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瘋癫成為一種病，流行于人類之中，我們親眼見證了瘋癫成名，卻都無法逃離。
法國著名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瑞典教法語的時候曾寫下他第一部重要的論作《瘋癫與文明》，在書中，福柯以極其犀利的視角來解析曆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轫的。
福柯從中世紀開始分析，瘋狂、瘋癫與疾病，在那時似乎并沒有任何關系。
十五世紀的歐洲是被上帝的光輝籠罩着的歐洲。
在上帝的福澤下，瘋癫與人類的拯救有着密切的聯系，在十五世紀死亡與瘟疫盛行時曾經一度流傳了一個怪異的習俗叫做"愚人船"——愚人船裡滿載着瘋癫的人們，那些人們被關在船裡，終日飄蕩于大海上，無目的地，無截止期，隻是一船人在無垠的海上飄蕩。
這是那時處置瘋人的辦法，如果現代人看來确實是極為殘忍，但是在那時，這樣的行為更被認作是人類的拯救，是"朝聖的旅行"。瘋癫與不瘋癫的人們，都不覺得這是痛苦，更多的是對上帝的虔誠。
而後，瘋人形象到達文藝複興時期，瘋子更與世間真理所連接配接，當莎士比亞的手裡産生了哈姆雷特、麥克白、李爾王這樣的傳奇故事時，瘋癫背後就象征着認識到了世界的真相。瘋狂後即刻找到真我。
那麼瘋子的負面形象到底産生于何時，是在十七世紀以後，當瘋人院這樣的場所普及後，瘋子的形象終于成為了人們内心的恐懼。瘋子在那時被人們冠以人性的壓抑與獸性的爆發。成為動物的瘋人也被關入了籠子裡。
當瘋癫與文明形成二進制對立的結構，現代文明摒棄了瘋癫，人們才将它視作邪惡的恐怖的，可是瘋癫是否真的是"瘋癫"的，瘋癫是否是一種病？
<h1 class="pgc-h-arrow-right"> 古代文明中迷狂的詩人</h1>
在很早很早的古希臘，柏拉圖曾就提出過"迷狂說"這樣的命題。柏拉圖認為評判詩人是否高明就看詩人是否憑借靈感來創作，這裡的"靈感"一是來源于神明附體而是來源于靈魂回憶。隻有當創作者達到癫狂的狀态創造作品時，才是一個作品純潔自然的保障，才是好的作品，這樣的作品不受技巧和人為左右。
這不僅僅是一個命題，我們在曆史上不難找到例子，在雅典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梭倫就曾制造過一場"瘋詩人"事件。當時雅典的社會動蕩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雅典周圍分布着一些城邦，這些城邦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趕上而且超過雅典，有外邦占領了雅典的海島，失去海島的雅典在海上貿易上受到嚴重的挫傷。
雅典幾次派兵去争奪，結果都失敗了。城邦居民極為不滿，政府為壓制群衆頒布了極為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議去争奪薩拉米斯島，違者必處死刑。"梭倫極力反對政府屈辱的條約，想要喚醒城邦居民，但是有想逃脫死刑，就在這樣的機緣下他開始佯裝瘋癫。
那時 "瘋"了的梭倫經常出現在雅典的中心廣場上。每每見他臉色蒼白，呼吸急促，雙手不住地擂打着自己的胸部，吸引了許多人圍觀。人越聚越多時，他就會趁此機會對着人群大聲朗讀他的詩篇：
"啊，我們的薩拉米斯，她是多麼美麗，又多麼使我們留戀，讓我們向薩拉米斯進軍，我們要為收複這座海島而戰，我們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恥大辱……"
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的驚歎、惋惜聲中，梭倫滔滔不絕地朗誦着，終于，用激越的詩篇，激起了雅典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尊嚴。
所謂的"瘋詩人"并不僅僅存在于歐洲，在中國曆史上我們極為熟知的李白就是這樣的人物，李白是現代認為的唐朝詩歌成就最突出的人才，但是他與"瘋癫"也常常挂鈎，但凡讀了李白的作品，我們總能從其中讀到些許瘋意，是"将進酒"瘋癫豪飲過後的落寞，是"俠客行"三杯吐然諾後的壯志。李白就是這樣半仙半俗半瘋癫的人物，
正如餘光中所說："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還有三分嘯成劍氣，秀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
當瘋癫與文明沒有定義時，瘋癫成為文明的指引，可是當我們把瘋癫釘上可怖的面具時，人人避猶不及，可是我們卻沒有察覺瘋癫仍在改變我們的文明，所謂的正常人拿偏見排擠怪異，用非理性來成全理性時，瘋癫悄然滋長。
<h1 class="pgc-h-arrow-right">現代文明中迷狂的詩人</h1>
所謂瘋癫人們将它定義為精神病，是精神上的症狀。有些人他們瘋癫卻往往制造，另一種精神。在現代文明中，瘋癫早就這樣劃分的清清楚楚了，甚至有了專門的醫學研究與治療，但是在某些時期裡仍然不乏那些迷狂的詩人，用自己的精神來反叛常理。
我們認識顧城，他曾寫下"黑夜給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首簡短卻絕倫的詩歌《一代人》。
我們認識顧城，也因他曾經殺害了自己的妻子，是以極其殘忍的手段用斧頭砍死，随後自殺。
顧城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朦胧詩派的重要詩人，把他與舒婷、北島相提并論，他在新詩潮的程序中聲勢壯大，在詩歌造詣上是不可替代的詩學意義。顧城創作詩歌以感覺至上，用靈魂來感受詩歌，以性靈寫作，這與古希臘柏拉圖所倡導的"迷狂說"有着跨時代的聯結，顧城在當今時代可能是難以定奪的天才或瘋子，假如顧城生于古希臘，或者他能活成聖人的模樣。
1993年，顧城在紐西蘭的激流島上因為離婚與妻子謝烨發生了沖突，他用斧頭砍傷了妻子，顧城在崩潰中留下四封遺書随即自殺，而他的妻子最終也離世了。這無疑是一場悲劇，我們不能否定顧城在人性上的殘忍，可是如果就這樣單單純純的把顧城判定為殺人的瘋子又似乎過于片面，瘋癫與文明總是這樣相輔相成。
在社會意義上，顧城之死應該叫做罪有應得，可是文學史上的顧城之死永遠是那麼一塊心病。顧城以其孩子般的詩歌藝術，為我們創造了一個人類文明史上不曾有過的天國，他超越世界，帶領我們至一個新的高度。
說完顧城，你是否能想到另一個有名的詩人，他仍然瘋癫但他也不曾瘋癫。那就是海子。
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不知被多少文藝青年用濫。海子的詩歌也是他精神的象征，海子曾說過"抒情就是血。他的所有作品都呈紅色，都是用血浸泡過的，都是經過了火烙後生成的"。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抒情詩人，他是狂人式的先知，是神啟式的靈悟，他也以超越這個世界的精神寫成他筆下的詩歌，于是乎1989年海子在山海關卧軌自殺，他比顧城要早，他們兩個都以悲劇的形式向世界說了晚安。
高度緊張的精神和通靈似的寫作，好像就是一批瘋癫詩人的常态，而他們往往都以悲劇結束在這個世界的旅程，這就是瘋癫與文明的相斥，世界對瘋癫已将定下了邊框，踏出文明的界限即是瘋癫，可是瘋癫往往裹挾着文明，裹挾着文明前進，在最初我們不把瘋癫看做瘋癫時，大概就沒有這許多悲劇，曆史的走向一步一步沉重，更多的定義将文明拖上了更重的枷鎖，其實在當初瘋癫與文明毫無對立時，恰巧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快速上的時期。人的生命不該被賦予定義，精神也不該被賦予定義。
"瘋狂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産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曆史，就不會有瘋狂的曆史"。——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