京，高樓大廈鱗次栉比，鏡頭通過仰拍的角度，将高樓的面積誇張放大，這樣現代化的大都市，宏偉壯觀，卻也讓人自感渺小，無形的壓抑也随之而來。
開場在熱鬧喧嚣的鞭炮聲裡，一戶人家喬遷新居，中近景結合跟鏡頭的拍攝手法讓觀衆有了自然的參與感。與老一代人生活在自然、樸實無華的平房中不同，21世紀的新生命從小接受的便是科技化和資訊化教育，孩童一句“爸爸，我的電腦呢？”标志着網際網路的普及已經深入家家戶戶，在這樣快節奏的步伐下，人人步履匆匆。新城區建立，老城區拆遷，居住方式的改變讓人們自覺自發的住進了水泥森林之中，而對比至百花深處胡同，所到之處皆為斷壁殘垣，牆上那一個個“拆”字仿佛正預示着百花深處胡同就在這樣的時代變遷中被無聲無息的淹沒、遺忘。
緊接着，主人公馮先生出場：一頂黃色帽子，一身紅色運動衣衫搭配成套運動褲，外穿一件灰色（卡其色）夾克外套，标準的中老年人打扮。“黃色”和“紅色”作為中國傳統的代表色，在本片中，正寓意着中國傳統文化，象征着馮先生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配合電影整體的昏黃色調，深究其意，馮先生内心滿懷熱情，而外套代表現實處境，一腔熱血被現實緊緊包裹着，他在外人眼裡終究隻是個活在過去的“馮瘋子（‘馮’正諧音為‘瘋’）”。
馮先生與搬家勞工初次交流，導演采用架構式構圖的正反打鏡頭，來回拉鋸七次，一方面是自然走位，展現出雙方初見時的防備與疏遠，另一方面，車門正如一堵無形的牆，隔閡着新舊兩代人，看似不起眼的一窗之隔，但在時代的洪流中，實則恍如隔世。
台詞上，耿樂飾演的搬家勞工：“行啊，給錢的活都幹”，直接将現代消費主義環境下，社會底層小人物唯利是圖的性格形象表現得淋漓盡緻，也透露出導演對于這一群體的暗諷。
之後，遠全景的主客觀鏡頭交替使用，将現代北京城的面貌向觀衆進行交代說明。車内近景的拉近，以中國結為分界線，劃分為二，明明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搬家勞工對此習以為常，而馮先生看着這高樓大廈，卻一片茫然、陌生與驚慌。
馮先生嘗試性的探出頭去，好好看看這個從小生活的“陌生”城市，遠景、大遠景的空間感讓觀衆跟随馮先生一起産生了“無法融入其中”的共鳴。但是他這一舉動，卻顯然違背了交通法，“别把您的頭探出去，甭讓警察瞧見了，這不是給我找事嗎。”馮先生隻好再次縮進這封閉的小小工廠中的房間裡，他依舊茫然，依舊陌生。一路上，背景雜音從叫賣聲到《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再到廣播員的播報聲，似乎每開過一個路口就有新的不同景象，現代節奏發展如此之快，傳統文化如何找到合适的“視窗”，以正确的姿勢融入大都市，在現代環境中迸發出新生命、新活力，需要我們共同去深思與探尋。
“如今就這老北京，才在北京迷路呢！”搬家勞工一句話直接道破了社會經濟轉型時期的尴尬，以其為代表的現代人群對于傳統建築并無特殊的強烈感情，他們更适應于現代新生事物的發展，而馮先生所代表的年長一代，他們對于社會的發展，被改變原有的樣貌并不适應。
框式構圖再次出現，左邊的一個樹樁便占據了整個畫框的三分之一，車子從右駛向左，慢慢消失。陳凱歌作為道地的老北京人，對于拆遷有着自己獨特的了解與感受。在老北京人眼中，胡同就是北京城市的縮影，胡同就是老北京文化的具象化符号，這裡的“破舊”正是老北京人的濃濃歸屬感。新事物強勢闖入“百花深處”，導演刻意通過這樣一種方式營造所謂的“窺視感”與“距離感”，面對事實的改變，似乎無能為力，正如影片名一般有着淡淡的憂傷與感懷。
貨車駛入百花深處胡同，同樣的近景，馮先生與搬家勞工的表情再次形成鮮明對比，這次茫然的成了搬家勞工，看着這樣一片廢墟，他感到詫異與奇怪。而馮先生一臉喜悅，扶扶帽子、整理整理領結，這是老一代人回家的儀式感。中國結的再次出現強調了傳統文化的價值，更讓人唏噓。
全景景别的運用展現了馮先生到“家”後的一系列興奮動作，俯拍的角度顯得主人公身單影隻地站在傳統文明被破壞後的一片荒蕪之中。如果說高樓、立交橋是新生勢力的象征，那麼孤獨的大槐樹與殘樓舊巷就是傳統文化衰落的代名詞。“這是我們家影背，這是我們家兩進的院子。”馮先生熱情的對着空氣一通介紹，換來搬家勞工“你開刷誰呢？這麼大歲數！”的莫名其妙。仰拍的角度往往用來刻畫人物高大偉岸的形象，但在這裡，反諷的表明了居于強勢地位的現代文明對傳統文明的蔑視和不屑。
搬家勞工從後視鏡看馮先生，又一次将馮先生置于自然架構中，畫面中的渺小更顯得馮先生與代表胡同文化的大槐樹的孤苦無依。
“别忘了，讓他把賬結了”，“我們這一趟也不能白跑啊，出了車您得給錢啊”，“隻要您給錢，您讓我們搬什麼，我們就搬什麼”等一系列台詞進一步凸顯搬家勞工唯利是圖的人物形象。鏡頭的角度開始發生變化，搬家勞工成了俯拍，馮先生成了仰拍，固然有演員站位的正常主觀視線角度，但聯系下文，故事的情節在此刻開始新的發展。荒誕喜劇馬上開演！
搬“家”的過程中，導演通過長鏡頭将搬“家”場景和勞工運動進行了詳細完整的記錄，情節更顯完整真實。馮先生對待“紫檀衣櫥”“金魚缸”等态度均為“這都是愛物，小心點，慢着點”，而搬家勞工們卻哈哈大笑，嗤之以鼻，隻當笑話一場的裝模作樣。這裡的台詞别具趣味：“花瓶怎麼能在這呢？花瓶應該在哪啊？應該在堂屋，應該在堂屋的條案上啊。”對于老一輩人來說，房間的布置是井井有條的，是處處講求規矩的，這樣根深蒂固的思想深深地印刻在馮先生的腦子裡，“燈座”、“花瓶”等老物件其實就是馮先生所追尋的傳統文化的根。
其次，并不存在的物件搭配實際的音效，給影片帶來觀感上的荒誕趣味性。
特寫鏡頭往往具有強烈的視覺感受，用來強調事物的特殊含義。導演将鈴铛分成兩個部分，檔子留在表面。“遇着夜裡刮風下雨的時候，叮叮當當好聽着呢”這是隻存在于舊時慢文化所有的閑情逸緻，鈴铛成了傳統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生活氛圍的縮影。而快節奏的商品社會，人們在為錢、為生活疲于奔命，搬家勞工們無法深刻體會這樣的美好，也無心逗留，故而敷衍應答。
一個關于路人的小小插曲，更反映了這場搬“家”鬧劇的荒誕。
馮先生屢次叮囑搬家勞工小心挪移“燈座”，一個鏡頭的轉換，搬家勞工失手接電話，在馮先生眼裡卻變成了“花瓶”的摔碎，物件的前後沖突正說明了馮先生的确“瘋”，也蘊含着在之前的拆遷過程中，可能他人的暴力搬運給主人公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心理陰影。推鏡頭，從遠景至近景，觀衆的情緒也随着馮先生的錯愕、震驚、不可置信、确認事實、崩潰痛哭而不斷遞進。
摔壞了心愛的花瓶，馮先生依舊選擇信守承諾，将工錢發放給勞工，與前文勞工“出了車您得給錢”“活不能白幹”的性格形成對比。這時，搬家勞工拒絕要錢，私以為更傾向出于人性角度對馮先生的愧疚和安慰，也怕馮先生“瘋上加瘋”，對于結尾終于了解馮先生的所作所為埋下性格伏筆，搬家勞工也并非全然冷漠。
馮先生提醒前方有溝，搬家勞工不信，而特寫鏡頭當車真正陷進去以後，事情的真相逐漸揭開。
鈴铛的另一部分被找到了，被埋于土下，傳統文化的丢失與找尋并不容易，鈴聲的多次使用也喻示了北京傳統文化在風中的搖擺不定，無處安放。
伴随着鈴铛的“叮鈴”聲，老北京的鴿哨聲、京味十足的叫賣吆喝聲，“百花深處”的院子以水墨動畫的方式複原了，這一次搬家勞工們看到了馮先生口中的“家”。
同樣的“紅色”襯衣，搬家勞工打底為白色西裝襯衫，可口可樂短T等現代文化衫，如果按照前文所分析的“紅黃”象征傳統文化，那麼當搬家勞工真正了解了馮先生以後，我們是否可以期翼着未來傳統與現代的合理交融充滿希望，這樣一代人，他們不止是緊跟時代的步伐，更傳承着老一代人的質樸和善良，他們将成為一架承接新舊變化的橋梁。
（當然，如果跳躍到當下視角，這樣的趨勢的确在向好、向前發展。）
影片留下開放式結尾，馮先生搖晃着鈴铛奔向遠方，遠景鏡頭所提供的縱深感讓這個原本瘦小的老人看起來高大，敬意油然而生，他的未來何去何從，我們不得而知。
朱紅牆，琉璃瓦，百花深處，伊人何時歸。陳凱歌作為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代表性人物，在經曆過種種成長後，其作品往往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象征性和寓意性。改革年代，重返校園，接受專業系統的電影知識訓練，第五代導演對于新的思想、新的藝術手法特别敏銳，他們力圖在每一部影片中尋找新的角度，渴望能夠通過影片去探索民族文化的曆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百花深處》（英譯：100 FLOWERS HIDDEN DEEP）可謂是陳凱歌最經典的一部微電影，他通過一種極具個人化的思維表達，在短短十分鐘裡表現了虛與實的交錯、曆史與現實的傳承，以及對于過往細膩而繁雜的懷戀，向觀衆講述了一個瘋人不瘋的懷舊故事。
社會發展依靠經濟快速進步，但創造經濟的主體是人，有時在不斷向前奔跑的過程中，也請回首看看來時的路，守住精華，不忘初心，方能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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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百度百科：十分鐘年華老去
2. 豆瓣部分短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