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林）
日本文部科學省13日釋出的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度日本全國自殺兒童數量突破400人，中國小生中拒絕上學的“不登校”生也超過了19萬，雙雙創下曆史新高。自殺者中，國小生有7人，國中生有103人，高中生有305人，比前一年度增加了近100人。“不登校”學生數量增長同樣顯著，比前一年度多出近1.5萬，出現8年連續增長的态勢。
據調查，在所有自殺兒童中，原因不明者多達218人，占到一半以上，很多孩子可以說是不明不白地死去。其他導緻自殺的原因中占比較高的主要包括“家庭關系不和”“罹患抑郁症等精神類疾病”“擔憂學業前途”“遭受父母叱責”等等。
日本文部科學省兒童學生課課長江口有鄰認為：“從調查結果看，疫情導緻的學校和家庭環境的變化可能對孩子們造成了巨大影響。那些原本在家中感覺已無容身之地的孩子們會把學校當成尋求喘息的天堂，但疫情導緻的停課讓他們失去了最後的希望。尤其是自殺者數量的增加令人極為憂慮。”
疫情對于成年人來說也就這樣，但是可能給孩子造成了重大影響。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紀，卻被迫關在陰郁的世界裡生活，隻希望未來能夠讓孩子們正常生活少受些苦。
日本廣播協會（NHK）援引日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高橋聰美的觀點指出，導緻兒童自殺的一個重要原因——家庭關系不和與來自父母的責罵，在疫情導緻的居家隔離與遠端辦公環境下呈現加劇态勢。與此同時，通過與小夥伴們見面纾解壓力的做法也無法實作，兩者互相作用導緻了自殺案件增長較快。
在日本，“不登校”是有着明确劃定标準的，即指每年缺課天數超過30天的情況，但不包括因疾病、家庭經濟原因和防疫措施限制未能到校的情況。此次調查中，“不登校”原因中排在首位的是“沒有動力、感到不安”，占比達到47%，其次是“生活節奏被打亂”等等。
新冠疫情的蔓延導緻日本學校從去年3月開始相繼采取停課措施，很多學校直到去年5月都沒有恢複線下教學，之後的暑假假期被迫縮減，修學旅行和運動會等活動也被取消，學校生活與往年大不相同。日本專家指出，一些孩子在長期居家後對上學更加失去興趣。一些非政府組織為“不登校”兒童開設的用于纾解身心壓力的設施也因為疫情原因關閉，讓這些稍稍獲得喘息機會的孩子們再次退回到封閉、壓抑的環境中。
“随着網際網路的普及，欺淩的場所改在了社交媒體。學校作為教育一線在減少網絡欺淩方面能力有限。對于‘不登校’學生的社會發展問題，必須通過提高地區福利水準解決。硬體方面的當務之急是擴充預算，與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形成合力提供支援，希望能夠好好規劃一下預算怎麼用吧。”
在此次調查中，另一個備受關注的“校園欺淩”問題7年來首次在資料上呈現好轉态勢。中國小校和特别支援學校得到确認的欺淩事件降至517163起，降幅達到15.6%。其中列入“重大事态”的有514起，下降28.9%。
但日本文部科學省認為，欺淩事件減少主要是因為疫情導緻實體接觸減少，學校休假又導緻授課時間低于往年，并非欺淩問題本身有所緩解。但一個值得關注的新變化是“社交媒體（SNS）欺淩”顯著增加，全年共報告18870起，不僅重新整理紀錄，更是在最近5年時間裡翻了一番。
“我家有兩個女兒，她們學校‘不登校’的孩子也越來越多。我家孩子是考生，壓力山大，讓她在家休息或是遲到的天數也在增加，真是很擔心。又是青春期，不再是能和媽媽說心裡話的年紀了，當媽的也是愁死了。有的時候早上起來就開始哭，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也沒時間耐心聽孩子說話。除了一直盯着之外還有啥好辦法嗎，求教各位。”
自殺、“不登校”和校園欺淩不僅是未成年人成長中的煩惱，而且也是日本社會揮之不去的頑疾。日本大量文學、影視劇作品中也一遍遍講述着青春期的殘酷物語、絕望中無助的掙紮。
對于“不登校”問題，日本政府也曾出台多項措施，集合學校、家庭各方力量多方發力，但從結果看收效并不明顯。文部科學省等機構開設了24小時求助電話，友善有問題的學生随時撥打尋求幫助。日本教育委員會在對“不登校”學生提供幫助方面發揮全局統籌作用，在學校層面營造安心的學習環境，改善教學方法，使學生各盡其能，增加對學生的吸引力。同時加大對于校園内學生欺淩、教師體罰等問題的治理力度，減少“不登校”人數，使所有學生安心上學。
但從網友的留言中不難看出，無論是日本政府的努力還是社會大環境使然，即使是成年人在面對青少年的困境時也常常是心力交瘁，倍感無力。網友們所處身份不同，視角自然各異，從中也不難看出整個日本社會對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既痛心又無解的糾結。
快速發展的社會讓日本所有年齡段的人面臨着空前的壓力，為自己留下療愈心靈的空間不是成年人獨有的需求，按照非營利組織“自由空間聚集地”理事長西野博之的說法，孩子們在生活中同樣要顧及父母和老師的感受，身心俱疲，需要在學校和家庭之外尋找第三種容身之所。
來源：參考消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