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利德爾全家人合影。自左至右:詹妮、瑪麗、詹姆斯、歐内斯特、埃裡克和羅伯特。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8月15日《南方周末》）
假如您問，哪一位在中國出生的人，獲得了第一塊奧運會金牌，十人當中恐怕有九個會說是許海峰：1986年7月29日，這位神射手實作了“零的突破”，為國争了光。
不過，這一答案并不正确，因為沒有仔細審題：在中國出生的運動天才，不一定都有機會代表中國國家隊參賽。1902年1月16日清晨6點28分，有個蘇格蘭男嬰在天津馬大夫紀念醫院（地點在今天津口腔醫院）出生，後來取名李愛銳。他很快就長成了一個優秀運動員，到22歲的時候，在1924年巴黎夏季奧運會上破了400米跑的世界紀錄，赢得了冠軍，并在200米賽跑中摘取銅牌。如果他參加當時輿論公認他最有競争力的100米沖刺，肯定還能拿回一塊獎牌，而且很可能是金牌，因為那是他最拿手的項目。不巧的是，大會把百米跑安排在星期日，不能更改。李愛銳作為虔誠的基督徒，不肯在安息日參與任何世俗的事功。有一部獲得了1981年度最佳影片等四項奧斯卡獎的小制作電影，叫做《烈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叙述的就是李愛銳的故事。電影裡說他在橫渡英吉利海峽時才知道100米賽跑是排在周日進行，他經過思想鬥争才決定不參加比賽。曆史事實是賽程表幾個月之前就發到運動員手中，而且從一開始李愛銳就根本沒有過周日參賽的想法。在教練的指導下，他進行了數周的賽前訓練，準備參加400米和200米的比賽。在放棄100米賽的同時，他還放棄了4×100米接力賽和4×400米接力賽，因為那些也是安排在同一天的。
<h3>和中國結下不解之緣</h3>
出生在天津的運動健将李愛銳，英文名字是Eric Henry Liddell，綽号“蘇格蘭飛人”（the Flying Scotsman）。他出生在華北，和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在天津長到五六歲，父母帶着全家回到英國，把他和8歲的哥哥羅伯特·利德爾（Robert Liddell）留在倫敦，進入專收傳教士子弟的寄宿學校，地點在倫敦郊外的布萊克·希斯。然後他們的父親隻身回到天津繼續傳教。母親瑪麗·利德爾（Mary Liddell）帶着他們的妹妹詹妮陪着兩個男孩在倫敦，一年多以後，眼看着兩個孩子适應了寄宿學校的生活，瑪麗才帶着詹妮回到丈夫身邊。
1912年，李愛銳10歲的時候，那個寄宿學校遷到了倫敦城南的茂汀罕區，取了新的校名，這就是後來頗有名氣的伊爾薩姆學院（Eltham College）。有了比以前寬敞的校園，孩子們的體育運動機會增加了。兩兄弟都很喜歡每周兩次的橄榄球賽。幾年下來，積極參與橄榄球的結果是李愛銳兩次鎖骨骨折。而每年一次的賽跑，他們兄弟倆連續幾年都是第一和第二。除了體育，李愛銳也喜歡伯力（D. H. Burleigh）先生的化學課。我見過該校儲存的一張老照片，李愛銳坐在化學實驗台前的高凳上，很認真地觀察手中的試管。
1920年，李愛銳回到蘇格蘭老家，進入愛丁堡大學學習“純科學”，而他的哥哥Robert則在兩年前進入同一所學校學醫。入學不久，趕上了一年一度的校運動會，李愛銳一鳴驚人，擊敗奪冠呼聲最高的百米選手，獲得了第一名；又以十分接近第一的成績取得了200米的第二名。1923年，他打破了100米和200米的英國紀錄，成為英國的田徑新星。他在運動場上的榮譽，使他那虔誠的妹妹詹妮十分擔心。“你整天地跑步、跳遠、領獎、發獎，”她告誡他說，“你連停下站一會兒的時間都沒有，哪裡還有時間去認真思考上帝和天國？”李愛銳平常是一個性格比較内向，不太善于表達的人。不過他給妹妹的回答卻成為我心中的金句：“上帝造就了我，是為了一個目的——那就是中國。但是，上帝還讓我跑得很快！”他向妹妹保證，大學畢業後一定會回到天津。但在那之前，他要參加1924年夏季在巴黎舉行的奧運會。他這個決定的直接結果，就是奧運會的曆史，迎來了第一個出生于中國的金牌得主：他在奧運會結束後不久就回到天津，在北戴河向心儀的加拿大女子求婚，在天津的合衆會堂結婚，在北京西山度過短暫的蜜月，在河北棗強縣和他的哥哥羅伯特一起幫助村民在貧困中和侵略者鐵蹄下生存，在山東濰坊的日軍集中營裡和中國人民一起承受苦難，最後在華北某地的黃土之中留下了他的遺骨。他未入中國籍，但我心裡願意把他想象成中國人。
天津新學書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今天津第十七中學）自1900年2月接受英國基督教倫敦會用中英庚子賠款的資助。它的前身是1864年（同治三年）建立的養正學堂。其校舍仿照英國牛津大學，是一群青灰色的歐洲古城堡式的建築。李愛銳大學畢業前後的那幾年，新學書院的校長是哈特博士（Dr. Lavington Hart）。那時學校急需化學教師，哈特校長就到各界募捐，籌措李愛銳回天津任教的旅費，緊急聘請他來新學書院任教。李愛銳從愛丁堡大學理學院畢業後又到該校的神學院進修了一年；1925年6月，他踏上了歸途，在當時人稱為“西伯利亞鐵路”上“咣當”了十四天以後，終于回到了出生地天津。
埃裡克在天津合衆教堂舉行婚禮。 （資料圖/圖）
<h3>一段使我頗感意外的故事</h3>
我後來了解到自己和李愛銳有些間接的交集，是得惠于許國璋先生。1984年中秋節，北京外國語大學英文系組織新老研究所學生和教授、外國專家在第二大教室屋頂上的露台聯歡、賞月。桌上放了許多水果、月餅、冷盤、花生、瓜子、啤酒、葡萄酒。我心理素質不佳，不善于和生人說話，就左右手各拿一瓶冰鎮啤酒，見誰的杯中不滿，馬上走過去給人家添上。這樣不用說話，也不露怯。記得那天周珏良先生和許國璋先生坐在露台的西南角小聲地讨論着什麼。我一圈一圈地轉着倒酒，四五圈之後，許老“唉”了一聲，說，“你不要轉來轉去了吧？弄得我頭暈。去拉張椅子過來，坐在這裡就給周公一個人倒。不要總讓他等着。我也有話問你。”
我連忙搬了一把椅子過來側坐在二老中間靠後的位置。許老用英語問道：“你父親留過英嗎？他的劍橋口音相當純正啊。”我聽罷一愣，過了一會兒才明白過來，結結巴巴地說起父親早年就讀于英國人在天津辦的“新學書院”。沒等我說完，周公接過來說：“哦，新學書院在天津大名鼎鼎。那裡的教師，有幾位是劍橋大學的畢業生。還有一位著名的人物Eric Liddell，是奧林匹克四百米賽跑冠軍。”這時兩位教授自己聊了起來，語速大大加快，我勉強跟着聽，根本插不上嘴。
從他們的談話裡我知道周先生學英文始于南開中學，而南開的人都知道新學書院的學生英文厲害。周公又說：“他們第一年預科，隻學英文。然後六年，除了國文課之外，其它如曆史、地理、數學、化學一律是英國人用英語授課。七年下來，英語水準自然很高。”許老接過話茬說：“哦，我知道Eric Liddell。他有個中文名字叫李愛銳。奧斯卡獲獎影片《烈火戰車》就是根據他的生平編排的。”說罷向我示意，說：“咱們的電化教室裡有這部片子，你有空去看看。”然後又對周公說：“前幾天開《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學卷》的審稿會，他父親用英語和我讨論Jesperson，Bloomfield, Chomsky 等詞條的得失，使我頗為吃驚。”這樣我才算弄明白許老何以知道我父親，也是以知道了父親還曾經有一個故事很多的老師。
我真的去電教館調出了那部電影，仔細看了兩遍，對李愛銳其人産生了興趣。回到家裡便興沖沖地向父親打聽他的事情。沒想到父親臉色一肅，沉吟了半晌才說：“你問這個幹什麼？你從哪裡聽說這個人的事兒？”我隻好如實轉述了我那兩位教授的對話。父親長歎了一口氣，給我講了一段使我頗感意外的故事。
“我在新學書院一共讀了七年書。你們那位周教授說得不錯，第一年預科，專學英語，然後六年，相當于中國的國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除了國文課，都是用英文上課。七年裡與那些英國教員耳鬓厮磨，打下了堅實的的英文基礎。洋先生裡頭，我喜歡兩位，化學教師Liddell和英文教師Cullen，因為他們真是有學問，認真而嚴謹，讓我看到知識、學術本身的魅力。如果你問我在新學書院最喜歡哪位先生，那我隻好說前六年是Liddell，後一年是Cullen；如果問我，最後一年裡對Liddell什麼态度，我隻好實話實說：不喜歡。”
我問他這個大反轉是怎麼回事。他好像很不耐煩，但躊躇了一下，還是告訴我了。
“你其實有個五叔，也就是說，我有個小弟弟。我上國小的時候，他五歲，生了重病，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拖了好幾個禮拜。我那個弟弟不像我。我淘氣頑皮，他聽話乖巧，十分可愛。我看他病重，弄不明白原因何在。家裡的老親裡頭有信佛的，告訴我是他前世造了惡業，今生為了消業，就得受苦甚至短命。我不想讓弟弟死去，就問他們有什麼辦法不讓他死。他們說《梁皇忏》就是消業的寶卷。我趕緊找來一本，每天早晚跪在弟弟病床前輕聲誦讀《梁皇寶忏》。裡面有許多不認識的字，查字典也弄不明白什麼意思。但我還是堅持誦讀，一共十卷，很長。我盼着把十卷都誦讀完畢，弟弟的病就應該好了。結果讀了不到一半兒，他就死了。我氣得不行，從此再也不信什麼神佛之類的東西。我弟弟那麼小，那麼聽話，他前生能有什麼罪？如果他前生是惡人，那神佛為什麼不在前世懲罰那個惡人？為什麼要等到我弟弟今生投胎作了一個聽話的乖孩子的時候懲罰這個乖孩子？這是什麼神佛？這麼不講理！”
“我這五叔，”我不解地問，“和Liddell有什麼關系？”
“當然有關系。Liddell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到中國來主要目的是傳教。他除了在我們學校裡教化學，還在外面一個教堂裡教孩子們‘查經’（研讀《聖經》）。我在學校裡跟他上課，喜歡他的學問。他鼓勵同學們去教堂和他一起查經，我可不想去那裡。他開始很有耐心，不急于催我皈依基督。一年、兩年、三年……我們基本相安無事：他是好老師，我是好學生。互相欣賞是在意料之中的。我雖沒有去他的查經班，但身在教會學校不可能不接受各種形式的說教。我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原罪’理論，因為這個理論說了半天就是一句話：‘因為亞當夏娃違背上帝的意志，偷吃禁果，是以被趕出伊甸園。全人類都因他們而負罪。’用美國早期清教徒的話說就是：‘In Adam’s fall / We sinned all.’ （亞當堕落，我們全都有罪）我是個中學生，剛一聽說這話，馬上想起那些老親們說我弟弟前生造了惡業的說法，怎麼能不産生抵觸情緒？我不由分說就把《聖經》歸于《梁皇寶忏》一類，就這樣成了徹底的無神論者。
“到了高中二、三年級，我各門功課越來越好，幾近全優。但是對于皈依基督教，我還是不肯松口。漸漸地Liddell對我失去了耐心。我猜想他心裡有個時間表，就是在我畢業前把我帶入基督的聖殿。我雖然拒絕他的教義，但是對于他宣揚的誠實、正直、理性、公平的英國紳士倫理卻接受了很多，而且在不知不覺中開始踐行。這使我一生中不懂得隐瞞自己的觀點、喜歡認死理，為此吃了不少虧。那時我愈發喜歡Liddell的分析化學課，因為它使我養成了精密分析、一絲不苟的治學習慣。同時Cullen的英文課講到一些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詞根，使我能把一串串同源的詞彙比較容易就記住了，也讓我覺得新奇。有一天Liddell給我們留了一個定量的化學分析作業，我完成得極為精确。滿心歡喜地把結果寫成報告，交給自己佩服得有點兒崇拜的老師，期待他當面稱贊一番。結果他提都沒提，隻是在我的報告書上寫了一個評語：Too good to be true. 以我當時的英文水準，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很強的稱贊語，意思就是非常好。可是我受了英文課上尋找詞源、尋找詞彙的原生義或稱本義的影響，心裡鑽了牛角尖，越想越覺得不是滋味。Too good to be true——這句話的本義不就是‘好到了不真實的程度’嗎？難道他懷疑我作弊或者抄襲了？他為什麼不說‘Excellent’（卓越）、‘Outstanding’ (出衆)甚至就是簡單的‘Very good’？因為我那時已經接受了誠實是最高品質的倫理，是以特别生氣，和他鬧了别扭。而在最後一年，他希望我信教的心情更迫切，對于我的抵制，他也更加失望，弄得我們倆越來越僵。後來我幹脆一心一意地跟着Cullen，走上了語言學研究的道路。如果沒有那場别扭，我本來是可以成為一個不錯的化學家的。”
我問父親畢業之後和Liddell是否還有聯系、是否有機會言歸于好。他簡單地搖搖頭，說：“我隻聽說他後來被日本兵抓進了集中營，送到山東去，死在那裡了。”
<h3>死在山東的集中營裡</h3>
我搜尋曆史，發現李愛銳和天津的英國人一起被送到濰縣（今濰坊）集中營。那裡關了1500名英國人。他在集中營裡教孩子們化學，還輔導他們做一些體育運動。
1944年李愛銳不幸顱内長了惡性良性腫瘤。1945年2月21日，病床上的李愛銳忍不住頭顱中的劇痛，抽搐着把脖子往後仰去。大概自知結局到了，他把自己一直帶在身邊的跑鞋送給了學生斯提芬· 梅爾卡夫（Stephen Melcalf），并讓護士遞給集中營裡管樂隊一張紙條，請他們演奏一曲他認為适合自己最後時刻的贊美詩《讓我的靈魂甯靜》（“Be Still My Soul”）。那支七拼八湊頗為寒素的小小管樂隊滿足了他的要求：
甯靜下來吧，我的靈魂。你最好的、來自天國的朋友
帶領你穿過鋪滿荊棘的道路，走向充滿喜悅的結局。
這是那首贊美詩第一段最後的兩行。這會不會是李愛銳心中流過的最後意識呢？
大概一兩天以後吧，在2月下旬的冷風中，他的同僚和個子稍大一些的學生，擡着他那口薄皮棺材，走出集中營的高牆，在濰縣集中營日本軍官宿舍後面荒地的某個角落，刨開凍得梆硬的黃土，草草埋葬了這位優秀的運動員。他們為他釘了一個木頭十字架，因為既沒有油漆也沒有粗筆，他們就用手指蘸着黑色的皮鞋油在十字架上寫下了他的名字。
1989年，據說香港埃裡克·利德爾基金會的人在濰縣發現了他的墓地。我對這個說法持保留态度，因為難以想象那個鞋油寫成的木頭十字架能在四十多年以後還被人們準确地發現、辨認。1991年，愛丁堡大學用蘇格蘭花崗岩為他在那裡立起一塊墓碑。而在山東濰縣的日軍集中營原址，有一個操場，上面也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寫着埃裡克·利德爾運動場（Eric Liddell Sports Ground）。從那時起，還記得這位體育明星、教育家的世界各國人民，常常到這裡來悼念他。更有意思的是，中國民間還有一個傳聞，說他被埋葬在河北石家莊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和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共産主義戰士安葬在一起。雖然這個傳聞真實性不高，卻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心胸是廣大的，他們能把有神論者和無神論者同樣當作朋友來看待。
我知道我父親心裡為了沒能在李愛銳生前與他和解而遺憾。我教了三十多年書，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是從李愛銳和父親那裡得來的：教師說話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千萬不能傷了學生們敏感的心。另外，師生之間有了疙瘩，一定要盡早說開，免得以後大家遺憾終身。我草寫這篇小文，一是為了給大家介紹這位天津出生的奧運金牌得主，二是替父親解開一個心結。
美國西華盛頓大學英文系教授 俞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