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國強（新疆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
新疆方志編撰曆史久遠，唐代就有《西州都督府圖經》問世。至于清代，方志的“資政、教化、存史”功能在治理邊疆中進一步凸顯。學者們意識到方志除記錄地方曆史掌故之外，尚有彰明教化、鞏固邊防之用。成書于嘉慶十二年（1807）的《三州輯略》就承載了這一社會曆史功能。編者和瑛作序雲：“史館銘勳，儒林作傳，以國書等其韻，辨舌齒于微茫；以漢楷和其聲，葉羽宮之巨細。”強調了修志的文教一統作用，并在志書中别設“藝文”一門，集中收錄清代詩作106題258首，改變了此前清代方志不專設地方文學作品集的體例。入選作者身份各異，民族多樣，是新疆文化交融特性的具體展現。所收詩作題材多樣，情态紛繁，亦可為清代西北邊塞文學之區域代表。
一如撰者所雲“龍堆瀚海，數千裡同軌行車；金嶺松塘，幾萬裡置郵傳命”，方志藝文在同軌同治的大前提下，充分發揮了弘揚文德、化育地方的詩教功用。和瑛在小序中馳騁想象，追思漢唐，以所選詩作為“青蓮之什”的再續。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作者們步入新疆，将文章氣骨、盛世風華也一并帶入，在浩瀚廣闊的天地裡書寫唐風漢韻。
承繼盛唐雅音傳統：《藝文門》收錄了兩位特殊作者，分别是《西域圖志》的作者與讀者。乾隆五十三年（1788）夏五月，王芑孫在避暑山莊讀完《西域圖志》，感慨國家版圖遼闊，人群眾多，漢唐以來所不能清晰了解的風土人情，在方志之中一一展現，可謂“一旦入我版圖，登我掌故，于戲盛矣”，故此寫下六十首《西陬牧唱詞》。而作為編撰者的褚廷章雖未親曆新疆，但精通和瑛所說“等韻和聲”之學，憑借對文獻材料的熟悉而得以纂修圖志。褚氏分詠南北疆名城十二首，自序“補史乘所未備，且借以詠歌盛烈，竊附于《江漢》《常武》之義雲”。《江漢》《常武》之篇，列于《詩經·大雅》之中，是四方安定，文德盛大的象征。清人評褚詩效法元白，卓然大雅，所謂“大雅”，就是唐人關注現實的傳統。李白在《古風·大雅久不作》中抒發了躬逢文教興盛，複作大雅的抱負；唐人樊晃、宋人黃庭堅皆稱杜詩為“大雅之音”；白居易推崇杜詩寓合六義，有風雅傳統。褚廷璋踵步元白，作品中也續寫了唐人的偉大志向。兩位作家贊頌國家一統、民族融合功業的時代強音，是對唐人大雅文教的傳承與延續。這也是兩人未履新疆土地，卻能在新疆方志藝文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再現唐人漫遊精神：唐人的漫遊風氣，是唐詩骨力的形成動因之一。與六朝文人相比，唐人登臨廣闊，境界宏大，以高、岑為代表的邊塞遊曆之作自成風格。和瑛在《藝文門》小序中列舉了司馬遷、李白、張載廣泛的行旅經曆，以之為作品宏大格局的基礎。《藝文門》中收錄了大量紀行詩歌，一方面符合地方志記錄事實的特點，是唐代岑參詩中漫長絲路的時空延伸；另一方面也融彙了唐人的漫遊精神，是唐詩真情實感的再現。
《藝文門》紀行詩作除描繪通都大邑之外，還保留了唐人以路線描摹和驿路古迹為詩題的特點，與方志融為一體。既有洪亮吉《從烏蘭烏素至安濟海雪皆盈丈，十餘日不見寸土，因縱筆作》這樣細緻生動的行旅描述；也有秦承恩、顔檢，李銮宣三人同題長流水驿站，借水之長流吟誦漢唐以來追求穩定和諧生活的文化思考。這些作品上承岑參《過碛》《經火山》《題鐵門關樓》等寫實詩題而來，又增添了更多細節，放大了唐人漫遊的旅途經曆。從一個人到一群人，是絲路餘音不絕的傳遞證明。
唐人邊塞詩中有“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的豪情，也有“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的苦寂。岑參兩次入疆，經曆了情感的高低起伏。從“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的怅惘轉為“知君慣度祁連城，豈能愁見輪台月”的豪邁，直至“近來能走馬，不弱并州兒”的自信。這些自然流露的情思，在《藝文門》中亦有延續。顔檢《嘉峪關》雲“出塞無惆怅，還思塞上翁”，和瑛《馳驿返宿苦水》則說“遙指北庭心膽壯，再嘗苦水是甘泉”。清人詩作中的惆怅意味頓減，用更為寫實的筆調，舒展了唐詩中固有的壯闊情懷，又強化了教化邊陲、建功立業的自信和勇氣。
續寫唐詩邊塞奇思：“瀚海闌幹百丈冰”“千樹萬樹梨花開”的唐詩妙景在方志所收詩作中得以再生。廣漠無垠的沙漠，千年不化的積雪，變幻無定的氣候，使得初入新疆的詩人們在親身感覺唐代邊塞詩寫實性的同時，增強了祖國包容萬象的自豪情感。顔檢詩作中就有着生動的情緒變化：詩人始出嘉峪關時，感慨“極目流沙外，同居化宇中”，雖有認識高度，尚未與實體感覺相結合。及至行走在新疆大地之上，才在《由巴裡坤至鹻泉》中真切表達了這種感受：“圖成西域壯山河，邊外嚴城氣概多。蜃海樓台呈色相，漢唐疆宇盡包羅。”
作家的實地感受使得唐詩體驗愈加真實，複寫唐詩情境也就更為自然。洪亮吉《抵巴裡坤》“晴天飛雪霰，即已沒車軸”，與“胡天八月即飛雪”千載相和；和瑛在描述哈密十三間房至鄯善七克台四百餘裡的風戈壁時，高呼“石飛輕于絮，辎重飄若蓬”，恰是“一川碎石大如鬥，随風滿地石亂走”的唐音寫照。
除此之外，清代作家們還創作了新的景觀。洪亮吉在松樹塘看見萬松并立，形态如一，寫下慷慨高昂的《萬松歌》。跨越地區的漫遊使得平凡之景在詩人筆下煥發出獨特的色彩，激發出作者的壯意，一掃路途遙遠帶來的頹氣。再看丁棻《山市》中“寶光踅向甘泉浴，憑虛變幻迷長空”搖曳多姿的海市蜃樓，已有繁盛之氣。這些地理奇觀的描摹比起唐詩更為細膩多變，與地方志記錄異聞佳景的特色頗有關聯，于寫實中平添了幾分浪漫情緻。
在清人宗唐風氣之下，唐詩影響無處不在，曹麟開《溫泉夜雨》“依稀共話巴山夜，剪燭西窗憶往年”，化用李商隐故事；常均《題敦煌古寺》“高城月落飛羌笛，又見春光度玉關”有王之渙“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影子；褚廷璋《和阗》“唐家風雨漢家煙”，又承接王昌齡“秦時明月漢時關”而來。而“瀚海”“天山”“玉關”“寸心”的唐詩地理意象、詞句典故等更是頻頻出現在方志所收清人詩作之中。在發掘這些唐詩傳承元素的同時，我們更應注意到清代邊塞詩對唐詩精神的内在承續，這些詩篇所蘊含的盛大氣象以及關注社會現實的漫遊紀實風格，在絲綢之路上代代傳承。作者們以寫實的筆法、浪漫的情緒書寫國家強盛、絲路繁榮的記憶，《藝文門》将這種情感與方志紀實功能相融合，綜合展現了清代邊塞詩歌結合現實的特征，也使方志的文德教化功用得到了顯揚。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28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