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文所介紹的中國篆刻史上的流派，指的是鄧散木先生所著《篆刻學》中所羅列的篆刻流派。全系鄧氏一家之言，是以，其中多有舛誤之處，我們結合其他相關近年發表的篆刻論文以及所出版的篆刻讀物加以相應校勘。
（鄧散木先生照）
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了鄧先生因為時代的局限以及門戶的偏見導緻的訛誤。但本人也有識見障和時代局限性，仍然會有錯失或遺漏，唯有盡力而已。
從秦漢（甚至從商周戰國）到唐宋，中國的實用印章流傳于世的，數量多至不可勝數，但我們卻無法得知這些實用印章的鑄、鑿者究竟是誰。因為在遠古時代，印章還沒有出現邊款，印章還沒有實作“物勒工名”的發展階段。它們畢竟小巧，還沒有發展到如鐘鼎一樣“國之重器”的規模。
鄧先生稱吾丘衍《三十五舉》第九舉曰：“秦人大小玉玺，有大小篆、回鸾等文 ，皆李斯書，孫壽刻。”确有這一句話，但卻記載于何震的《續學古篇》卷上，而跟吾丘衍毫不相關。且隻是文本記載，并無實證，隻能以傳說來看待。
（傳說李斯所篆的傳國玉玺印文）
見于資料記載的實用印章作者，魏晉間有陳長文、韋仲将、楊利從、許士宗、宗養等。因為當時的玺印，大都出自工匠藝人之手，沒有文人學士的參與。
這導緻了這樣一個結果，就算是漢印，也有一些印文不合“六書”義理的印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問題就更加嚴重了。到了唐宋時期，篆法衰微，更多任意牽合，不成文理，顯然是工匠的作品了。
到了元代，趙孟頫、吾丘衍舉起“複古”大旗，于是篆刻這件事，才真正列入文史之林，成為真正的文人雅事。當然，真正從“印章”發展成為“篆刻”還差一件事，就是石料的發現。
（王冕的印）
元末，王冕在浙江處州麗水縣天台寶華山發現了花乳石（也叫花蕊石，宋代曾有人開采用作器皿）。才真正開啟了文人刻印的先河，但王冕畢竟影響力太小，并未形成風氣，直到文彭的出現。
（文彭的印作）
文彭是石材刻石的實踐者，這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是文徵明的長子，社會影響力巨大，于是，他的門人，他的弟子，他的好友，以及他所結識的文人雅士，都漸漸成為篆刻的仿效參與者與篆刻的受益者，也漸漸形成流派。是以，如果說中國篆刻的流派史，應當從文彭開始說起（當然，他的詳細介紹要見下一篇），他也被公認為是中國文人篆刻的鼻祖。
（文彭像）
鄧先生認為中國篆刻的流派從文彭開始，應當做如下劃分：
（鄧散木《篆刻學》的流派清單）
他認為從明代到民國，治印家的宗派，可以得名者有七個派别，分别是歙派、浙派、鄧派、黟山派、吳派、趙派。但這中間除浙派、黟山派、吳派名字尚可外，問題不少，細加分辨，我們針對上表，要注意下面這些問題：
1、文彭的流派應當叫做“三橋派”；而程邃要晚于何震一些年，并且，程邃不是文彭的弟子，而這裡所說的“歙派”以及後面要提到的“徽派”、“皖派”、“鄧派”等概念多有交叉，不能誤認；
2、何震的流派應當稱為“雪漁派”；朱簡、汪關并不在何震的“皖派”體系内，朱簡以切刀立派，但卻沒有名目，但顯然跟何震的長程沖刀刻法有天淵之别；汪關的典雅工穩，有他自己獨立的門派，應當稱為“婁東派”；蘇宣雖列何震門牆，但最終為文彭所喜，升格為何震的同輩門人，蘇宣有自己獨立的門派，稱為“泗水派”；
（何震像）
3、丁敬的浙派并非起于何震，他的刀法起源于朱簡細碎的切刀。金農、鄭燮不是浙派的代表印人，浙派的代表印人還是所謂的“西泠八家”；
（西泠八家與徽宗的互相影響）
4、包世臣雖然是鄧石如書法方面的弟子，但并不擅篆刻，而吳廷飏（即吳讓之）是包世臣的弟子，并未得鄧石如親傳；
5、趙之謙并非純出鄧派，他學印從浙派開始，後轉入鄧派，最後形成了皖浙橫站“印外求印”的印風；胡钁（鄧誤作吳钁）并非趙之琛弟子，而是私淑浙派，最終受趙之謙啟發，其成就應當于趙之謙并列；
6、徐三庚并非趙之謙和吳讓之的弟子，他也是從“浙派”入手，他的年歲甚至長于趙之謙三歲；易熹是黃士陵弟子，很不該與趙叔孺并列；
（晚清到民國的流派發展圖）
7、胡钁姓氏誤作吳，李尹桑名字誤作李燊；
8、吳昌碩門人名家不少，并非隻趙石一家，而趙石一派後公認為“虞山派”，并非“趙派”；鄧散木是趙石弟子，是以有美師之嫌；
9、表中漏掉了諸如林臯、王福庵、齊白石等名家，趙叔孺下還有名家陳巨來（不過陳年歲小于鄧，不收錄正常），原因大概是與鄧氏印學觀念不同，是以不予收錄罷。
自下一篇開始，我們自文彭開始，我們将詳細介紹每一個流派。
（【細讀《篆刻學》】之24，部分圖檔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