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國，留學生形象的形成及其演變中，存在有兩條主線：一是在真實曆史場景中的留學生，一是在文學作品中的留學生，二者中留學生的形象有時合二為一，有時又截然相反。在留學生文學中，研究者認為以五四為界，五四時期留學生是“弱國子民”的卑微形象，五四時期之後是“留洋歸來而數典忘祖、洋奴氣十足的‘國人”，留學生似乎總是在文學作品中以負面形象示人；而在近代留學史中，留學生是社會變革所期望的關鍵角色，二者之間有着強烈的反差。雖然對留學生持或褒或貶的态度是同一時空客觀存在的兩種評價，其同一時期的形象也并非千篇一律，但是從整體上看，留學生形象在晚清至民國有一個曲折的演變過程。本文并非從文學作品的角度探讨留學生形象，也無法将這一讨論擴大至留學目的國群眾眼中的中國留學生形象之建構，而是聚焦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場域下，留學生社會形象（包括留學生自我形象）的形成、發展與演變。
從模糊到清晰：晚清留學生形象的形成
在留美幼童出洋之前，留學生人數極少，其形象模糊。近代留學史往往從容闳、黃寬、黃勝留美而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當馬禮遜學堂（Morrison School）校長鮑留雲（Rev.Samuel RobbinsBrown）提出願帶學生赴美學習時，“全堂學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發聲……為之愀然不樂”，唯有容闳三人願随出洋，容母得知則“凄然淚下”，留學在19世紀40年代不僅不為人所知，而且視作兇險之途。
容闳于鹹豐四年（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立即啟程回國。雖然容闳身懷“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的理想，卻在回國後很長一段時期内輾轉于廣州、香港、上海等地謀生，終至鹹豐七年（1857年）以譯文獲得聲譽，“人人知予為曾受西國教育之中國學生”“幾無一不知予為美國畢業生”，然而并未使容闳的處境改變。轉機在容闳成為曾國藩幕僚之後。容闳主動通過曾國藩幕僚函薦，得以入曾國藩幕：“金子香同廣東友人容君淳甫（光照，香山人，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應其國貢舉得隽。去年左孟辛函薦于我，屬引見揆帥，故來）來。”而容闳“通夷言、夷字，曾居花旗八年”就是推薦者趙烈文對容闳的印象。之後容闳主要用于招募外洋工匠。當容闳受曾國藩委托到美國購買機器回到上海後，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曾國藩為容闳請獎，奏片中僅有“花翎運同銜容闳，熟悉泰西各國語言文字，往來花旗最久，頗有膽識……以同知留于江蘇遇缺即補”，容闳“留美生”的身份模糊，曾國藩最注重的是容闳語言上的優勢。同治七年（1868年），容闳通過江蘇巡撫丁日昌向清廷上條陳，建議派遣留學生：“政府宜選派穎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學，以為國家儲蓄人材。”為了防止遭緻反對，容闳特意将這一教育計劃列為第二條，且另拟三條。“此條陳之第一、三、四，特假以為陪襯……乃不顯有偏重之意也。”容闳的留美教育計劃竟然是以這樣的方式提出，“留學”潛在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在丁日昌丁憂回籍後再無下文。直至天津教案發生後，容闳被丁日昌電招為“議員”，留學生的身份在督撫看來，主要是“翻譯”的角色。
天津教案後，容闳得到丁日昌的幫助，派遣留美生的計劃終于得到了曾國藩的同意，同治十年七月初三（1871年8月18日），曾國藩、李鴻章等聯名上奏“拟選聰穎子弟赴泰西各國肄業折”，并酌議“挑選幼童前赴泰西肄業章程”，開啟了幼童留美史。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1872年3月1日）曾李二人再上奏折，容闳被派為副委員，理由是“前在花旗居處最久，而智趣深遠，不為習俗所囿……該員練習外洋風土人情，美國尤熟遊之地，并以聯外交而窺密匙”，容闳留美畢業生的身份仍舊不清晰。與此同時，出洋肄業局的正監督人選為陳蘭彬，正如丁日昌所言，“欲利用陳之翰林資格，得舊學派人共事，可以稍殺阻力也”。容闳沒有得到清政府完全的信賴。甚至到十九世紀末期，晚清權要提到容闳時，仍隻記“久居外洋”等模糊之詞。如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初三（1896年5月15日）翁同龢日記中記載見到容闳的情景，“江蘇候補道容闳，号純甫，久住美國，居然洋人矣，然談銀行頗得要”。對留學生的認識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其官職則記錄詳細，對容闳的評價中帶有嘲諷。
在留美幼童挑選過程中，容闳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難：群眾視出洋為畏途。以首屆留美幼童之一詹天佑為例，出洋必須具結，具結内容如下：“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指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技藝，回來之日，聽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經多方努力，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第一批幼童選畢，八月十一日起航赴美。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先後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費留學生，遠涉重洋，踏上美國的土地。
與容闳同時赴美的黃寬、黃勝留學歸國後的情形也值得注意：黃寬于愛丁堡大學畢業後，以倫敦傳教會醫生的身份，于1857年1月回到香港，先是在香港倫敦會醫院任職，“即便在醫學界與宗教界中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視黃寬為異己”。由于受到歧視和排擠，黃寬辭去傳教士的工作，1858年回到廣州行醫。黃寬自辦醫院，也曾在惠愛醫館、博濟醫院兼職，治病救人的同時“一面編譯西方醫學著作，一面又組織訓練班，培養少數中國青年充任醫生的助手”。按照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的記載，黃寬曾得李鴻章邀請，于1862年赴天津任醫官，但不到半年即辭職回廣州繼續行醫，之後又曾任廣州海關醫務處醫官（1863年）、西南施醫局主任（1875年）。黃寬西醫留英背景是其職業生涯的起點，作為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難得的西醫人才，黃寬受到了重視，但是也遭緻倫敦傳教會内西方人的排擠。黃寬在李鴻章幕府内任職時間短暫，李鴻章對西醫、特别是中國西醫人才沒有給予足夠多的關注，黃寬作為中國最早的留英西醫人才的形象沒有在以李鴻章為首的士大夫眼中建構起來。
黃勝1848年秋因病自美歸國，首先在香港英華書院從事印刷工作，并協助理雅各翻譯《聖經》、将“四書”譯成英文；1860年與伍廷芳一起創辦香港第一家中文報紙《中外新報》，在香港很有影響力。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黃勝曾積極參與洋務事業，但遭遇挫折。1864年，黃勝接受了丁日昌的邀請（由黃寬推薦），擔任上海廣方言館的英文教習，但是三年後（1867年），黃勝辭職重新任職于英華書院，原因不詳。1871年後與王韬等人合辦中華印務總局、《循環日報》。留美幼童事宜啟動後，1873年第二批留美幼童出洋事宜由黃勝負責帶領赴美，但是他很快歸國—“至遲在光緒元年底以前已回華”，回國後曾在香港為福州船政學堂英文班招生。1878年以後第三次到美國，任出洋肄業局委員、駐美使館的翻譯。在此期間，駐美公使陳蘭彬對黃勝印象不佳，當容闳拟給其幫辦一職時，陳蘭彬以黃勝“洋習太重，在局究不相宜，當于是年閏三月去法國途次，寄托改派為金山總領事公署翻譯，以金山相距一萬四千公裡，可免其沾涉局事也”。光緒六年十一月（1880年12月）又被江南道監查禦史李士彬參奏“該局幫辦翻譯黃姓，久為教徒，暗誘各生進教”。“上述的不愉快經驗，以及接續而來的撤回幼童之舉，對黃勝都是極嚴重的挫折，因為他大約在光緒七八年之際回到香港後，随即在光緒九年（1883年）十二月歸化為英國子民，自此也不再參與洋務運動了。”洋務派官吏對黃勝的認識，僅為“翻譯”，不僅不會委以重任，而且處處提防，這是早期留洋歸國者普遍的命運。
光緒七年（1881年）留美幼童被撤回後，《申報》對幼童的報道雖援引的是日本報紙所言，但是評價非常負面：“第一次出洋并無故家世族、巨商大賈之子弟，其應募而來者類多椎魯之子，流品殊雜，此等人何足以與言西學？何足以與言水師兵法等事？性情則多乖戾，禀賦則多魯鈍，聞此輩在美有與談及國家大事及一切艱巨之任皆昏昏欲睡、顧而言他，則其将來造就又何足觀。”留美幼童遭受批評，甚至是從其家庭出身上給予根本性的否定。“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大學獎章獲得者以及所有的人，回國以後，無論幹什麼工作，每月得到的隻是4兩銀子（5.5美元）的低薪，相當于一個辦公室工役的工錢。”所反映的仍是留學生被輕視、貶斥的遭遇。一些留美幼童隻得在教會學校暫時栖身：“1880年代，他們回國後，發現很難找到稱心如意的職位，有些人就委身于聖約翰書院的教職（每月薪金約30兩），直到他們在宦場或商界找到較優的位置，方才離去。”
船政留歐生與留美幼童的命運截然相反，他們不僅陸續得到了清廷獎勵，而且很快按照專業派赴福州船政局或各水師任用。正如晚清洋務派期待的那樣，船政留歐生的社會形象與他們的專業技能一緻。然而，曆經中法戰争和中日甲午戰争，船政留歐生損失大半，戰争的慘敗在清政府看來這一群體未堪大用，這使得晚清督撫對船政留歐學生的評價不高。
在外交人員中，較早得到任用的是伍廷芳。當李鴻章向總理衙門薦舉伍廷芳時談到：“久聞其人熟習西洋律例，曾在英國學館考取上等。”伍廷芳以留英的背景及對西方律例的熟悉，被李鴻章啟用襄辦洋務，直至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任為駐美國、西班牙和秘魯公使，清末新政時又主持修律工作。總理衙門認識到留學生在外交領域的價值，委以外交職責。在戊戌維新之前，還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等西文學堂畢業生出洋遊曆的一類留學生，他們多數人成為晚清外交舞台上活躍的外交官，出洋遊曆或留學是他們身份的必備經曆，這成為19世紀70年代以後外交人員的主要力量。在晚清外交領域，留學生的作用較早地得到重視，留學生形象與外交官之間有一種天然的聯想。
清政府在派遣幼童留美、船政學生留歐和同文館學生到海外遊曆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留學生的認識，從僅記載早期留學生通夷言夷字，到強調留學生在“外國學館考取上等”，留學生的社會形象得以初步建構。雖然留學生的社會形象已立，卻還未得到晚清社會普遍的認同。留學生試圖跨越邊緣局外人與士大夫之間的鴻溝，但在19世紀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諸多挫折。
從期望到尊崇：晚清民初留學生社會精英形象的确立
甲午戰後，受戰敗的刺激，國人東渡留學的熱情高漲。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楊深秀、康有為等陸續上奏折請派學生遊學日本，指出“非派才俊出洋遊學，不足以供變政之用”，總理衙門遂上“遵議遴選生徒遊學日本事宜片”，開啟了留日教育的閘門，地方督撫率先派遣了留日學生。戊戌維新雖失敗，留日教育仍迅猛發展。
維新運動時期，留學生作為新的社會群體有了嶄新的形象。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刊登江西康愛德女士小傳：康愛德是一名畢業于美國“墨爾斯根省之大學（即密歇根大學），以發念救衆生疾苦因緣故，于是專門學醫……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自發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的新女性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新女性所接受的是西方現代教育，獲得的是醫學學位，梁啟超認為如果不是自幼被美國傳教士收養，“不适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蚩蚩然塊塊然戢戢然與常女無以異”。這正是維新派建構的新女性形象，也是留學生的形象。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張之洞撰寫《勸學篇》，在其外篇“遊學第二”中，張氏竭力主張向日本派遣學生。由于《勸學篇》受到清政府的贊賞并廣為刊布，留學日本成為時代潮流，帶動了晚清留學教育的風起雲湧。盡管《勸學篇》中沒有讨論留學生形象的詞句，但将遊學日本視為社會改革和國家強盛的關鍵措施之一，事實上已經對留學生抱有強烈的積極期待，這是晚清留學生形象形成中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在此後很短的時間内，留學生迅速成為晚清社會寄予厚望的群體。1902年，梁啟超稱“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将維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人，即多收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于是者”。由于時任駐日公使蔡鈞緻函外務部反對派遣留日學生，梁倡言“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即我國文明之公敵也”。留學生、特别是留日學生成為中國“存亡絕續”所仰賴的力量。正如梁啟超所言：“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于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于諸君頭上之明證也。”在《敬告留學生諸君》中，梁啟超将留學生視為“最敬最愛之中國将來主人翁”，寄以“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的期望，留學生成為國家前途的希望。《外交報》稱“而今之留學生，則嶄然現其頭角，為通國中之一種新人物，其衣冠、其舉動、其言論、其習尚，均令人望風而識，不與他人相混淆”。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對留學生形象确立起到關鍵作用的則是清政府所頒布的一系列鼓勵遊學的政策。
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五日（1901年9月17日），清廷頒布上谕，鼓勵各省派學生出洋，稱“如果學成得有優等憑照回華，準照派出學生一體考驗獎勵，候旨分别賞給進士、舉人各項出身，以備任用，而資鼓舞。将此通谕知之”。在此基礎上，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張之洞分别拟定“限制章程十款，鼓勵章程十款，又另拟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七款”，對留學生加以限制并鼓勵之。清政府很快頒行各項章程，其中《鼓勵遊學畢業生章程》十條，對獲得各級留日畢業證書的學生給予獎勵并任用，分别獲得從拔貢、舉人、進士、翰林的出身，原有出身者，則視所學程度，給予相當官職。與此同時，對于自備斧資出洋留學者，“自應與官學堂畢業生一律給獎，勿庸加以差別”。在科舉制度仍舊實施的年代，這一制度對士子熱衷留學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出洋留學得有各級文憑就可以獲得出身的獎勵辦法，無疑成為留學大發展以及留學生正面形象的助推器。稍後十一月，張百熙、榮慶、張之洞聯名上奏“請獎勵職官遊曆遊學片”，希冀“内外職官，願出洋遊學者，必接踵而至”，對官吏出洋給予鼓勵。在清政府多方鼓勵的政策之下，留學成為晚清社會的熱潮，留學生被整個社會寄予厚望，“其前途最有望，而能負擔将來之中國者，則必曰留學生……留學生未來之主人也，未來之統制者也。問中國之前途而可以任國事者，則留學生而已。”留學生正面、高大的形象在20世紀最初的兩三年内形成了。
從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到宣統三年（1911年），學務處（學部）主持的留學畢業生考試共七屆，并舉辦了四屆廷試。第一屆學部考試時，考試及第者就授予科名和官職。在科舉制度廢除以後，學部考試為學成考試，考試合格的留學生由學部頒發統一文憑，分别授予翰林、進士、舉人等出身，而不給予官職，學部考試定期舉行；經過學部考試合格的學生再通過廷試，即入官考試，授予官職，廷試不定期舉行。部試和廷試都為留學生做官開辟了途徑，這對于留學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清政府還采取了“通路薦舉遊學畢業生”的辦法，給予早年畢業歸國的留學生出身，以示嘉獎。早在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張之洞就曾緻電外務部為辜鴻銘請獎：“查三品頂戴員外郎職銜辜湯生，号鴻銘，兼通英法德三國語言文字，得有英國大學羅馬、希臘經科博士文憑（足比中國進士），并德國國家工程學堂修業文憑。該員志趣端正，學問優長，各國皆知。”請求賜予辜鴻銘進士出身。在當年雖未實行，但為獎勵“老留學生”提供了思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直隸總督袁世凱也奏請免試授予回國十年以上、政績突出的留學生詹天佑、吳仰曾、屈永秋、邝榮光四人進士出身，得到朝廷允準，并将這一辦法推廣。學部奏請令各省督撫廣加延訪，“凡專門學成回國在十年以外，學力素優、複有經驗者”，賜予出身。得到清廷同意之後，學部制訂了《考核各省采訪遊學專門各員章程》五條。根據這一章程，宣統元年十二月最終确定了19名回國留學生獲得出身獎勵。雖然這樣的受獎對于留學生本人來說隻是一枚榮譽勳章，但這一事件卻意味着清政府對于19世紀末留學教育的總結，将留學與科舉的功名置于同等的地位，對留學教育起了助推的作用。
清政府薦舉留學生的制度一直持續到宣統三年，三月學部給伍連德奏請獎醫科進士的奏折中，稱“該員在英國堪伯裡志［劍橋］大學校内之意孟奴書院肄習格緻醫學，光緒二十五年畢業，考試取列優等，得學士學位，又往法國巴黎帕士德學校肄業，得有碩士學位，三十一複得博士學位，又赴各地研究霍亂各病症并著有醫學各書等……于研究情形極有心得，為英美醫員所贊賞，聲名籍甚”，奏請賞給醫學進士學位。“聲名籍甚”是留學生良好形象的展現，無論督撫還是學部的奏折中，都詳述留學生所入外國學校、所學專業、所獲學位等等留學内容，這與四十多年前奏獎容闳等人所用“通夷言、夷字”的評價迥異！
總體來看，晚清授予留學生出身的制度是清政府任用留學生的關鍵步驟，在科舉廢除的背景下更成為進階官場的捷徑。在清末新政中，清政府需才方殷，留學生成為新政所依賴的人才：在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中，在憲政編查館中，在晚清教育新政中，在資政院、洛議局成立過程中，留學生都參與其中，留學生與新政關系密切，留學生成為清政府任用的對象。将留學獲得的文憑直接等同于進士等各級出身，又根據出身授以官職，既增強了留學生的良好聲譽，又為民初對留學生入仕的批判埋下了伏筆。
20世紀初，留學生被視作社會變革希冀的力量，“有無窮之責任，受無二之待遇，抱無窮之希望，受無限之責望者，伊何人乎？曰留學生是也。”寄予留學生厚望的不僅有清政府，還有革命黨人：“留學生者，二十世紀最美之名詞也，新世界之主人翁也。其一舉一動非以救同胞為義務耶，非去專制為目的者耶，非以建設新中國、使種族不見滅于強國者耶。”社會各界都對留學生寄以厚望：“今日舉國人士殷殷屬望，無愈于留學生，無亦以為英才之選，舍斯莫當耶。”留學生成為晚清社會尊崇的社會力量，留學生被視為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形象之丕變進一步推動了留學教育的高漲。
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留學生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辛亥革命的一切成敗之處，無不與留學生有着直接與間接的關系”。民國肇始，留學生在南京臨時政府各部總長、次長中占多數，南京臨時政府首屆内閣九部中，除了内務部、實業部和交通部總長無留學背景之外，其餘各部總長、次長均為留學東西洋學生。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凱接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3月10日在北京就職，這标志着北京政府統治的開始。北京政府成立後，各部官員、職員人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1912年4月《申報》引西方報紙稱：“北京各部現須交代将來錄用職員，聞袁大總統意拟分為四類：以南京政府舊人之曾留學者為第一類；南省人材之富有經驗者為第二類；北方各學堂畢業及曾遊學者為第三類；北政府舊人物為第四類。”
表面上，袁世凱十分重視對南京臨時政府部員的任用，其中特别重視有留學背景者。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北京政府各部院中留學生占了相當的比例，有着顯耀的地位。1914年組織憲法會議選舉代表時，“政治會議多數議員現贊成每省各舉代表三員組織憲法會議，三員中一須舊時國會議員，一須外國留學生，一須有實際政治經驗者”。以1916年時的中央政府職員情況來看，當年各部院職員總數為3580人，各部院均有留學生，留學生總數達到806人，占到總人數的22.51%，比例是相當高的。特别是在農商部中留學生所占的比例竟高達49.78%，幾乎一半人員都是留學生。其次是交通部、大理院，留學生所占比例都在40%以上。北京政府中留學生占了相當大的比例：“留學生為一國之領袖，一國之救主……今就北京一隅以觀：其在政界膺重位而有聲望者，不下百餘人……遊學一途，實為今日登仕版膺政位之終南捷徑，将來之官吏，今日之留學生。”留學生受到了北京政府的重視和任用，表明民初政府對于接受了西式教育人才的需求，是民初社會吸納留學生的結果之一。從留學生角度來看，政界留學生如此衆多，與國民“僅以出仕為尊榮”觀念有關，“今科舉已廢，進取仕祿之階，惟留學為最捷”。依舊沿襲着傳統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留學生是炙手可熱的社會精英形象。以至于蔡元培在1923年的宣言中有“現在政府那〔哪〕一個機關，能離掉留學生？若學生相率辭職，政府當得起麼？”的反問，留學生在北京政府中所占位置非常重要，是不争之事實。
1922年丁文江、胡适等人創辦了《努力周報》，發表大量力促“好人”出來從政的文章。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報》刊登《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了“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來奮鬥”的主張，被研究者稱為“好政府主義”。在這一“宣言”上簽名的十六人中，隻有梁漱溟不是留學生的身份，其他十五人都是留學歐美的學生，可以看作是留學生的宣言。1923年丁文江以“宗淹”為筆名在《努力周報》上發表名為《一個外國朋友對于一個留學生的忠告》的文章，更是稱“留學生是中國知識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會上最大權力的人”，知識越多，享有的權力越大，責任也越重，希望留學生能肩負起社會責任。同年8月26日丁文江的《少數人的責任》，提出“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留學生自我認知上越來越明确：少數的優秀分子—其中包括留學生—肩負着社會的責任、而且有負責任的能力。
政界以外，民初留學生在軍界、學界、工商界等領域都有顯耀的地位。“在軍學界據要津者，亦比比皆是。蓋自科舉既廢，吾國政界、軍界、學界，莫不取材于留學生。”“須知今日之中國，正屬需要留學生之時代。”來自各界的聲音，都表達出留學生是社會的希望所在。“留學是一種最好的出身。現在最‘得意’的在政界最活動的，雖然不全是留學生，也是以留學生占最多數。留學生的頭銜可以抵得前清的舉人、進士、翰林等正途出身，是以考文官試驗的、領憑做律師、會計師的，候補做省議會國會會議員的，都常藉著一張外國學校的證書，審定他們的資格。總之，留學生在今日社會裡已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階級，也就是最優異最高貴之階級。”留學生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之一，社會對留學生寄予厚望，希望留學生“回國而後，群策群力，施展懷抱，以拯救此将亡未亡之中國”。
不僅社會對留學生寄予厚望，留學生自我認知在民國初年也逐漸清晰。雖然早在1914年留美生胡适就發表了《非留學篇》，稱“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留學者，過渡之舟揖而非敲門之磚也。留學者，廢時傷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然而胡适又稱“留學不可廢”：“留學者，救急之上策，過渡之舟揖。吾國一日未出過渡之時代，則留學一日不可廢。”談到留學生的責任，莫急于“取他人所長，補我所不足，折中新舊，貫通東西，以成一新中國之新文明”。胡适對留學生的批評目的恰恰是要闡明留學生的責任—再造新文明。任鴻隽指明“留學生者，吾國所仰為起死回生之盧扁也”，希望留學生歸國後“稍稍留意于社會事業，而勿以考試為終南捷徑，作金馬門避世之想”。稍後，1917年，留美學生張宏祥談到“萬事可謙，唯于責任上應有當仁不讓、鼓勇力行之氣概……革新思潮之責，實為吾人所同具”。這些都展現了留美生自我意識的增強，自此“責任”成為留學生非常注重的自我命題。同年，留法學生李書華也撰文敬告留學生，希望留學生“注意個人之自覺（責任與人格）、與團體之結合，此實與吾人将來回國任事有重大關系”。“四千年古國有一線之光明，與無窮之希望者，實為吾輩學生。故使中國而不亡者，為學生。緻中國于富強者，亦為學生。而學生之中，尤以留學生似為最有希望者……國人實以是望之留學生，留學生即不得不以是自任焉……對于國家有轉危為安之責，對于社會有維持改良之責……苟能盡吾能力，即為盡吾責任。習政法者，可入政界，習科學者，則萬不可棄其所學，從事他業。”号召留學生回國後“創辦總學會，分科進行，習某科者集合同類，從事某科之研究，傳布學識、發展學術。”這是一名即将成為學者的留學生對責任的了解。20年代以後，即将留學的清華學生也明确自身的責任：“革命事體非空言可以奏效者也，必須有領袖之人才焉，且要有有膽量于學識而有犧牲之人才而後可，而凡此重任非留學生莫屬。”留學生責任意識的出現及增強，展現了留學生對自我形象的認識進一步明确。
從尊崇到質疑：20世紀20年代留學生形象的轉變
當社會賦予留學生厚望、留學生自身也強調責任意識的同時，來自社會以及留學生内部對留學生産生了各種質疑的聲音。
就整體而言，留學生在政界的表現不令人滿意。1917年2月17日陸徵祥在歐美同學會演講時告誡留學生：“北京場合如一火爐，最易銷耗意志，回國留學生一入其中，鮮不為所镕化……敦勉各學員振刷精神，力袪習染，以‘安身立命’四字為立腳根本。”北京青年會對留學生從政現象的評論：“留學生中固不乏抱愛國愛民之心，負改良政治社會之志者，無奈一入政界，則心志改變，道德學問，日行退步。為自己地位計，為自己利祿計，則不暇顧及國家社會之安危矣。蓋北京政界，一洪爐也，其消磨志氣堕落道德之能力，實不可思議。”将政界比喻成洪爐，留學生身處其中，身不由已被政治裹挾，在民初紛亂的政局中沉沉浮浮。蔡元培期待留學生能兼采各國所長：“凡有一種社會均有镕化能力皆可作火爐觀，如英國社會專重階級，故留英學生多趨政界；德國社會專重軍人，故留德學生喜談戰略；法國社會專重民權，故留法學生侈言革命；美國社會專重商務，故留美學生注意貿易；比國社會專重工業，故留比學生競言制造。中國如能将各種火爐镕合為一方為善學外人。”顧維鈞分析了留學生歸國後自視過高、不屑小就、忽略小節、不能耐勞、立志不堅等因素導緻的“留學生辦事失敗而受國民攻擊之原因”，希望留學生“先國而後家，先社會而後個人”……告誡之聲不絕于耳，反映了留學生聲譽出現危機。
同時，政界留學生根據國别的不同畛域分明，尤其是留學東洋和西洋學生的沖突在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經顯現：“吾見留學生之入政界者，有英派美派德派法派之分，而尤以東洋派與西洋派為大别。派别既分，猜忌斯起，甚且互相輕鄙、互相傾軋，而禍遂隐中于國家。其實留學者，學其國之學也，歸而出其所學以謀國，同為祖國盡力也，焉有所謂國界之分。”豈能“因留學之各異其國，而預存一畛域之心乎？”“回國就事之留學生，有東洋派、西洋派之分，不以學問相号召，而以留學地點分黨派，此最離奇之事。”中央政府中留日學生占三分之二的份額，留日學生衆多且彼此援引，引《字林西報》通信社1919年電文中有“留美回國之學生刻被淘汰，不容其置身政界，而留日學生則受優待”之語，“中國政界位置盡為日本留學生占盡，吾侪（指留美生）歸國後第一根據地，厥惟敎育界”。雖然語氣誇張，但反映了留日生在政界人數衆多并排擠其他留學生的加入的事實。
不僅在政界，在社會生活各領域中留學生聲望也在下跌：“比年以來，留學生之聲望漸跌，社會豔羨留學生之心理漸淡，推其是以，則留學者日衆，物之非罕者弗貴，于人亦然。且其學成而返者，未必能得意名場如昔，一也。留學生之學問，往往實不副其名，未必駕本國各學校之學生而上之，伎倆易窮，二也。西方文化，留學生載之而歸，多非吾國多易步武，加以良莠不齊，兼有沾染惡俗、怪癖不情，或傲睨其祖國，不可一世，國人則畏而遠之，三也。”這是1917年對留學生聲望下跌的反思。其時，留學生仍舊是整個社會的寵兒。
20世紀20年代起，社會對留學生的評價發生了轉變，質疑、批評的聲音與日俱增。“回國留學生成千具萬，無所事事，急待安插，此為今日教育上一大問題。”留學生留學以圖謀好出身、發展新事業和開拓新見識為目的，由于預備不成熟而徒具虛名、志行不堅定而任意擇業、絕乏團體的精神與組織、不考察國内社會的事情而使留學生歸國後面臨負評。“今之留學生，志大而價高。入政界則欲一躍而為長官，入商工界則欲一躍而為經理、工程師，此無論國中之長官、經理、工程師為數有限，不能供留學生之求，即果一躍而為長官、經理、工程師，亦止能作傀儡。且無論留學生所學未必高深，即所學高深亦偏于理論而未嘗從事于實驗。”留學生中“抱一出國則聲價十倍之卑劣觀念者，實居多數……甚者有高小及中學畢業學生，亦皆海風一帆，遄赴歐美，此等人，于國情既未有深刻之觀察；于學問，複鮮具相當之基礎。返國以後，其思想辄悖乎國情，其行事更無俾于家邦”。“出洋回國的青年堕落尤甚”，“試看今日之回國學生，毫無團體組織，毫無主張，缺乏犧牲精神，甘居堕落者之多，言之令人傷心痛哭”。
特别是留學生從政的問題更是遭受群眾質疑：“舊式的官僚漸漸淘汰完盡了，新添的官僚還是源源不絕。目今最出風頭的官僚，大多數屬于二十幾歲至六十餘歲的留學生。客氣說一句：中國的官僚政治，就是‘留學生的政治’。”作者也聲明：“譏諷留學生變成官僚，不是就是反對他們做官。學工程，學制造的，當然最好不入宦途；學法律，學财政的，政治上的實施不是他們的本分麼？是以留學生本其所學，充國家的官吏，是無可辭責的，但是他們不應當官僚化！……留學生把學問當作打開官僚之門的敲門磚，這是最可傷心的。”
是什麼原因讓留學生在20年代以後面臨越來越多的質疑、譏諷？這本不應該是本文探讨的問題，然而的确與留學生形象的轉變密切相關。
留學問題讨論的起因看似偶然：1923年黎元洪的女兒到美國讀書，幾家報紙大載特載，其行秘書、會計，前呼後擁，引發邵力子批評，認為“這樣的排場用在遊學上面，是鬧闊，還是出醜？”“但須知今後教育前途的隐憂即在被富人壟斷，而教育家的大病也就在媚富嫌貧。”這篇文章被《教育雜志》認為是1923年批評教育問題最早、最痛快的文章。《教育雜志》社表明自己的立場：“我們覺得現在中國的留學問題，不僅僅是教育界重要問題之一，簡直和社會的根本組織有密切的關系；我們打算把各報章雜志關于批評留學問題的文章擇要轉載，我們自己如有特别的感想或意見，也拟繼續發表；務冀引起國人的注意，也從速矯正這種誤謬的現象，而求得較有效能的方法。”《教育雜志》同期轉載了邵力子和陳霆銳的兩篇評留學問題的文章。在此之後，留學問題成為各大教育雜志非常關注的議題，《東方雜志》《教育與人生》《中華教育界》《新教育評論》等刊物都投入到這場讨論。
《中華教育界》1924年4月刊登了怡怡的文章，直接戳中留學生的要害—留學應該以“學術獨立與學術提高”為目的，而留學生往往達不到這樣的要求，進而産生留學生問題：“現在國内的大學校，那（哪）一校不是留學生主政，再調查著名大學教授的履曆，留學生最少總在百分之八九十。然而他們最大多數，除了把在留學國教師所教的教科書在講堂轉教學生以外，有幾人實際研究，将其心得著成幾部不必藏之名山而隻可以為大學乃至于作中學的教科書的書籍。”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是留學生中英文不通、以學問為敲門磚、純粹的外國化，進而“在社會上留下了許多不良的印象”。在進一步的批評中，怡怡集中論述了留學生對物質生活和學術的負面影響，這導緻了社會上多數平民對于新教育之惡感。
評論者探讨了留學生遭緻批評的原因：“雖近年來國中文化之灌輸，實業之提倡，在在皆為留學生之功績。然以全局言之，成效實屬至微，得不償失。且因留學所引起之隐憂，關系于‘國性’‘國是’者，正複不少。”具體而言有四個方面：破壞教育之機，養成依賴根性；淘汰國民性，助長糾紛；妄分派别、互相傾軋；日益“洋化”。洋化“即以學校而言，大學固一概西文教授，即中學國小亦視西文之程度以占學校之優良。昔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今則一變而為‘西學為體，西學為用’矣。”“如留學西洋者，與留學東洋者，固若視同水火。即留學一國者，亦因學校、地理、前後之不同，亦難合作。觀乎留學生所舉辦之事業，凡可隐然劃分為區。社會常視某區為留學某國之地盤。”其分析很有見地。
到1926年，《中華教育界》推出了“留學問題号”，讨論留學問題，介紹留學小史，并評論各國留學問題以供借鑒。留學成為一種“問題”而被關注和讨論，本身就反映了留學教育急需改進、對留學生深表質疑。當然，留學問題讨論更重要的背景在于20世紀20年代學術獨立的思潮，在争取學術獨立的讨論中，強調國内高等教育學術水準的提高，而留學的目的則要服務于學術獨立。
在此之後，輿論對留學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讨論。從總的情況來看，20年代以後社會評論留學問題主要涉及了三個方面：國家和社會的過失、留學政策的失策和留學生本身的問題。從國家和社會的角度，“惜乎政治不清明，社會混亂，不能容納是項人材，使有志者抑郁無由自見，能者不能展其抱負，此實國家社會之有負于留學生，非留學生之過也。”從留學政策制訂的角度，評論者認識到“今後我們國家的放任留學政策，如果不改變，那末将來亡中國的真病，恐怕就是國人之留學狂了！”而本文着重讨論對留學生本身的批評。
1925年孫百急撰文談《留學生應該做的》，強調留學生“把祖國丢到腦後，請問能否脫得了‘洋奴化’的嫌疑？”1926年常道直批評留學生存在的六個問題：國文程度低劣；不解國情；無大團體精神；士氣消沉；對于西洋文明缺乏鑒别力；目光短淺。留學生僅僅注重西文的學習，國文的程度不足以作通順的書信；留學生不了解國情，進而愛護國家之觀念淡薄；留學生除了舉止語言外國化外，尤以思想感情外國化産生不良影響。對于留學生沒有大團體精神，常道直主要批評了留美生，他專門撰寫《留美學生與秘密結社問題》一文在《中華教育界》刊載，批評留美兄弟會，這對20年代社會學、教育學領域的研究者影響較大。社會學研究者将兄弟會看作新秘密結社：“在美國的留學生中，他們因襲了中國秘密結社和美國大學中弟兄會的習慣，再加上些引援勾結的動機，就發生了許多的秘密結社，他們再把這些會社從美土移植中華，這在将來或許會成了留學生界的幫會吧！”舒新城在1927年留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近代中國留學史》中，也有“美國學生有秘密組織的兄弟會等，以為回國包攬事業的根據”的責難，這一批評在近代留學史上影響深遠，後世在談到留美學生時，往往引述這句話作為鐵證，這是留學生飽受批評最主要的“罪狀”，但是由于舒新城結論的武斷，這一問題有很大的讨論空間。
面對社會對留學生的評論乃至批評，留學生有着自我認識：有留美生認為社會“屬望于留學生者太奢，而責效于留學生者太亟。小試不效辄相诟病，而無始終信賴之誠心。”也有人認為留學生應客觀看待：“吾國社會之于留學生，有贊揚崇拜者，有譏嘲鄙視者。吾留學生其毋以贊揚崇拜而自驕，亦不以譏嘲鄙視而自氣餒。”留學生應該樹立留學之志：“有志留學者，須知今日之中國，正屬需要留學生之時代，中國之種種學識，遠不如人。欲圖企及之，非留學生莫屬也。故強中國，有藉乎種種學識之進步，而進步學識之責，在乎留學生。留學生者，強國之原素也。凡吾學生之愛國者，不可以不留學。”對于留學生遭到的批評，一位即将出國學醫的學生談到：“不管别人的心理是怎樣，我應當走我自己的路，對于本身問題，非澈〔徹〕底的研究不可。一方面打算吸收他國的精華，一方面打算介紹母國的文化，就是将來回國，倘若為着生計，賺錢也要光明，方不失學者底人格。對于國家社會，情願抱犧牲的精神去做。因為新社會應當由我們青年人改造的，這是我的志願。”作為留美生，胡先嘯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先後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任教，針對學者對留學生的批評做出回應，既有認同的地方，也對“責留學學生亦有一二過苛之處，此處亦稍稍為之辯護。”他認為“美國教育之佳處在注重實習與實驗，故留美學生之學工商與科學者，确有相當之學術與經驗。”不能全然将留學看作毫無成績。
1910年代至1920年代，留學生起初被視為拯救社會的力量，而當社會面臨種種問題之後，留學生也成為被質疑的對象之一。社會對留學生的評價忽高忽低，反差巨大，這既是寄予厚望後的失望，也是留學生形象日漸清晰後對其認識更深入的必然結果，并在國内學術獨立思潮的背景下增加了對留學生的批評。
理性評價與盲從并存：留學生形象的雙重特征
晚清民初留學生成立衆多的留學生内部團體，從清末成立的寰球中國學生會，1913年成立的歐美同學會，1914年籌劃設立的全國留學生聯會，到1915年青年會組織留學部，上述團體都以聯絡留學生内部感情為其宗旨，留學生團體意識的增強反映了留學生對自身形象的重視。
民國初年以後留學生遭到了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批評，這益發凸顯了對留學、對留學生進行研究的重要性。早在1919年陶履恭就曾提到“假使有人把中國留學生變遷的經過情形詳細的叙述一番，成一冊極有用的留學史，可以給我們做參考。”可惜當時還沒有人去整理這些材料。在1925年前後各報刊雜志對留學問題進行讨論的基礎上，舒新城于1926年完成《近代中國留學史》的寫作并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這部留學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中，盡管舒新城對留學生提出了批評，但是舒新城認為“無留學生，中國新教育與新文化絕不至有今日……現在教育上的學制課程，商業上之銀行公司，工業上之機械制造，無一不是從歐美日本模仿而來，更無一不是假留學生以直接間接傳來當然”。客觀評價留學和留學生，這是舒新城寫作《近代中國留學史》的基礎，也标志着留學生作為一種社會群體成為研究對象，對留學生理性的研究自此展開。
留學問題經過1923年到1926年的讨論，社會對留學生的認識逐漸趨于理性。杜威（John Dewey）自1920年傳回美國，1925年在紐約針對中國留美學生所作“中國學生習西學之價值（The Value of ForeignStudies to Chinese Students）”的演講中，認為“學位僅有商業的價值”，此言“在已經歸國或現正在外國以及行将來外國之學生聞之，或竟多數認為不滿意”。而杜威的本意則認為留學生不要以追求學位為目的，而要注重個人對于社會之實在的貢獻。這一觀念經留美生轉述回國内，促使國内扭轉對于留洋文憑的盲目崇拜。到1926年以後，“北伐時期及其後，在政治和社會上，留學生與非留學生的差别是将近泯除了。”1929年翁文灏在清華大學成立二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中提出“人才能力的大小，決不是留學與未留學所能分别的”，“拿了一張文憑便以為畢盡了天下的業，不再繼續用功，終必至把外國文憑的信用也有一天要破壞的”。教育學家、社會學學者逐漸從對留學生的迷信中擺脫出來，更加清醒地認識、看待留學生。
與此同時，“一般社會卻還是（對留學生）盲從如故。”其盲從的現象，如“上海有許多營業式的學校，登廣告招生總要說‘本校聘請歐美留學博士碩士擔任教授……’這句話是一種撞騙行為的告白—實在無此類人為教師，隻要稍知社會情形的就知道—但他卻供給我們許多可研究的資料。這種學校的主持人是以要這樣登廣告的，其目的在于迎合一般學生的心理而求多收學生。此種廣告之效力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有人出此而常常出此者，必群衆意識中有此崇拜留學生之觀念……其次，有些學校以教師少留學生而起風潮，新校長入校即以聘得若幹留學生—如某省某師範—以冀博得學生歡心而壓平風潮。這也是推崇留學生的一種表現……此外在社會上稍有表現的人，一般人總以為是留學生·····一般人推崇留學生，不僅推崇而已，并把留學生與學問混而為一，所謂留學生即學問之代名詞，是以某某大學的教員，非留學生不聘，國文部教師找不着有頭銜的留學生，校中人士視為憾事。”“無論政府機關或是學術團體，用人的時候總是對于外國留學生待遇較高，本國畢業生待遇較低；甚至常有人說，某事較為重要必須請一留學生來辦，某事關系較輕不妨請國内畢業生去做；昌言不諱視為當然。”“外國畢業的人一來就做教授，本國畢業的人老是做助教，極不容易得到教授的資格。教授與助教之間，好像就是留學與未留學的分别截然相離，地位上相差甚多。”推崇留學生仍然是高等教育和社會生活中根深蒂固的态度。
有人呼籲不要盲目的崇拜留學生：“我們向社會一般人士，懇切的請願，你們不要盲目地崇拜偶像，以為頂着碩士博士頭銜的留學生，都是專家學者；要知道學問不是等閑得來，在外國吃了幾年牛油面包，就會飽學起來，天地間那〔哪〕有此事！你們這個盲從的心理不打緊，但是害了一班青年，以留學為升官發财的捷徑”。然而，這種盲目崇拜的心理直至三十年代依然如故：“一直到近年，每逢暑假到了，從滬上各報紙，你總可以看到關于大批留學生出國的消息，烜赫一時：什麼某團體某團體招待歡送嘛，什麼某機關某機關聯合公餞公䜩啰。什麼某月日，第幾批留學生，多少人，乘某船，由滬放洋啰，某月日，安抵某國啰。間時，又每每可以從報紙讀到各年度留學生人數之樂觀統計……根據以上記事，至少可以告訴我們說，一般國人對今日之留學，乃是信任的，樂觀的，有機會是願意鼓勵與宣揚的；也正可以說是不少人認為留學生的人數是愈多愈好，愈多愈有利。”這一觀念與二三十年代對留學生理性的認識并行不悖，反映了社會心理的變化要比學界認知的變化更為緩慢。
結語
清末民初諸多留學生文學中，留學生負面形象躍然紙上。雖說其文學形象表達了“近代以來中外文化沖突、融合的軌迹”，人們也承認文學形象有别于真實狀況，卻在不斷引用這些材料時将文學形象與真實形象混為一談，當誤讀擴大，誤讀就被當作事實，進而對留學史或留學生的認知有明顯的否定傾向。是以，厘清其真實形象及其轉變脈絡，有助于對近代留學生群體研究的深入。
晚清時期，留學生社會形象從模糊到清晰，社會逐漸接納了這一新群體。當留學生成為浩浩蕩蕩奔赴東西洋的大軍，當一系列獎勵遊學畢業生出身和授予官職政策的實施之際，從官方到民間越來越重視這一群體的力量，留學生社會精英的形象成為20世紀初整個社會無可争辯的印記，留學逐漸成為近代社會的焦點之一，社會對留學生寄予厚望。民國初年，社會仍舊賦予留學生群體救治中國衰敝的重任，留學生在政學工商各界都如日中天；留學生也承載了社會及家庭對自身的巨大期許和壓力，進一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然而，民國初年政局的動蕩，留學生從政者表現不盡如意，學術獨立呼聲日漸高漲，留學生自身問題的累積，都使得留學生無法滿足整個社會的期待，巨大的失望導緻留學生遭到大量的批評和質疑。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20年代，研究者理性地讨論留學生的問題，社會對留學生的盲目崇拜逐漸破除，理性認知成為學界的共識，然而留學生精英者的形象依舊，反觀普通群眾對留學生仍舊盲從。
在近代社會場域中，留學生形象的變遷反映了社會對留學生接納、期望、失望、質疑又期待的過程。清末民初留學生社會形象演變過程中，留學生從社會的邊緣走到了舞台的中心。當然，在留學生群體内部，因國别、性别的不同，群體形象也有差異，值得作進一步研究。
作者為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9年第4期，注釋從略。文章轉載自“史學月刊”微信公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