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轟轟烈烈、在上海持續了40年之久的勞工新村建設潮，如今在記憶中已變得相當遙遠，又或者說，被“海派文化”“摩登上海”的另一種叙事蓋過了。管新生卻執着地在新書《勞工新村》裡，試圖以自己的個人經曆，喚醒無數“勞工新村孩子們”的共同回憶。在同樣住過勞工新村的批評家陳思和看來，管新生“寫出了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集體記憶和共同感情”。
作為中國最早的勞工新村，建成于1952年的曹楊一村當年迎來了1000多位勞模。這是新中國第一批住上“工房”的勞工，他們的喬遷，在當時被視為“勞工階級當家做主”的偉大标志，被稱為“1002戶工程”。緊接着，曹楊新村又有了一個聞名遐迩的“兩萬戶”工程——政府在很短的時間裡又興建了一批工房，解決了20000多個勞工家庭、共計10多萬人的居住問題。此後40年裡，勞工新村擴充到上海各處，諸如日晖新村、控江新村、鞍山新村、江甯新村、大連新村等，建成的總計達200多個。這些房子，就是後來上海人俗稱的“老工房”。
直到今天，如果忽略住宅内部的幽暗和逼仄，僅從外觀看，曹楊一村依然是一個“宜居社群”。新村裡是統一的三層尖頂小樓，整修以後的乳白色外牆和紅色屋頂讓這些六七十歲的老房子顯得“年輕”了不少。每一排房子的間距都與房屋的高度相等，當中可以容納一條綠化帶，看上去疏朗開闊，整齊劃一。新村外，沿馬路的地方，是城市雕塑和精心修剪的綠化帶，馬路兩邊則是茂密而粗壯的梧桐樹。
半個多世紀過去，勞工新村房子的外觀沒有多少變化。但學者的調研告訴我們，曹楊新村裡的住戶卻發生了巨變——這裡成了外來務工者的熱門居住地。隻有在下午三點下班前，整個新村處于人流低潮時，才能依稀瞥見它當年的情形。除了穿梭往來的快遞員，幾個街心花園裡坐着的，都是白發老人，他們打麻将或談論菜場見聞——用的是上海話。
勞工子弟：
恢複一個群體的記憶
這群老人和管新生是同一代人。1954年，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産業勞工的子女，5歲的管新生坐着平闆人力車搬到了位于楊浦區的控江新村。剛剛離開“馬桶挨馬桶、煤球爐擠煤球爐”的石庫門弄堂，在遍地和他一樣高的野草和一模一樣的三層樓房子之間，偷跑出來玩的管新生迷路了。
鋪着木質地闆的房子，擁有管道瓦斯和抽水馬桶，這是當時的勞工新村最令人豔羨的地方。不過，孩提時的管新生對新家最直接的感受還在于遊戲。市中心老弄堂的狹小空間裡盛行的打彈子、刮刮片、滾鐵圈、釘橄榄核，都淡出了勞工新村孩子們的“競技場”。成群結隊的“老鷹捉小雞”、在新村裡漫無邊際的“逃江山”，成了新潮流。
從伴着建設大潮搬進控江新村，直至1986年離開，30多年的勞工新村歲月決定了管新生人生的大緻軌迹。中學畢業後，他被配置設定到上海鋁材廠。抱着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也因為從小的愛好，他逐漸成為一名準專業作家，直到當上《楊樹浦文藝》的常務副主編。
在管新生的創作生涯裡，《勞工新村》可被視為那部100萬字的小說《勞工》的餘音。在小說裡，管新生和女兒管燕草寫了一個勞工家族從1906年綿延至2010年的百年故事。這部小說前後寫了12年，管新生為此查閱史料無數，勾勒出1949年前後衆多産業勞工生活細節上的變遷。讓他印象很深的，是當年上海勞工的貧富差異。“上海許多勞工是解放前從蘇北逃難過來的，他們到上海以後，就沿江搭了很多草棚，沒有房子住。隻有楊樹浦的勞工通過鬥争，得到了一些宿舍。”但他也查到資料，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确也有能拿到高工資的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勞工。還有幾家咖啡館，也是專門針對勞工群體開設。包工頭把勞工從鄉下帶出來以後，再帶他們進入工廠，三年包身期滿，一般就能成為正式的紡織勞工，工資20銀元左右，生活也能過得去。
管新生經曆的新中國勞工新村生活，則要平等、單純得多。“弄堂裡的人來這裡，可能會覺得這裡有瓦斯和衛生間，但我當時從沒有自豪，也沒有自卑。隻能說，勞工新村的一切是共産黨給的，并不是靠自己掙錢掙出來的。這其中的意義還是不同的。”
中學畢業，管新生到上海鋁材廠工作後，這種平和的、無憂無慮的心态才被打破了。“工作以後才對一些不平等有了感受，可以說，這時候，想法有了質的飛躍。”鋁材廠爐子間的溫度恒定在72℃，管新生曾想要離開，但上級不讓他調動，他覺得自己成了“爐前烤焦的一個音符”：“為什麼我要做那麼強、那麼苦的體力勞動？我能不能改變命運？”從小鐘愛的寫作，成了他改變命運的途徑。當時回旋在爐子間裡的這些追問，成了管新生後來陸續發表700萬字小說的動力。
石庫門與勞工新村：
新舊上海的兩重天地
解放前的上海，住宅包括花園洋房、石庫門、新式裡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大樓以及零星散布在各個角落的棚戶區。這其中，并沒有一個專供勞工居住的栖身之地。
管新生的妻子出生于石庫門，他自己也曾經住過石庫門，在他的回憶中，石庫門混雜着三教九流的七十二家房客裡，隐藏着許多經不起推敲的往事。依照租金的不同，前一條弄堂和後一條弄堂居民的經濟條件也有天壤之别。文化人、開飛機的、開輪船的和底層的苦力所住的地方隻相隔幾條弄堂。
勞工新村的住戶就比較單一，尤其是早期，以勞模和技術骨幹為主，都是“比較革命，也可以說是比較聽黨的話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那裡的環境非常單純。“是以，老城廂、石庫門的孩子的知識面和眼界肯定比勞工新村的孩子開闊”，管新生說。
“80後作家”張怡微，1987年出生在曹楊二村，後來又在徐彙和浦東的兩個勞工新村住過。她的長篇小說《細民盛宴》和《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都是以勞工新村為背景。在這位如今的複旦大學中文系老師眼裡，勞工新村的生活“有平等的溫馨，也有對于勤勞、堅韌和堅持的訓練”。直到現在，她還生活在那種氛圍當中。她外婆去世時，周圍的鄰居來她家徹夜幫忙折錫箔，還教了她很多種折法。這樣的鄰裡關系，在後來的建立商品房小區裡，是不太會有的。
作為勞工的孩子，張怡微覺得自己熟悉勞工的生活和情感結構，這些認識也給了她基礎的情感認同。最近這20多年，原先意義上的、曾經是中國社會一股極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上海勞工”，随着工業的遷離和人口的生老病死，已經減少了很多。但張怡微身邊最好的朋友，總還是那些出生于勞工家庭的孩子，因為這裡面“有種刻舟求劍的感情吧”。
勞工新村源流：
美國建築師、蘇聯專家與中國特色
和管新生一樣，許多當年的“原住民”和他們的後代，已經慢慢遷出勞工新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裡居住面積太小，一旦有機會，他們當然更願意住商品房。然而，在建成之初，曹楊新村曾受到一些蘇聯專家的批評，卻恰恰是因為：它太大了。
不過，來自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批評并未被完全采納，建設計劃還是繼續執行下去。
兩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的不同觀點，展現了他們對勞工生活設想的微妙不同。而這兩種設想之間的張力，正是一位民間勞工新村史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地方。
在這位不願具名的研究者看來，勞工新村的設計方案，很能展現當年主政者的建設思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一向是不同于任何一個國家的，有我們自己的想法。他提到了一句曾被廣為傳唱的歌詞：“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蘇聯專家批評的似乎正是這‘花園’二字，但我們的建設理想，實際上一直都帶着對舒适生活的向往。這一點，和許多批評社會主義的學者的習慣性認知恰好是相反的。”
曹楊新村後來呈現的樣貌，在研究者看來，與當時上海的第一、第二把手及設計師汪定曾關系密切。汪定曾是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生，後留學美國，并于1938年拿到了伊利諾伊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他設計的曹楊新村，參照的是誕生于美國的“鄰裡單元”模式，由克拉倫斯·佩裡（ClarencePerry）于1920年代提出。在佩裡的設想中，“鄰裡單元”是“一個組織家庭生活的社群的計劃”，它不光涉及住房，還涉及周邊環境和公共設施。這些設施至少要包括一所國小、零售商店以及娛樂設施。他同時認為，在汽車盛行的時代，環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交通安全，是以“鄰裡單元”模式主張，将汽車交通完全地安排在居住區之外，以保證居民尤其是孩子的安全。這種建築理念進入中國時，已在國際上流行了20多年，但在研究者眼中，它們“依然很有先進性，尤其是和其中居住的先進生産者的身份相比對”。
不過，中美兩國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鄰裡單元”的模式，其初衷卻是不同的。“美國人采用這種模式，帶有反城市化的色彩，而中國當年就是希望用盡量少的資源做成最好的事。”
勞工新村這種多少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建築和城市規劃模式，20世紀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曾流行于世界各地。但幾十年後，它們又面臨着相似的命運——原本居住在其中的人逐漸流散，且普遍流向更為舒适的住宅。在這位研究者的觀察中，或許隻有德國可能是個例外。“人大都是享樂主義的，不過，德國人比較喜歡‘自虐’，有些德國知識分子還願意住在勞工新村，抱有某種社會理想。”
“海派文化”叙事是否應包括
左翼文學和勞工文學？
從1949年至1978年，勞工新村塑造了上海幾代勞工的生活。30年間，上海新增的1756萬平方米住房面積中，有1139萬平方米是勞工新村，占比近三分之二，這使得勞工新村的總建築面積遠遠超過了石庫門。但是與勞工新村的實際功能不相稱的是，有關勞工新村的文學、電影作品卻很少。如今人們一說起上海的文學形象，最容易想到的還是上世紀20~40年代燈紅酒綠的“上海灘”，或是嘈嘈切切、風花雪月的石庫門、新式裡弄和小洋房。勞工新村，卻很少留下屬于它自己的文字或影像。
自2005年開始，王曉明、羅崗等學者曾對曹楊新村做了長時間的系統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在向媒體介紹研究背景時，羅崗曾提到，勞工新村是社會主義留在這座城市中最深的痕迹，但在1990年代因李歐梵《上海摩登》出版之後掀起的“上海熱”，其特點之一，就是在對上海曆史的叙述中，将1843年開埠後的曆史直接與1992年以後重新開放的上海對接，而這個對接的前提，就是對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遺忘和壓抑。這種遺忘，使得1949~1979年的上海史叙述幾乎成了一個空白。
多年前，在一場關于“海派文化”的大讨論中，就有學者提出：“‘新天地’叙事修複了業已崩潰的市民記憶，令後者在石庫門的還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時代的資本主義夢想”，而“石庫門對勞工新村的勝利，意味着勞工階級經過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經從城市的意識形态中心退出，成為上海的邊緣階層，取而代之的是更為龐雜而有活力的市民階層”。對此，管新生說，他不知道搞理論的專家将石庫門與勞工新村對立起來是不是準确。他隻是覺得，所謂“海派文化”至少應該包括左翼文學和勞工文學，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蔣光慈《短褲黨》、夏衍《包身工》、茅盾《子夜》等，都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理論家的故事由理論家述說，但現在，關注勞工和勞工新村的作品确實很少。”
不過，對文化學者們将勞工新村納入“海派文化”叙事的建議，那位不願具名的勞工新村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說勞工新村屬于“海派文化”，實際上是“委屈它了”。“勞工新村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曆史文化和意識形态，和通常意義上說的‘海派文化’沒有多大關系。”如果非要說這部分文化也屬于“海派文化”，那就必須放大“海派文化”的概念。“它不再僅僅是上海内環以内以英租界、法租界生活為中心的文化，而是擴大到了與上海制造業相關的一段曆史。這樣一來，‘海派文化’起碼要包括自江南制造局開始的上海産業格局以及與之相關的一整套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