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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腳”是怎樣消逝的?

作者:京報網

“纏足”是中華文化中不可回避的陋俗,這種習俗在宋代及其之後延續存在了數百年。纏足時人們使用外力迫使女孩的腳骨、腳趾、足弓發生扭曲,讓其停止生長或向内生長,纏足往往持續多年才能最終定型。被纏足的女性,一生都無法擺脫腳部的殘疾,在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中,纏足的女性被要求解放雙腳,打開裹腳布。然而被摧殘的她們,打開裹腳布甚至連站都站不穩,被破壞的雙腳,骨骼根本無法支撐身體,這讓曾經裹腳的女性,每走一步都非常痛苦。很多人都選擇重新裹上裹腳布,這并不是她們守舊認同纏足,而是為了減輕肉體上的痛苦。至今在雲南玉溪仍有個被稱為小腳村的地方,那裡的老人仍纏着裹腳布,雖然下一代已經不再纏足,但是纏足造成的傷害卻伴随着她們終身。

“小腳”是怎樣消逝的?

《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加]勞拉·寶森 [美]葛希之 著 彭雅琦 張影舒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有關中國的纏足問題,曆來學者、曆史學家、作家、傳教士都曾對其感興趣,并提出多種見解。但纏足女性的生活與勞動的問題,卻很少被人關注,比如農村的女性很少纏足,但是農村纏足的女性必然和城市中女性的纏足原因有所不同。這些問題就需要更深入的田野調查,研究者需要下到農村與那些行動不便、語言不通、回避人際交流的裹腳老人進行深入的交談。《年輕的手與被縛的足:追溯中國鄉村纏足現象的消逝》一書,由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勞拉·寶森和美國中密歇根大學人類學榮休教授葛希之合著,兩人及其團隊深入中國偏遠鄉村,探尋裹腳這個習俗在中國20世紀的存在與消逝現象。

書中的目錄按照研究的重點地域分為華北平原、中國西北、中國西南部,這三個區域,是中國仍殘存裹腳習慣的重點地區。在談到纏足時,中國的學者大多會談到精英階層對纏足的影響,主要觀察的是王庭貴族以及上流社會的風氣風向。而傳統的西方學者,大多是觀察到外出勞作的纏足婦女,片面且帶有西方文明正統思維的思想,因而批判較多但研究不夠深入。那些足不出戶在家勞動,或者農村鄉下學者們很少注意的地方是兩位教授研究的重點。他們多次再書中重申,這本書研究的是農村女性。

兩位教授采訪到了數以千計的農村裹腳女性,更為關注農業生活與城市傳來的裹腳習俗間的沖突與融合。另外一個重點,在中國傳統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結構中,女性的工作大多跟手息息相關,手工業、紡織業、制造業等。結合着裹腳帶來的限制,兩位教授也将研究重點放在經濟對于纏足女性的影響上。在一些地區的思維中,對腳的限制恰恰是對手的重視,為了讓女性專注于手的工作而纏足,這個溯源思路也是兩位教授在走訪調查中找到的意外發現。通過一手資料的大規模比較研究,兩位教授也對促使農戶放棄裹腳這個頑習的外在驅力,有了新的解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是書中的重點,大多數受訪者出生于這個時代背景下。鄉村家庭經濟面臨工業競争的沖擊,此時是個轉型期,傳統的家庭經濟模式此時也在變革中。在傳統模式中,人們往往重視田地、糧食等農業方面對家庭的影響。而那些被纏足忍痛在家門内幹活的女性則容易被忽略。女孩被限制在小鞋中,母親、祖母傳授她織物或手工藝品,從小訓練她們的雙手生産可供銷售的産品,雙腳的束縛在鄉村最大的利益就是限制女性的行動。這與城市女性的裹腳原因大不一樣。城市女性及精英階層的女性,不需要面對如此繁重的家務勞動,她們的認同感更來自于精英階層男人的認同,她們可以從事更高層次的手與腦的勞動。

書中作者破除精英階層對于底層人民的想象,裹腳由上至下的傳遞,并非是下層人民對精英階層的模仿。模仿精英階層不是下層人民的社會行為規範,将對财富和地位的幻想投射給下層人民是受到西方貴族主義的影響。下層人民選擇纏足,必然有根植于農村生活最現實的利益考量。

就像專門研究明清婦女問題的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高彥頤所說:“纏足需要的材料是‘女紅’,即紡線、織布及針線活等的産物。”這部書破除一些理所當然的思路,衆多的調查報告讓那些被忽視,無法訴說的中國農村婦女,可以在曆史中講述個體的故事。

(原标題:“小腳”是怎樣消逝的)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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