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程正揆的人生履歷及繪畫師承，清張庚在《國朝畫征錄》中稱：
程正揆，字端伯，号鞠陵，又号青溪道人，孝感人。崇祯辛未進士，名正葵，選翰林。入國朝改正揆，為光祿卿，官至少司空。善山水，初師董華亭，得其指授；後則自出機軸，多秃筆，枯勁簡老，設色秾湛。餘最賞其水墨木石一圖，作兩枯樹，一濃一淡，極意交插，而疎柯勁幹，意緻生拙，脫盡畫習，潑墨作巨石于下，亦有别趣，元人妙品也。端伯論畫嘗雲：北宋人千丘萬壑無一筆不減，元人枯枝瘦石無一筆不繁。其言最精。其印有先代一人師。工法書。查梅壑雲：昔人論書雲，既知平正，務追險絕。青溪書得之矣。
明崇祯四年，程正揆考中進士，而後入朝為官。董其昌與程正揆的父親程良孺是很要好的朋友，當時都在京師，程正揆由此而得到了董其昌的指導。當時程正揆28歲，而董其昌已是77的老人，程正揆在董其昌那裡看到了大量的古人畫作，由此而提高了眼界，在繪畫理念上，也受到董其昌的影響，是以後世将程正揆目之為董其昌的弟子。
程正揆《山水冊》之一 上海博物館藏
姜紹書在《無聲詩史》中稱：“是時，董宗伯思白為風雅儒師，先生折節事之，虛心請益。董公益雅愛先生，凡書訣畫理，傾心指授，若傳衣缽焉。”姜紹書明确地說程正揆拜董其昌為師，虛心求教，而董其昌也盡心教授，将自己的繪畫理論悉數傳授給程正揆。四庫館臣在給程正揆的《青溪遺稿》所作提要中亦稱：“正揆少從董其昌遊，故頗工于畫。集中亦多題畫、論畫之作。”
關于董其昌對程正揆的看重，程正揆在《書王摩诘江幹雪霁圖卷後》亦有明言：“崇祯壬申年，先生以宗伯應召，攜此圖入都，好事每求一見，弗得。惟餘往，先生必出圖相示，展玩必竟日，且為指授筆墨三昧處，謂荊、關、董、巨皆從此出，若繪事不見摩诘真面目，猶北行不見鬥也。”
董其昌入京時帶去了一些名畫，其中有王維的《江幹雪霁圖》，董對此畫十分看重，很多人要求觀看此畫，都被其婉拒，而程正揆前往時，董其昌都會出示此圖，邀程一同欣賞，并且向程講解此畫的妙處所在。董其昌告訴程正揆，以前許多著名的畫家比如荊浩、董源等人，他們的畫理其實都是本自王維，董其昌把王維視為文人畫的鼻祖。從這段記載既可看出董其昌對程正揆的關愛，也可以看出董其昌繪畫觀念對程正揆的影響。
程正揆《山水冊》之二 上海博物館藏
董其昌将繪畫分為南北兩宗，《畫禅室随筆》載：“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骕，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诘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為張璪、荊、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
而程正揆在《青溪遺稿》中亦稱：“子嘗謂，晉唐人畫是如來禅，荊、關、董、巨是祖師禅，至元四大家便如靈濟、雲門諸老。建立宗旨，玄風大暢矣。然須明眼慧心人始得。若野狐伎倆，現牛鬼蛇身，惡習熏染，便使觀者入書畫地獄，殊可憐也。”
兩相比較，可見董其昌觀念對程正揆影響之深。雖然如此，程正揆在畫理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見解。董其昌在上文中明确地把馬遠、夏圭列在北宗，程正揆卻對夏圭的畫作極其欣賞：“夏禹玉畫華山圖三十冊，雄麗奇詭，極盡筆墨山水橫肆之緻。移此數峰，與蓮花伯仲，看黃河天際來，亦堪使太白搔首問青天也。”
程正揆《山水冊》之三 上海博物館藏
從這個角度來看，程正揆雖然接受了董其昌所強調的南北宗理論，但他在對待具體作品時，仍然是以事論事，并不因為自己偏好南宗就認為北宗的繪畫都無足道。其實，董其昌在對待具體畫作上也有類似的評價，他也并沒有認為凡是北宗的畫就是不好。兩人在一起的相處雖然僅是短短三年，但董所受影響極深。比如董其昌強調“畫欲暗，不欲明”，而流傳後世的程正揆作品基本上都是偏清淡的色調。
董其昌退休後，程正揆仍然在朝為官，李自成軍隊攻入北京後，程正揆南下進入南明弘光政權，在此任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第二年清兵包圍南京城，福王逃走，程正揆與其他南明官吏開城降迎清軍，在清王朝再次為官，之後做到了工部右侍郎，而他的繪畫才能也受到了順治皇帝的欣賞，曾應召入瀛台為皇帝作畫。
但是，程正揆在京期間生活得并不如意，他在《書卧遊圖卷》的跋語中寫道：“己醜以後，予往京師，十年如蠶之處繭，遂作《江山卧遊圖》，頗有索者，不能應，乃有糾彈及之者，曰程某以畫媚人，餘具疏雲：臣生平無他嗜，惟志在山水，又寡交際，故于辦事餘暇，間作畫自娛也……。”
程正揆《山水冊》之四 上海博物館藏
己醜乃清順治六年，自此以後，程正揆小心翼翼地在北京生活，既沒有什麼特别的愛好，也很少交遊，業餘時間隻是繪畫自娛。也許是不願意跟人深交的原因，有人向索畫，他卻沒有滿足别人，由此而得罪了一些人，說他以畫取悅人，拉幫結派，程正揆無奈隻好向皇帝上書解釋，說自己的繪畫隻是為了自娛。由此可見，他想安安靜靜作畫都不可得。
清順治十三年十月，禦史張自德上書彈劾程正揆“湎淫蕩檢，有玷官箴”，于是被下部院查議，轉年三月被革職，而後他離開京城傳回故鄉，把大多數精力用在了繪畫創作方面。他在《行書詩卷》中寫到了此後的心态：“丁酉夏放歸石城，閉戶若深山寂如也。公遠王子時過我為競日譚，公遠靜甚，益增雅緻。偶索書，因錄此數則。予近有筆墨謗，幸藏之勿示人，又添罪案雲。青溪道人程正揆記。”
程正揆《山水冊》之五 上海博物館藏
雖然已被革職，但程正揆依然心有餘悸，擔心給别人寫字畫畫又會招來诽謗，說不定還會給他增加新的罪狀。盡管有着這樣的擔憂，但程正揆還是繪制出了數量衆多的畫作，然而，他的繪畫主題十分奇特，因為他幾乎隻畫《江山卧遊圖》，并且立志要繪五百卷這樣的同名題材作品。這種繪畫方式堪稱前無古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奇特的畫法呢？他在《題贈舒五公卷》中有所解釋：“居長安者有三苦，無山水可玩，無書畫可購，無收藏家可借，予因欲作《江山卧遊圖》百卷，布施行世，以救馬上諸君之苦。”
看來程正揆很不喜歡北京的環境，認為這裡沒有好山水、沒有好書畫也沒有好的收藏家，是以他想畫一百卷《江山卧遊圖》而後散布人間，以此讓朋友們得以卧遊。他在《題舒兩吉畫卷》中亦有類似說法：“予欲作《江山卧遊圖》百卷以自娛，壬辰、癸巳兩年，約得六十餘圖，皆為好事者持去。甲午以後遂不暇及此甚矣，有始有卒之難如是……”
這裡所說的壬辰和癸巳是順治九年和十年，在這兩年的時間内，他畫出了六十多幅《江山卧遊圖》，這些畫都被朋友們搶去。轉年，因為諸事繁忙他沒有再繼續畫下去。
程正揆《江山卧遊圖》之一故宮博物院藏
按照程正揆的計劃，他原本是想畫一百卷《江山卧遊圖》，但後來喜歡者太多，他的計劃更改為五百卷。周亮工在《讀畫錄》中稱：“程正揆，字端伯，别号青溪道人。書法師北海，而豐韻蕭然，不為所縛。嘗欲作《卧遊圖》五百卷，十年前予已見其三百幅矣，或數丈許，繁簡濃淡，各極其緻。然矜貴不肯輕以與人，惟于石和尚無所吝耳。”
程正揆把計劃完成的《江山卧遊圖》數量擴大到五百卷，而周亮工說他在十年前已經看到程完成了三百幅。從後世的記載來看，很多大藏家都在尋找這五百幅作品，比如王士禛在《程侍郎青溪遺集序》中寫道：
青溪先生《江山卧遊圖》散在人間合有數百本，予在金陵日，訪之才得二卷，其一長可丈許，江流山色映帶遠近，煙風雲氣漁莊蟹舍，風帆沙鳥出沒于煙波暮霭之間，與王诜《煙江疊嶂圖》相似。其一如王摩诘《嘉陵江小簇》，長僅尺許，而江山遼闊，居然有萬裡之勢，皆奇作也。二卷藏之匣中數十年矣。
程正揆《江山卧遊圖》之二 故宮博物院藏
王士禛得到了其中的兩卷，他十分寶愛，一藏就是幾十年。可能正是程正揆隻畫同一主題的作品，并且在後來的作品中還标出每一卷的号碼，于是很多人都開始追求該畫，以此來表明第某号藏在自己手中。正因為這樣的追求，使得《江山卧遊圖》很是搶手，而清代的鄭珍談到朋友在京城得見《卧遊圖》第一百九十六号，可惜對方開價高昂，隻好臨寫一遍的憾事：“琴邬與餘飲，言昔年在京師，有持程端伯《卧遊圖》五百卷之第一百九十六來售者，長二丈餘，心欲之而高值不可得，适有佳紙，因剪燭臨之，自更定至雞鳴而畢，誠一快事。”（鄭珍《巢經巢詩文集》）
巧合的是，到了現代，容庚先生也藏有兩卷《江山卧遊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容庚将這兩卷名品出售給廣州藝術博物院，該院的楊彬為此寫了一篇《程正揆及其〈江山卧遊圖〉》，由此人們得知，容庚舊藏的該畫為第八十卷和第三百四十卷，兩卷畫後都有容庚所寫長跋。經過對這兩件館藏的編号和創作年代的排列，楊彬在文中稱：“從容庚先生的跋語中，得知，程正揆的《江山卧遊圖》罷官後創作的數量可謂是快速遞增。我院收藏的第三百四十卷，作于1672年，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第四百三十五卷作于1674年。短短的兩年時間内，程正揆創作了95卷之多。”
程正揆《江山卧遊圖》之三 故宮博物院藏
可見，正因為被罷職，程正揆反而有了時間去創作，似乎他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悠閑，然而他卻在《題夏振叔卷》中稱：“振叔不遠千餘裡，特制此卷索書，或謂予在山水間，心手必閑，故爾不知閑人怄事更多，每日晨起灑掃幾案，位置花石，客至或棋或歌，天氣和暖散步尋僧，煮竹筍野蔬，哪得磨墨拈毫，作冷淡生活日子也哉。今年園中杏花獨盛，燦爛盈庭，坐卧其下，偶憶此未完，遂信筆書之。”
夏振叔應當是程正揆在北京時的朋友，程正揆被免職後主要在南京和家鄉湖北孝感兩地往返，夏振叔寄來書信，向他讨要作品，夏在信中說到程既然已經不在官場，想必在山山水水間十分悠閑，言外之意是程應該有許多閑暇來作書繪畫。夏振叔的話令程正揆大感不快，他說其實不當官的日子更忙，比如忙着布置庭院，忙着下棋、散步、尋僧等等，哪有時間作畫。用今天的話說，這應當算是一種“炫閑”，但也看得出他心情很好。
讀到程正揆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想起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所表達的喜悅，雖然他有着撒嬌式的抱怨，卻能看出他傳回家鄉後的生活是何等之滋潤，這也是他能夠在短期内創作出大量《江山卧遊圖》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