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36期，原文标題《“哀傷是愛”：失獨家庭心理重建調查》，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根據人口學家的測算，中國目前有超過100萬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在心理學上，喪子是所有喪親經曆中最為痛苦的類型，而喪失唯一的孩子更是“悲上加悲，痛上加痛”。人生的廢墟之上，失獨的父母們正在一條最為艱難、孤獨，又集聚着無盡勇氣和愛的旅途上跋涉。
主筆/徐菁菁
2015年5月9日，浙江的一戶失獨家庭裡，孫子在安撫哭泣的奶奶
穿越迷霧
6月22日，劉新憲和妻子準備好鮮花和一隻寫着“爸爸媽媽永遠愛你”的氣球，驅車來到離家10分鐘車程的墓園。這條路，他們走過無數次，未來還将走無數次。12年前的這一天清晨，他們推開16歲獨子劉丹的房門，驚愕地發現孩子已經停止了呼吸。
劉丹的墓碑四周種滿了五彩缤紛的鮮花。像往常一樣，夫妻倆除草、施肥、澆水。做完這些，他們會向孩子訴說自己的近況。最近半年，劉新憲頗為繁忙。他和上海市有關部門合作，正在為失去獨生子女的父母們進行心理健康方面的科普，要編寫一本小冊子，制作8條科普視訊。做這些工作的時候，劉新憲不隻是一位“失獨”父親，他還有一重更重要的身份：哀傷咨詢師。
孩子殇逝的時候，劉新憲正處于事業的頂峰。他在美國一家高速發展的高科技公司擔任總經理，雄心勃勃地要把公司做到世界一流。孩子的葬禮之後，他迅速回歸事業。支援他走進辦公室的不再是遠大的前程，他隻想讓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高負荷工作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任憑工作多麼繁重，内心中無法言述的劇痛依然時常有如巨浪，排山倒海，洶湧襲來。除了悲痛本身，最令他備受折磨的是巨大的孤獨感：不是因為身邊沒人說話，而是身邊的人，除了妻子，沒人能了解他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這種痛苦，他也從來沒聽人說起過。
很快，劉新憲的心髒、血液名額亮了紅燈，體重暴跌不止。醫生要求他立刻停止工作。天倫之樂、健康、事業……孩子的離去如疾風暴雨般卷走了一切。他好像處在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被迷霧重重包圍。長夜是否有盡頭？人生在廢墟之上還能走向何處？
一位失獨父親在網絡失獨者互助平台上尋求慰藉
迷茫中，劉新憲試着謀求心理學方面的支援。他居住在美國一個人口不到4萬的小鎮，鎮上有戶人家開了一爿小小的書店，雖然心理類書籍隻有幾十本，但在書架的醒目位置展放着一本書，專門講喪親之後如何療愈哀傷。他去鎮上的圖書館，一下子找到了近百本哀傷療愈的書籍。劉新憲驚訝地發現，原來就像抑郁症一樣，喪親哀傷是一個專門的心理學研究領域。甚至，由于哀傷極為複雜和特殊，在美國有專門的哀傷咨詢師提供心理治療。
劉新憲開始大量閱讀有關哀傷的心理學書籍。一些失去子女的心理學家和哀傷咨詢師寫的書給了他格外有力的幫助，他們提供了令他深有共鳴的真實情感經曆，以及哀傷療愈的心理學知識，這些資訊好像一束光穿越重重迷霧，讓劉新憲重新了解自己身處何處：原來自己和妻子并不是曆經哀傷苦痛的唯一家庭；自己的種種不良情緒是哀傷過程中的正常反應，能夠通過一定的辦法疏解和調整；更重要的是，無論當下有多麼痛苦，“黑夜不是無邊的”。
有一次，劉新憲回到上海，想找國内作者寫的相關書籍看看，卻一無所獲。心理學界的朋友告訴他，國内還沒有人寫過關于喪失子女這類特殊人群的哀傷療愈書籍，這讓劉新憲大吃一驚。他産生了一個揮之不去的念頭：在面臨人生至痛的時候，中國失獨家庭沒有可供參考的經驗和知識，他們的狀況怎樣，如何熬過來？劉新憲下決心，自己把書寫出來。
回到美國，劉新憲辭去了企業管理咨詢的工作，準備報考美國哀傷咨詢師。在通過所有資格考試的那天，劉新憲被告知，他是曆來考生中年齡最大的一位。
2017年的一天，劉新憲按照專業期刊上注明的通訊作者郵箱，給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王建平發去了郵件，希望尋求合作，兩人約好電話談一個小時。沒想到，這次素昧平生的溝通“相見恨晚”，直到午夜過後劉新憲才挂上電話。
兩周以後，在紐約，王建平與劉新憲見了面。中國失獨者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在王建平心裡橫亘了多年。王建平的弟弟在出差時猝死，她曾親眼目睹父母痛不欲生，内疚自責，憤怒争吵，以淚洗面。母親甚至一度遠走他鄉去尋找能讓兒子複活的方法。此後3年，母親帶着對兒子無盡的哀思離世。這讓王建平明白，哀傷得“心碎”絕不隻是一種文學修辭。2011年左右，她第一次在心理咨詢室遇到了失獨的來訪者。王建平是中國第一批臨床心理學注冊督導師、創傷治療師，同時還有精神醫學醫師資格。“喪子在所有的喪親類型當中是最為痛苦的，而喪失唯一的孩子更是‘悲上加悲，痛上加痛’。”面對這些父母，這位資深的心理專家隻覺得“不知道該說什麼”。
哀傷可以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疾病：“延長哀傷障礙”。王建平注意到，在一些發達國家，哀傷早期幹預和療愈已經比較普及。“醫院裡有護士、牧師能夠做個體的哀傷輔導，也會有一些同輩（具有同樣經曆的人）支援團體駐紮在醫院，每周開展活動，由專業的心理咨詢師或社會工作者帶領，及時給喪親家庭提供支援。此外，火葬場也會有一些做哀傷輔導的社會工作者或者同輩支援者。人們在網際網路上很容易找到同輩支援組織和資源。”但在國内，一切都還處于“灰色地帶”。
“這首先和國内心理學研究起步較晚有關。”王建平解釋說，“其次，這也源于大衆對心理健康問題的重視程度不夠，缺乏必要的心理科普。具體而言，人們普遍不會意識到經曆失去親友的痛苦可能會發展成為病理性的哀傷反應，嚴重影響正常生活。即使出現問題了，也會被誤解為抑郁或創傷。這會進一步妨礙經曆哀傷的喪親者尋求合适且有效的幫助。”更深層次的背景是：“我國的文化傳統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我們對于哀傷的認識與了解。比如，我們常說的‘節哀順變’就反映出文化對哀傷表達的限制，而且國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忌諱談及死亡相關的話題。”
哀傷知識和幹預的缺席，讓中國失獨父母們在心理上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在我國，親友原本是喪親早期重要的支援力量，但正像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許舒雯所說：“很多時候，親友看在眼裡，急在心裡，想幫忙卻不知道從何下手，想安慰卻不知道怎麼開口，怕弄巧成拙，反而使人徒增煩惱。”
一些社會組織想要給失獨父母提供幫助，達到的效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有公益組織負責人告訴劉新憲和王建平，他們通過殡儀館和民政部門的幫助，及時得到了青少年逝去的消息以及孩子父母的聯系方法，可是每當他們打電話過去，表示願意提供幫助時，沒有一個家庭會接受他們，甚至有的父母在電話裡就大罵起來。
人們并非不需要幫助。學者沈長月等人的調查顯示，有1/3的失獨父母把心理援助和心理療愈列為社會支援的主要訴求之一，但其中隻有17%的受訪者尋求過心理咨詢師的幫助。極少數失獨父母勇敢地走出了尋求心理援助的第一步，收獲的往往是大失所望。
去年，劉新憲應上海有關部門的邀請給170多位社群工作者、精神科醫生、心理咨詢師做了一場講座，幾乎沒有人了解延長哀傷障礙。一位精神科醫生告訴劉新憲，他一直苦惱于有些喪親病人，按照抑郁症診斷、服藥，沒有效果，這回總算找到了原因。有失獨父母告訴王建平，他們曾經請心理咨詢師來做團體治療，結果咨詢師根本不能了解他們的心情，說一些話太傷人，被他們從台上趕了下來。
新冠疫情發生後，劉新憲參與了國内一些地方對喪親者的心理幹預和援助工作，他看到一本寫給心理援助志願者的小冊子，上面赫然提醒說，心理援助過程中要對喪親者說“我能了解你”，以實作共情。“我能了解你”也許是普通心理咨詢過程中咨詢師常常會說，也常常會取得良好效果的一句話，但作為美國哀傷咨詢師、一名失獨父親，劉新憲深知，“我能了解你”恰恰是哀傷咨詢中的大忌，這會瞬間激起來訪者極大的不信任和憤怒，在國外不同的教科書中，這句話也都被列為最不妥當的哀傷咨詢師溝通語言。
幫助的前提是了解。2016年，王建平和團隊申請并獲批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基于全國調研資料的中國失獨人群心理健康援助體系研究》。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對中國失獨人群的心理健康進行摸底調查。2017年4月到2018年12月，按照全國七大地理區劃，項目組調研了共千餘計失獨父母。
結果證明了她和劉新憲的擔憂。參與調研的失獨父母中延長哀傷障礙的檢出率為35.5%，對比以往研究，遠遠高于其他一般喪親。出現嚴重抑郁症狀和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失獨父母都超過了1/3，合并延長哀傷障礙、抑郁、創傷後應激障礙三項心理問題的失獨父母達到了10%的水準。每個失獨家庭中至少存在一位失獨父親或者母親困于嚴重的心理痛苦之中。有一位失獨母親，女兒去世已經20年，其中連續11年幾乎天天到女兒的墓前看望。一份問卷調查耗時130多分鐘，她幾乎是在哽咽、抽泣中完成的。問卷裡有個問題：“您最近一個星期以來，有沒有想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呢？”一位40多歲的母親脫口而出：“有！已經買好藥了，就等這兩天交代好幾件事就走人。”說這句話時，她沒有哭聲，表現得胸有成竹。
更錐心的是，這些數字并不是全貌。我國沒有失獨家庭數量的普查性資料，已有資料主要通過人口學方法進行間接測算。人口學家王廣州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測算，目前，中國失獨家庭數量超過100萬，預計到2050年可達800萬。“全國100多萬失獨家庭，我們就調研了一千多人。調研的難度遠遠超乎我們的想象，最大的困難來源于作為科研者，我們很難敲開失獨父母的家門，走進他們的内心。”王建平和團隊隻好請熟識的失獨父母幫忙，讓他們去“敲門”。
盡管如此，獲得的資料必然是“偏”的——這些家庭和失獨者願意打開心扉，說明他們的心理狀況不算太差，還有許多家門任憑誰也敲不開，裡面封存的傷痛根本無法觸碰。甚至一些失獨者徹底切斷了所有的社會聯系，銷聲匿迹，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插圖 老牛）
艱難啟程
大俠一度以為自己瘋了。2015年，兒子宇晨大學畢業，進入一家國際企業實習，年輕的生命即将開始新的旅程。含饴弄孫的晚年生活似乎就在眼前了，然而一場意外将孩子帶走了。最初一段時間夫妻兩人日不能食、夜不能寝，妻子終日在家抱着孩子的照片哀号不已。大俠最願意做的事就是一個人去陵園與兒子靜靜相伴。厭世情緒揮之不去，兩人甚至做了種種去天堂與兒子團圓的設想。
一年半以後，大俠決定回到機關工作。可是他發現自己變了。從前，他從未和同僚紅臉吵架，如今卻一次次因為平常小事拍桌子大發雷霆，令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每當這個時候，同僚們都不再說話。大俠冷靜下來，他解釋、道歉，努力調整心态，可是無論怎麼做，他都控制不住自己。“我認為我肯定是精神上有了問題。”他向上司申請調換到一個不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崗位，把自己獨自關進辦公室裡。
他也不敢在工作之外和人打交道。原本，他以為自己很堅強，可是一次，他偶然遇到一個老鄰居，對方随口問道：“這麼久沒見你們，你兒子該大學畢業了吧？”如遇當頭一棒，大俠腦子裡“嗡”的一聲，他一邊應付道“是哩、是哩”，一邊疾步避開對方走到室外，眼淚忍不住嘩嘩地流了下來。他不願也不敢哭訴。“哭訴多了，就算自己不覺得，别人也覺得你有了精神病。”
失去孩子幾年後，大俠經人介紹讀了王建平關于哀傷的文章。讀完，他恍然大悟，原來包括無法遏制的憤怒、哭訴在内，種種複雜的情緒都是哀傷早期階段的正常現象。大俠想，如果早些年看到這些東西，幫助會更大，“就能了解自己現在是個什麼狀況，在經曆什麼，以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可是，他也會想，“咱們中國人很多事情都是避諱的，當家庭幸福的時候，有誰願意去看這些東西呢？真等到悲劇發生的時候，又有什麼管道找到這些東西呢？我們這些年拼命地找一些東西來看，然後偶然才碰到這些。就算這些資訊是充足的，在悲劇發生之初的時候，誰會把它遞到我手上？又有什麼人能讓我在那一刻感到信任，願意接受他的指點？”
悲劇發生的頭一個月裡，大俠和妻子在哀傷中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他們找到一位心理咨詢師，對方聽大俠介紹完情況，先是驚愕，繼而實話實說：她也不知道從何說起，隻能“試一試”。咨詢師說了很多，沒有一句能夠走進夫妻兩人的心裡。妻子非常痛苦，一直在哭泣。最後，咨詢師提出聊不下去了，主動結束了談話。
這幾乎是夫妻倆唯一一次主動求助，從那以後，他們走上了孤獨的自救之路。
大俠和妻子萌生了許多失獨父母都會有的念頭：有沒有可能再有一個孩子？這似乎是拯救破碎内心的唯一藥方。試管嬰兒漫長而充滿不确定性的過程本就是一種煎熬，對于大俠和妻子來說，這種煎熬尤甚。醫院裡人山人海，放眼望去，他們是唯一頭發花白的夫妻，自然有許多打量的眼神。有一回，大俠看到政府出台了政策，給“計劃生育特殊家庭”提供綠色通道。他抱着試一試的心情告訴值班護士：“我是計劃生育特殊家庭……”話還沒說完，護士很不耐煩地說：“啥是特殊家庭，聽不懂你說什麼。”旁邊的患者也投過來好奇的眼神，大俠又氣又恨，掉頭離去，從此不再提政策照顧。
煎熬了三個月，醫生告訴大俠的妻子，她的身體狀況實在不适合再做下去，要生孩子隻能使用别人的卵子，但公立醫院合法的卵子庫非常緊張，近幾年估計都排不上隊，唯一的辦法是走地下管道，找黑中介高價買卵，甚至可以代孕。就在大俠動心尋找地下管道的時候，他看到一篇報道，揭露地下中介欺騙在校大學生出賣卵子，差點造成其終身不孕。大俠隻覺得不寒而栗，獲得一個孩子的願望建立在别人終身沒有孩子的基礎之上，不但不合法，他在道德上也接受不了。很快，妻子的身體也亮了紅燈，在一場痛苦的手術之後，自然求子的努力戛然而止。
如果不能再生育一個孩子，收養一個也可以療愈内心的創傷吧。大俠和妻子去當地福利院，發現不可能領養到健康的孩子。有一次，他看到新聞裡說大連有一個棄嬰，他顧不得護着隐私和瘡疤，托一位朋友幫他去咨詢。得到的答複是：異地領養不可能，當地已經有許多家庭在排隊了。還有一次，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了解到一戶農村家庭經濟非常困難，想送養一個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夫妻倆萌生了巨大的希望，很快就去了孩子家。孩子的父親患了肝癌，家徒四壁，同意他們把孩子帶走。大俠看妻子抱起嬰兒，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撥雲見日的生活似乎就在眼前了。可是他注意到，一旦他們抱起孩子，孩子七八歲的姐姐就在夫妻倆身後形影不離。
大俠忍不住問孩子父母：你們舍得把孩子送給我們養嗎？父親說：說心裡話，不願意，可又沒辦法。孩子媽媽抹着眼淚不說話。大俠又問小女孩：我們把你妹妹帶到很遠的地方去，以後想她可以去找她，你願意嗎？孩子帶着哭聲說“不願意”，眼淚掉落下來。大俠把妻子叫到屋外，兩人互相對視了一眼就達成了共識。臨走時，妻子把給孩子買的衣服、奶粉和所有原本打算接走孩子路上使用的物品都留了下來。大俠掏出2000元錢，交給孩子的爺爺。他含淚說，自己經曆了骨肉離别的痛苦，不敢再讓自己成為造成别人骨肉分離的角色，經曆了生死分離之後，才知道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嘗試再生育和領養都是無法與外人訴說的煎熬曆程，本來就足夠艱辛，卻還有人雪上加霜。為了了解資訊，大俠進過一個再生養群。裡面什麼人都有，有号稱送養孩子的，有預約送養孩子的，還有專門從事中介服務的。有人為了向他“推銷”，不惜說出最惡毒的話：如果沒有孩子你活在這個世上幹什麼？你就不是一個稱職的男人！
經曆了種種希望和失望之後，大俠和妻子進行了一次冷靜的交談，達成共識，不再提再生養之事，接受命運的安排。可是所謂“認命”又談何容易。
兒子宇晨是在N城實習時遭遇意外的。大俠的妹妹住在N城，為了瞞着孩子的奶奶，也是為了減輕大俠的負擔，孩子出事後，她就把老母親接到了N城居住。宇晨去世後，大俠從不敢踏足N城的土地。那一次，母親病重，他不得不去。獨自出發前的一個晚上，對這次出行絕口不談的妻子拿出孩子喜歡吃的零食，放到大俠的行李裡，交代了一句話：去（兒子遭遇意外的小區）看看。
時至今日，大俠依然無法和我回顧他身處孩子出事小區時的情形。他可以平靜地談論這些年來的種種遭遇，但唯獨在這件事上是哽咽的。那一天，他幾乎是逃出了那個小區。失魂落魄中，他去了附近的一座寺廟。大俠想，這或許是兒子冥冥之中的安排。在寺廟裡，他碰到了一個獨自旅行的大三女孩，兩人相談投緣，便一起遊玩。大俠忍不住告訴她，他到這裡，并不是看什麼風光，而是想看看兒子以前經常來的地方。沒想到，女孩并沒有被他訴說的悲劇吓到，隻是靜靜地聽着，沒有驚慌，也沒有反感。女孩告訴大俠，自己出生後被四個家庭輪番收養，經曆頗為坎坷。她說：“我相信一生當中我們遇到的每一個人碰到的每一件事都是有道理的，都是要教會我們什麼，是要我們變得更好，而不是要擊垮我們。”離開N城後，大俠發現自己幾乎放下了近乎癫狂的狀态，開始有力氣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因為他終于真真正正接受了失去孩子的事實——此時距離孩子去世已經三年了。
在一些發達國家，哀傷療愈已經較為普及，護士、牧師會在第一時間做個體的哀傷輔導，也有同輩團體開展活動
孤勇之旅
在哀傷中的掙紮，很多時候是孤獨的。哀傷并不總能對家人流露。大俠是家裡的長子，小時候兩個弟弟相繼夭折，他親眼目睹母親受到怎樣的折磨。孩子去世後不久，老人家疑惑孫子為什麼不來看她。大俠強裝平靜地給母親打電話，告訴她宇晨因為實習表現好，被公司派到國外去了，走得比較倉促，沒時間告别。他還說，因為孩子節約，就不給奶奶打國際長途了，一切由父親轉告。
宇晨走後第一年過年，母親問孫子是否回來。大俠說，他剛去，不願意這麼快就回來，想給老闆一個好印象。妹妹在網上海淘了國外的奶粉，告訴母親，這是宇晨寄回來給奶奶的，于是母親高興地逢人便說孫子給她寄奶粉了，真是孝順。第二年春節，母親又說，太想孩子了，從來沒一個人出去這麼久過，會自己照顧自己嗎？大俠心如刀絞，他回答：孩子非常适應那裡的工作環境，很受老闆器重，要重點培養，是以今年也不回來了。第三個春節，母親想聽孫子的聲音，要打電話。大俠解釋：有時差，聯系不上，而且他又進了新部門，還是不能回來。他心裡奇怪：最早和母親撒謊，他覺得生硬尴尬極了，可是後來，越說越順，有時候，他自己幾乎都要相信那些謊話。
去年，母親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病，記憶已經非常混亂。大俠去N城探望母親，沒想到，一見面，她絲毫沒有忘記那個老問題：“宇晨又來電話了嗎？”大俠說，孩子在國外發展得越來越好。母親的眼裡閃爍出許久不見的光芒，她開始曆數孫子兒時的種種趣事，讓他在外千萬不要苦着自己，還說也不知道他談戀愛沒有，叫大俠把她的工資存着，以後給孫子買房子。大俠借故去洗手間，踏出病房的大門，淚水不由得往下掉：“和母親說的這一切如果是真的該多好呀！”
孩子去世後，大俠和妻子相依為命。我和大俠約采訪，他隻有一個考慮：必須找個不會被妻子知道的時間。孩子至今對妻子來說仍是禁忌的話題，任何人觸碰不得。大俠了解她。早年自己工作繁忙，妻子在孩子身上傾注的心血比他要多得多。但這種避而不談，未嘗不是哀傷在這共患難的親密關系間投下的孤獨。每年孩子生日那天，大俠都會買一個蛋糕，默默地放在家裡的桌上。妻子什麼也不會說。可是大俠知道，如果他忘了這件事，她一定會大發雷霆。
劉新憲告訴我，對婚姻的支援是國外哀傷療愈裡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美國，失去子女的夫妻中，約有14%會走向婚姻破滅，國内有調查顯示，這個比例超過30%。一部分婚姻的解體是因為文化因素。有失獨父親請教劉新憲：他的父母覺得他經濟條件不錯，希望他能和妻子離婚，找年輕女性再生育孩子，傳宗接代，他應該怎麼做？“我能給他什麼樣的回答？”劉新憲說，“我隻能告訴他，他還處于喪子哀傷早期，在這個階段請不要做任何重大決定。這也是美國哀傷愈療的标準建議。”
還有很多時候，缺乏外援的婚姻就在哀傷漫長的曆程裡消磨殆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婚姻關系裡恰當地處理喪子之痛。劉新憲說：“男女哀傷反應及應對哀傷的方式差異很大，如果沒有基本的哀傷知識，喪失子女的夫妻很難攜手共渡難關。”他們很可能互相誤解、指責、發洩憤怒，将彼此糾纏在哀傷的痛苦裡。王建平的團隊在調研裡發現，伴侶總是為對方着想，想要保護伴侶不受傷害，但是，丈夫越是為對方着想，忽視了對根本問題的溝通，反而無益于妻子從哀傷之中恢複過來；而當妻子越為丈夫着想，丈夫感受到的壓力也有可能越多，進而加重丈夫的哀傷症狀。
失去了4歲女兒20年後，雨青和丈夫離了婚。“沒有外遇，沒有任何特殊的事情發生，就是一句話：我們在一起不快樂。自從女兒走了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快樂過。你眼前的這個人永遠在提醒你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失去女兒的時候，雨青剛剛30歲。頭4年，夫妻兩人之間無法談到任何和孩子相關的事情。4年後，雨青萌生了再要一個孩子的念頭，可是丈夫不同意：他走不出失去孩子的恐懼。女兒有先天性心髒病，沒能夠走下手術台。如果再生一個孩子，也有問題怎麼辦？而且他們夫妻倆都無法忘懷，手術那天，是他們把孩子“哄”進手術室的。丈夫隻覺得，他們被命運打趴在地，好不容易才搖搖晃晃爬起來一點，實在沒有勇氣冒遭受第二次打擊的風險。
女兒走後的頭10年，雨青從不敢一個人待在家裡；女兒做手術的醫院就在機關附近，她甯願去更遠的醫院看病。誰能承載她的痛苦呢？作為女兒，她沒有在父母面前哭過一次；作為妻子，“哭訴太多也影響對方”。實在難過的時候，她就待在機關，等同僚們都走了，關起門來大哭一場，擦幹眼淚再回家。這10年，雨青把工作視作解藥。她一邊工作，一邊讀了兩個研究所學生。她沒有請過一次假。有三四年的時間，她沒有周末，每周還有兩個晚上要上課，其餘時間都要自己學習。這種回避哀傷的方式，讓她在工作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獲得不少成就感，也讓父母深感驕傲。丈夫和她一樣，也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心裡的痛好像淡了一些，感情的凝聚力卻也越來越淡。
在大家庭裡，20年來，孩子的問題也是一根利刺，每個人都看得到它，被它刺痛，但沒人有勇氣去直面，彼此之間都在回避，不能提及。雨青的婆婆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不再生養，可她不敢去問兒子，隻能一次又一次旁敲側擊地哀歎：“我是個不認命的人，但我現在隻能認命了。”“我和先生之間不快樂，我跟他家人相處的時候也不快樂，其實老人他們也不快樂。這件事對所有人都是摧殘。”
走出家庭，失獨者面對的是更難的世界。中國文化裡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死亡，特别是孩子的死亡是避之不及的“晦氣”。很多失獨父母都在孩子去世後被動失去了某些原有的社會聯系。兒子劉丹去世後，劉新憲經曆了兩件事：一位過去逢年過節都要一起聚會慶祝的老朋友在兒子的葬禮之後再沒有和他有過聯系。後來，處理孩子後事期間，一些華人朋友幫了很多忙。于是他和妻子準備了禮物，逐一登門緻謝。造訪一位朋友家時，他隐隐感覺有哪裡不對勁，後來才反應過來，對方雖然沒有直接表達，但顯然并不希望他們夫妻二人踏進家門。“我在美國的華人朋友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在西方文化中生活多年，可以想見，國内的失獨父母面對的是何種情形。”
在做調研的過程中，王建平有一個感覺，失去孩子的父母面對的社會要求是很苛刻的：“太哀傷了不行，不夠哀傷也不行。”很多父母疑惑：孩子去世之後，我還能不能穿花衣服，還能不能穿裙子，還能不能剪一個發型？“如果打扮一下，會有人說：你看這個人，孩子都沒了，還有心思打扮。可如果太哀傷了，又有人會說：真晦氣！這個人這麼長時間了還這個樣子！弄得他們無所适從。”
舊有的觀念不隻讓旁人給失獨父母“貼标簽”，也難免讓失獨者給自己“貼标簽”。劉新憲接觸到的失獨父母，有的白天不敢出門，晚上想出去散散步，“要先從房門小洞往外看看，确認走廊上沒有人再出去”。“沒有了後代，感覺心理上已經低人一等，與日常的親朋好友同學同僚不再能平起平坐平等交流，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被傷害、被刺痛。”大俠說。每年春節，他和妻子都會出門旅行。這在失獨者中被稱作“躲年”。“躲年”不隻是因為怕被阖家團聚的情形勾起哀傷，也是怕自己給親戚朋友們帶來不愉快。
失獨母親艾咪在網上組織“同命人”互助，經常在各個群裡發一些對自己有啟發的内容。她很欣賞獨立學者柳紅。兒子子尤的葬禮上，柳紅剪了短發，穿着花衣服，化了精緻的妝容。因為這符合子尤對她的期待：“媽媽，你得是端莊的、典雅的、井井有條的、忙而不亂的，你每次歪着脖子駝着背從外面跑進來，都給我丢臉。”艾咪把柳紅的事寫成文章，想要發在互助群裡，很快有朋友提醒她，發出去會被罵，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些做法。
在更多時候，社會生活對失獨者的難并不是出于歧視和惡意，而是因為普通人不了解他們的世界和需要。回想起這些年，大俠覺得，相比其他失獨家庭，自己已屬幸運。在失去孩子之初，他和妻子茶飯不思的日子裡，有幾位好朋友主動到家裡照顧他們，給他們做飯。看見哪個菜夫妻倆多下了筷子，他們下回就多做。兩人若是不吃，他們也不強求。沒事的時候，他們坐下來聽兩人哭訴，不多說話。如果沒有這些默默的支援和傾聽，大俠懷疑自己和妻子根本挺不過來。
可是日子久了，情況就不一樣了。社會總是急切地盼着失獨者快點重振精神，像過去一樣生活，恢複“正常”。“對别人來說，這是一段故事，已經結束了。但對我們來說，旅程才剛開始。”大俠說，時間越久，他越找不到傾聽的對象。隻要他一提起孩子，朋友們就會覺得他又要傷心，連忙阻止：“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可是很多時候，大俠真的很想有人能和他說說孩子。可這個人不能是夫妻，不能是親戚，也不能是同僚、朋友，隻有宇晨的同學、朋友最合适。而他們也都已經踏上工作崗位，不便于去打擾了。今年春節，大俠抑制不住強烈的渴望，去蘇州看了看兒子宇晨從前的同僚——女孩小倪。大俠告訴小倪，自己來蘇州的目的一是看一看她現在的生活工作情況，二是想多了解一些兒子的情況，三是想告訴小倪，宇晨很喜歡她。最主要的一點，大俠沒說出來，他從内心裡恐懼人們會忘記宇晨。
有一句話，普通人最愛說，失獨父母最不願聽。前年新年機關開聯歡會，幾個年輕同僚邀請大俠一起上台唱一首《朋友》。原本，大俠回避這樣的場合，但他拗不過年輕人的好意。走到舞台上，他突然有感而發，非常想說幾句，真心感謝朋友同僚們這些年的包容和關心。不料，看到大俠有些動感情，有上司高喊了一句：“走出來！”同僚們于是都跟着喊：“走出來！”大俠心裡一下子難受極了：“我知道他們是好意，但這讓我意識到他們還是不能夠了解我。他們想象的‘走出來’對我沒有任何意義。從那以後，我就不再和他們說心裡的那些想法，我不想被當成祥林嫂。”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愛與療愈
如果“走出來”不是一個真命題，在人生廢墟之上，除了哀傷還有何種可能？劉新憲讀到過一位心理工作者寫在公衆号上的文章：“你跟他們談話，你從他們眼睛裡讀出來的都是憂傷。”劉新憲不能同意這樣的結論。
從前，劉家有個傳統，每年新年都會請孩子的朋友們到家裡聚會慶祝。孩子離開之後，劉新憲有很長時間不能踏入孩子的房間，他把家裡所有和孩子相關的東西都收了起來，更不要說舉辦這樣的聚會。到了第四年，劉新憲把聚會重新辦了起來。看到劉丹的朋友們，他内心依然哀傷，但這并不妨礙他同時為他們的成長感到愉快和欣慰。劉新憲清楚地記得，在孩子離去第六年的某一天，他又一次在夢裡見到了劉丹：“他看上去很陽光、很快樂、很健康，我問他去了哪裡，他就特别溫柔地笑着看着我。”醒來以後，劉新憲發現，前所未有地，他居然沒有感到哀傷，他隻覺得内心充滿感恩，感恩自己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能夠重新看到孩子。“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已經具備了與哀傷和平共處的能力。它還會襲來，但我不會被它壓倒，我們對生命依然有希望、有熱情。”
孩子去世後有十多年，劉新憲和妻子一直保持着每周末去一次墓地的習慣。去得久了，他們發現總能碰到另外一些人。出于好奇，夫妻倆會去讀那些墓碑，看看那些人都來看誰。“離我十六七米遠，死去的是一位32歲的男子，他的父親每個禮拜會來換上16朵玫瑰。有一個家庭的孩子是兩歲半早夭的，他們家後來又有了兩個孩子，但夫妻倆依然每個禮拜都要來。還有一個老太太，女兒是個律師，41歲去世。老太太年近80歲了，每個禮拜開車一小時過來，在女兒的墓碑邊放一把椅子，讀書。我所在的社群裡，有很多人喪失了配偶和父母，但你不會看到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每周來看望逝去的親人。”這個發現讓劉新憲深感震撼，他終于明白了西方心理學家的話：“哀傷是愛。”喪子之痛之是以至痛，恰恰是出于人類最深刻的愛。如果說孩子離開後的人生是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那麼這份愛不僅不陌生，反而更深刻、更強烈。
在那段最艱難的日子裡，對孩子的愛是劉新憲生命的一根支柱，啟示他去尋找新生命的坐标。他的卧室床頭櫃上有一個放了近20年的鏡框，裡面鑲着兒子二年級寫的作文《愛》。孩子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愛可以賦予人勇氣和平安，可以使人快樂有期盼。如果更多的人願意将自己所擁有的給予真正有需要的人，愛可以淨化整個世界。”去年，劉新憲和王建平合作的第一本書《哀傷理論與實務：喪子家庭心理療愈》出版。最近，他與王建平等翻譯的一位美國喪子母親的自傳體療愈指南《浴火重生：一位喪子母親的哀傷療愈之路》也在國内上架。他的以哀傷療愈為主題的網站“哀傷療愈家園”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喪親者和哀傷學者頻繁登入閱讀。
劉新憲正在和國内一家大型殡葬連鎖企業及中國殡葬協會合作，通過這些管道發放哀傷科普手冊，以不同方法提供教育訓練。劉新憲認為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迅速普及哀傷知識的方法。從事調查和研究越久，他越感到，“認識和了解哀傷是一個文明社會必要的生命課題之一”。如果不能針對死亡和喪失建立一種開放的社會文化，讓人們普遍認識和了解哀傷，人們就不能打破哀傷的封鎖。
艾咪有一個本子記錄她在51個“群”的日常工作。2017年底，她成立“藍天之家”失獨者互助微信群的時候，女兒夢瑤因抑郁症辭世還不到一年半。女兒去世5個月以後，她遭遇了一場嚴重的車禍。被警察和路人從大拖車下拉出來時，她隻有一個念頭：女兒在天上看着我，我還活着。在病床上躺了三個月，艾咪想明白了一件事：她要替女兒活下去。她是一位軍醫，看到很多失獨父母身體不好，就在“藍天之家”做常見病、多發病的科普，講了上千次課。她發現很多失獨父母深陷抑郁，甚至有自殺傾向，就找心理專家，給大家普及心理知識。她自費走了32個城市，通路調查同命人的現狀、組織會議。她還組織失獨父母在網上搞晚會，唱歌跳舞。這些年聽到“同命人”有什麼意願和愛好，她就幫着建群，找有能力的人管理。“藍天之家”的群裡有的專門學英語、有的練瑜伽。
有人不了解，批評艾咪是“歲月靜好，歌舞升平派”，美化了失獨父母的痛苦，其實哀傷從未缺席她的生活。我們坐在艾咪機關大院的涼亭裡采訪，她滿眼都是回憶。“很多年前這裡舉辦英語角，我穿着一條裙子，女兒就坐在我腿上，她的拖鞋掉到那裡，她爸爸去撈了回來。有時候，看到别人帶着孩子在外面玩，心疼孩子磕着碰着，我不能不去想：我們的孩子沒了！”但她不甘心被哀傷吞沒，“對于我們失獨父母來說，面前隻有兩條路：要麼去死，要麼堅強。既然選擇活，就一定得活出自己的風采，活出自己的尊嚴。”
雨青不久前剛剛退休，女兒走了26年，她說自己很難說快樂，但找到了内心的甯靜。退休是新的生活階段的開始，家長裡短取代事業成了生活主題。雨青對這其中的挑戰有所準備。她知道自己需要建立新的社會連結。她早早就報名了老年模特隊，上了老年大學。雨青住在武漢，新冠疫情期間，她報名做了社群志願者。三個月的時間裡，她和幾個姐妹結下了“戰鬥友情”。這麼多年，雨青從來沒有對新結識的人說過自己的真實情況。人們問她孩子怎麼樣，她就說自己是“丁克”。但對這幾個老姐妹，她說出了這句話：“我沒有孩子。曾經有過。”
這些年，大俠和妻子各處旅行，要替孩子看看世界。旅途中的很多事情讓他對生活有了不同的看法。在月牙泉，他以為沙子磨腳，穿着鞋爬上沙山。不料好奇地脫鞋一試，發現光腳踩在沙地上異常舒服。“隻有放開手腳，大膽嘗試，才可以體驗到不一樣的境界，而現在的我們不就是被鞋套禁锢住的那一群人嗎？”他想，“我們這個群體為思念所困，餘生都将持續，但一直不敢大膽承認自己對孩子的思念，為了周邊的人而刻意掩飾自己真正的情感，視哀傷是一種不吉利的情緒。我們認為失去了孩子就失去了一切，不想也不敢嘗試能讓自己放松一刻心情的做法。”他覺得自己和妻子就像荒漠和戈壁灘上倔強生長的草團狀植物，幹旱來臨的時候，它們會從土裡将根收起來，縮卷成一團随風滾動，終有一天會找到适合自己生長的環境，然後将根重新紮入地裡，冒出新芽，發出新枝，綻放花朵。
和失獨父母接觸的這些年，王建平常常對他們感到由衷欽佩。“他們常常提到失獨不失志，這是人類自身一種非常偉大的堅韌力。”調研項目進行的時候，有一位失獨父親馬哥主動請求加入，成為項目的特聘研究員。他憑一己之力走遍了三省市數十個地區，完成了250戶家庭的調研。王建平明白，每一次調研他都在直面血淋淋的傷痛，“可以說這是一段悲壯的曆程！”項目結束後，馬哥寫了一份幾十頁的總結報告交給王建平。他說自己做這些事有三個目的：“一是為了我和老伴生存的尊嚴；二是為了全體同命人的共同利益；三是懷着感恩的情懷回饋項目組的學者和學子。”
王建平看王小帥導演的講述失獨父母故事的電影《地久天長》，被一句台詞觸動，它濃縮了失獨父母堅強與脆弱并存的沖突處境：“都這樣了，我們還有什麼不能面對的呢？”
王建平注意到，電影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道具就是圓鏡，它象征着圓滿。“這與我們的文化強調人生的圓滿一樣，子女之于父母就是家庭圓滿的象征。但是當唯一的子女去世以後，破鏡還能重圓嗎？”作為心理學家，王建平總問自己：“心理援助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能夠幫助到他們？”但她明白，對失獨群體進行幫助，不簡簡單單是個心理問題。調查顯示，收入水準較低的失獨者會表現出更強的哀傷症狀。“我們常說‘養兒防老’，在失去孩子之後，對于年邁的父母來說還面臨着非常現實的問題：如何養老。生病之後無人照料，老無所依、老無所養，這是我國失獨者面臨的最主要的現實困境。”
在失獨群裡，大俠算是“年輕人”。他尚未退休，工作穩定，身體健康。但在哀傷沉澱的同時，歲月正把新的焦慮帶給他。去年，母親在醫院做退行性脊柱骨折手術，在風險告知書上簽字時，他忍不住想：萬一以後我遇到這樣的情況，夫妻又不在身邊，怎麼辦呢？他冷眼旁觀母親的“病友”。年齡最大的一位91歲高齡，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一個女兒經常在病房裡陪着她，孫子孫女也是經常不斷地來看望。老人年紀雖大但頭腦清醒，天天笑眯眯的。另一位“病友”比母親大4歲，隻有一個獨子，因為工作忙，隻能雇護工護理母親，兩三天來看望一次。老太太原是某醫院婦産科主任，從前在機關、家裡都是說了算的人物。這個護工看她兒子不常來，不但不好好照顧，還吆五喝六。“我們以後都沒有贍養人，又會怎麼樣呢？”
（文中大俠、艾咪、雨青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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