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到我們這一級别的幹部就沒人管了。”
胡建學大言不慚地說。
但僅僅4年後，胡建學就锒铛入獄。
自認為到了他這樣級别的幹部沒人管了，藐視黨紀國法的人，黨紀國法也絕對不會放過他！
1995年1月，胡建學被依法逮捕。
那時候筆者所住的城市屬于泰安管轄，是以案件審理時引起人們很大關注。有人說胡建學落馬是因為他向市民集資建一座橋，引起市民的不滿；有人說他是因為蓋樓，超出了當地的财力負擔……
90年代沒有網際網路，人們獲知資訊的主要管道是報紙和雜志，在胡建學管理泰安期間，市民們經常從當地報紙看到他的新聞，但是忽然之間，胡建學成了A錢犯，站在被告席上，這種明顯的反差給人印象深刻。直到後來案件偵查完畢，人們才知道，原來檢察機關不僅挖出胡建學，還挖出了一群“碩鼠”，一件“窩案”。這個案子也成為90年代全國懲治腐敗的一個大案要案。
那麼，事實究竟如何呢？
要說胡建學，首先要從詐騙犯汪德海說起……
01
汪德海，男，原先在泰安市瓦斯公司工作過，由于他不正經工作，被瓦斯公司除名。一開始他在泰安做些“生意”，但由于不善于經營，混不下去的汪德海于是想幹大生意，跑到深圳“闖天下”。
但他終究不是“創業”的料，是以在深圳也愈發混不下去，正在山窮水盡之時，老家來的一個人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此人是泰安市泰山區人大主任杜傳岐。
為了重新回到泰安打開局面，汪德海決定在杜傳岐身上打開缺口，取得他的信任。
他安排杜傳岐住進深圳帝豪大酒店，白天陪杜傳岐到處遊覽，晚上又令杜傳岐到歌舞廳去，一切費用都是汪德海包下來。
汪德海這個人巧舌如簧，海闊天空，他吹噓自己在深圳辦了什麼實業公司，幾年下來掙了不少錢。
但實際上，他手裡并沒有多少錢。
有一天，汪德海特意買了一條金項鍊，價值1300元，一枚金戒指，價值558元，來到杜傳岐的房間，對他說：“我給您買了點小東西，不成敬意，就當個見面禮吧！”
杜傳岐疑惑地說：“這麼貴的東西，買這個幹什麼？”
說話之間他就收下了。
汪德海見杜傳岐這樣，更加堅定了用糖衣炮彈攻下這個堡壘的決心。是以杜傳岐在深圳、廣州期間，汪德海為他花費了上萬元。
對于汪德海的招待，杜傳岐非常感激，見他出手大方，自然對他深信不疑。是以，當汪德海向杜傳岐流露出要挂靠在他名下在泰安辦個實業公司時，杜傳岐當即表示贊同。于是第四天，汪德海就陪同杜傳岐回了泰安。
就這樣，汪德海這個無業遊民，用一條金項鍊和金戒指，以及廉價的謊言，騙取了杜傳岐的信任。
汪德海搖身一變，就成了“實業公司”的總經理。
這為他從事詐騙活動披上了“皇帝的外衣。”
汪德海當上“實業公司”總經理後，他還是不滿足，光認識一個杜傳岐顯然不行，應該認識更多在泰安管事的人。功夫不負有心人，于是在他的金錢作用下，泰安交警支隊的李惠民、闫克争等人，都與汪德海打得火熱。他們利用手中的關系為汪德海的“公司”提供友善。汪德海當然忘不了他們的“照顧”，是以多次進行“回報”，先後向杜傳岐行賄7次，價值7.5萬多元。
“多行不義必自斃”。
1994年7月，随着汪德海詐騙案發，杜傳岐、李惠民、闫克争等人也随着他們的狐朋狗友們倒了黴。
杜傳岐、闫克争等人被逮捕，他們不僅交代了與詐騙犯汪德海的犯罪事實，還交代了以下問題：
1992年至1994年，杜傳岐先後向原泰安市委副書記孫慶祥行賄2000元人民币，闫克争向孫慶祥行賄1000元人民币，送微波爐2台、金項鍊1條、家具1套、彩電1台、錄像機1台、電冰箱1台、洗衣機1台，總價值約2.3萬餘元。
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闫克争又送給泰安市原秘書長盧膠青價值3000元的微波爐1台。
李惠民送給盧膠青人民币1萬元。
1991年5月至1994年4月，李惠民送給原泰安市副市長孔利民美金2000元，人民币4000元，彩電1台、微波爐1台，夏普錄影機1台。
當杜傳岐、李惠民、闫克争等人供出上述問題後，立即引起中央以及山東省的高度重視，中央紀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山東省對查處此案給予了強力支援和幫助。中央紀委副書記王德瑛，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趙登舉親自指導辦理此案。經過幾個月緊張而艱苦的偵查工作，終于查清了這群“碩鼠”的違法犯罪事實。1995年1月到3月，孫慶祥、盧膠青、孔利民被依法逮捕。
拔出蘿蔔帶出泥，胡建學的A錢受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
02
孫慶祥、盧膠青、孔利民被依法逮捕後，泰安的百姓奔走相告，但人們對他們的犯罪事實并不清楚。當他們來到泰安時，老百姓心裡隻有一個淳樸的想法：希望他們能帶領大家緻富奔小康。誰想他們竟然走上犯罪道路，辜負了老百姓對他們的期望。
孫慶祥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在職務晉升、工作調動等方面謀取利益，在1992年到1995年間，先後收受杜傳岐、李惠民、闫克争等35人賄賂的人民币6.9萬多元、美金600元、彩電一台、電冰箱一台、錄像機一台、微波爐3台、分體式空調1台，音響1台。金首飾8件以及手表、皮衣、家具等各種物品，折合人民币達12萬元之多。他1992年9月才調到泰安工作，到1995年被依法逮捕，隻有兩年零三個月時間，就像他在庭審時所說的：“我到泰安還不到3年，就弄了12萬多。”這個時候孫慶祥後悔了，感到對不起泰安人民，但此時已經晚了。
盧膠青比孫慶祥更甚。他來泰安工作也隻有31個月的時間，但是他利用職務之便，報帳的各種費用就高達37萬。他身上穿的、戴的，都是進口貨。購買東西後，他經常拿着“白條”找機關報帳。與孫慶祥一樣，此時他也後悔了，但伸手必被捉，自己做下的就要承擔法律責任！
03
随着孫慶祥、盧膠青、孔利民等人受到法律制裁，胡建學的諸多問題也漸漸進入檢察機關的視線。
1995年初，胡建學強迫老百姓集資擴建的泰安市岱湖橋建成。但不久後他就案發。是以，當地老百姓曾戲稱這座橋是“逮胡橋”。這座橋原本可以不修，但胡建學很迷信，他這樣做就是為了取“岱湖”的諧音“帶胡”，帶着他飛黃騰達。
但沒有想到，他把自己帶進了監獄裡。
1990年1月，胡建學調到泰安工作，年僅41歲就主政一方，他自然有些飄飄然。曾大言不慚地對人說：“到我們這一級别的幹部就沒人管了。”是以，他在工作中我行我素，根本不聽取别人的意見。
剛來泰安時，胡建學說：“泰安市沒有城市氣息，隻有多建高樓，才像個城市。”按理說，發展城市原本沒有錯，但是假如不顧當地的客觀情況和财力，盲目地發展高樓，栽花種草，不顧及民生，就走進了錯誤的怪圈。尤為主要的是，無論修建高樓還是公園，首要的一點是要符合用人管事的程式，按照原則辦事。但是，胡建學在用人上明顯不加區分，重用盧膠青、孔利民這樣的“關系戶”。在這其中，範鎮的鄭洪昌就是一例。1993年，鄭洪昌盲目地大辦所謂實業、開公司，當時範鎮隻有1億元的家底，但經過他這麼不切實際的折騰，最後非但沒有盈利，反而還欠下了3億多元的貸款，令當地群衆苦不堪言。但就是這樣的人，被胡建學提拔在重要崗位上。
胡建學很虛僞。他經常打着幹事創業的旗号為自己謀取私利。經常在口頭上說：“如果沒有開拓精神，四平八穩就什麼事也幹不成。”“跑不了項目就是沒本事。”甚至連“送錢送物也是為了跑項目。”類似的口頭禅挂在嘴上，猶如抹了蜜糖一般，為他收受别人的錢、物，以及各種賄賂大開友善之門。對于這些，他根本不拿着當一回事，甚至覺得這是“稀松平常”的。
1993年，胡建學收受盧膠青送他某石化公司1萬股的股政權。同年12月，又送給胡建學股票本金2萬元。1993年12月，某石化公司在深圳上市，胡建學同意盧膠青安排原泰山飯店經理周某将股票轉讓，獲利44.2萬元。為了掩蓋犯罪事實，胡建學安排周某從中拿出20萬元還給某石化公司，剩下的22萬元贓款存放他處。甚至在案發前，為了掩蓋犯罪事實，胡建學與盧膠青等人進一步掩蓋犯罪事實，訂立攻守同盟，将贓款轉移他處，企圖逃避法律責任。
為了給自己謀取私利，胡建學可謂費了一番心思，企圖從各方面包裝自己。在泰安期間，他還創作了一本書，名叫《登泰山知天下闊》，曆數自己在泰安期間的所謂成績。是以，當檢察機關派人來調查他的情況時，胡建學竟然拿出這本書來，企圖用自己的“成績”掩蓋犯罪事實。
應該說，胡建學是有些才華的。可惜的是他沒有把才華用在正路上，而是走上了A錢犯罪的道路。
A錢受賄的大門一打開，就一發而不可收。從1990年1月到泰安工作，到1995年1月被益發逮捕，在這5年時間裡，胡建學利用職務之便，收受盧膠青、孔利民等前後42人賄賂的人民币、美元、港币、意大利币、股票、彩電、影碟機、錄影機、音響、微波爐、錄像機、空調、電冰箱以及家具、金首飾等各種物品，共計折合人民币61.6萬多元。尤其令人驚訝的是，當檢查機關道他家裡搜查時，從被子裡搜出了50萬元現金。這些縫在被子裡的錢，究竟是誰送的，連他都想不起來了。在90年代，那些通過創業而走上發家緻富的人，能有1萬元存款就很了不起，稱之為“萬元戶”，胡建學卻A錢了60多萬，在當時來說可謂觸目驚心。
1995年1月27日，胡建學被依法逮捕，去了他應該去的地方。
1996年，經過一審二審之後，胡建學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04
聊城監獄，距離濟南約120公裡。
胡建學就在這裡服刑。
入獄後的胡建學很服從管教，他每天早晨六點出操。但他并不和其他犯人一起跑步，而是和其他入獄前的犯人圍着操場散步。
胡建學最初被分到聊城監獄六監隊，因其特殊身份，曾被列為重點管教對象。由于胡建學有一定的寫作才能，不久後他就被配置設定到教研分監區擔任教員。但是，胡建學對于上課似乎并不感興趣，後來又讓他在監獄主辦的《育新報》從事編輯工作。
胡建學擔任在《育新報》副主編後，每天的工作就是審閱各個監區送來的稿件。也因為這個工作，胡建學表現積極，積極悔改。有一年中央電視台播放《焦點訪談》，正好是他的案子，他指着電視螢幕對獄友說：“你們看看我當時的醜态。”由于在服刑期間胡建學有立功表現，是以前後共獲得5次減刑。截止到2014年的時候，胡建學的刑期已經由死緩減為有期徒刑15年6個月。
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規定》第九條規定，死刑緩期執行罪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胡建學的減刑是由聊城監獄提出的，人民法院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确認其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實後，才裁定予以減刑。胡建學最初從死緩改為有期徒刑，是由山東省進階人民法院裁定，而此後每次減刑的間隔時間不低于兩年。
胡建學在服刑期間，身體一直不好，每年都會去濟南的“南山醫院”就診。
尤其是2002年到2003年這段時間，胡建學的身體狀況不好，每年都會來這家醫院就診，每次都由幹警看着，大多數時候，當天看完病當天回去。
醫院的對面就是新康監獄，有時候就診完畢後，來不及回去，胡建學就會被送到這裡收監。
但是從2006年開始，胡建學因為“患有高血壓、冠心病、陳舊性腦梗塞、糖尿病等症狀，随時有發生心肌梗塞及心源性猝死的可能”，經準許保外就醫1年，後連續7年續保。
在保外就醫期間，胡建學居住在濟南天橋區隅首街，一座普通的院落内。
那時候除了外出理發和遛狗外，胡建學很少抛頭露面。
但他并非無所事事，保外就醫期間，據說曾在滕州開辦了一家小型工廠，後來又在肥城擔任過房地産顧問。
對于胡建學的情況，那時候他的家人不願意提及，認為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他的妻子原先在省郵電局工作，後來配置設定到網絡系統工作。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下發“五号檔案”，要求對職務犯罪、涉黑犯罪、金融犯罪罪犯等“三類罪犯”被判重刑的，從嚴把握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标準。
鑒于胡建學的身體已經明顯好轉，是以在2014年8月，已經保外就醫8年的胡建學再次被收監。
等待他的，将是最後的刑期！
結語
胡建學A錢受賄特大“窩案”是90年代一個重要案例，那時候不僅在泰安，在省城，乃至在全省和全國都引起很大轟動，曾是那時候的全國10大案件之一，入選過各種“懲治腐敗大案要案警示錄”。胡建學也成為共和國曆史上，自劉青山以後在當時受到刑罰最重的一個地市委書記。
在受到法律的審判後，胡建學忏悔了，他說：
我之是以走上犯罪的道路，缺乏世界觀的改造是最根本的一個原因。我來泰安之前還是比較廉潔的……到了泰安之後随着官升大了，追求享受的欲望就更加強烈……這種歪曲了的世界觀就更加暴露出來了……二是缺乏改造世界觀的自覺性……特别在不正之風面前，完全喪失了抵禦能力……錯誤的用人觀念是我走上犯罪道路的第三個方面的原因，蒼蠅總是在找有裂縫的蛋，由于我自己腐敗，在用人的問題上錯誤地認為向我行賄的人都是好人……他們又介紹了一大批人讓我用……缺乏法制觀念是我走上犯罪道路的第四個方面的原因……
胡建學雖然自我剖析，但終究于事無補，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積極改造自己。
《尚書·周官》有雲：“以公滅私，民允其懷”，意思是說，為大衆謀公利而不是私利，就會得到老百姓的的信任和擁護。反之，就會成為人民的罪人。胡建學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原本可以用自己的才能為大衆牟利，他卻走到了反面，最終落了個可悲又可憐的下場！
伸手必被捉，不管你是什麼人，不管你是什麼級别，隻要觸犯了黨紀國法，就一定會受到法律的嚴懲。
胡建學就是這樣一個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