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圩
《宣城曆史文化研究》第285期
\明末清初，宣城地方文化家族能夠在周邊徽州、蘇南、浙西北巨族林立的形勢下保有一席之地，重要原因就在于宣城文化家族具有鮮明的文化特色，概括說來一是儒學，代表人物是吳肅公、沈壽民等；二是詩歌，代表人物是施閏章、梅清等；三是天文數學，代表人物是梅文鼎及其家族衆多成員。限于篇幅，本文以管窺豹，試圖探析吳肅公學術以及其成因等内容，來反映宣城一地，乃至清初的學術概況。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概況</h1>
吳肅公（1626—1699），字雨若，别号街南，學者稱之“街南先生”，是明末清初江南遺民中重要的學者、史學家、文學家。吳肅公四十年著書不辍，著作頗豐，主要有《皇明通識》102卷（與其叔父吳坰合著），《讀書論世》16卷，《明語林》14卷，《闡義》12卷，《街南文集》20卷，《街南續集》7卷，《街南詩集》，《明誠錄》1卷，《易問》，《下王》1卷，《正王或問》1卷，《姑山事錄》等等。
他堅守遺民節操，讀史重鑒，研究儒學，耽志古文，關注民瘼，痛斥流弊，把畢生精力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吳肅公奉行“六經皆史”，“經史一家”的學術觀點，這是吳肅公學問的起點。吳肅公在《讀書論世》自序中雲：“餘弱冠棄舉子業，竊有志于古學，乃取《左氏春秋》，班馬二史及涑水氏《通鑒》，以次讀之，……中年後頗好經術”。可見他的學術主要在兩個領域，一是儒學，二是史學。
在儒學方面，吳肅公的觀點頗有特色，他批評陽明心學連帶朱熹乃至整個理學，進而回歸孔孟，這在清初儒學界不多見。面對明清政權更替的現實，作為知識分子，必然從學術角度對明代滅亡進行深入思考，引發對陽明心學的否定與批判。吳肅公對明中後期盛行的王學批判是異常徹底而嚴厲的。他在《明誠錄》自序中說：“少嘗聽講于裡會，而廢然返也，心疑而怪之，以為聖人之旨歸，先儒日茲茲者，而如是其默昧纰陋乎？”對于王學“知行合一”的認識觀，吳肅公給予徹底否定，他批判：“知行合一”看似有理，實則知者非知，行者非行，本質上仍是“銷行以歸知”，導緻以知為行，則以不行為行。他不僅否定王學和釋老，就是對于程朱理學，“稍不合于孔孟之旨，不憚辨析，其毫厘未嘗随人符合也”。吳肅公認為“夫苟不合于孔孟，不惟陽明之無當于學，即周程朱氏可曲狥乎？”值得注意的是，吳肅公不是站在程朱理學的立場上反駁姚江心學，而是本着孔孟的觀點，他在《正王或問》中雲：“正之以孔孟，不正之以朱子也”。
對于“緻知格物”的關系及途徑，吳肅公在《與同學論<中庸>言仁書》一文中說：“聖人之旨本自明白，與彼譚空者迥不同也。何以言之？人未有離物以為知者，《禮》曰‘物至知知’，《大學》‘緻知在格物’，蓋知無自體，物乃其體，故物藉知明，知因物顯。鐘之懸懸，空空無聲，梃則有聲，鐘不自聲也。鄙夫者，聖人鐘之梃也，叨兩端而竭之，聖人之曲成萬物也，即聖人格物緻知也。彼釋之無知廢聞見矣，何預于物？釋之空空主寂靜矣，而安足以格物哉？”可見，吳肅公已經洞察朱熹僅口談性理及王陽明好高務奇的弊端，他采用先秦儒家經典解釋“緻知格物”，以發揚孔孟學說倡導的“仁、義”、“性善”、“誠心”之說，始終不渝。
在史學領域，吳肅公堅持經史并重的觀點，在方法上主張打通經史。他結合自己行醫經驗，用比喻巧妙闡述了經學與史學的關系，他說“以謂經者，史之衡；史者，經之權也。譬之醫，經者，脈理精微之妙，史則其證治方藥之明也。專經而廢史，猶特持衡而臆度百物之輕重也，專理而廢事，猶高談天元四氣八正之說，莫尋夫湯劑補瀉之宜也，求其治療不宜難乎？”他認為明代滅亡是因為“生了病”，經學是其“脈理”，史學是“開藥方”的經驗，經史結合才能“對症下藥”，這種認識符合清初“經世緻用”的學術趨勢。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引發了知識分子對明亡的深層思考，研究明代曆史成為時尚，尤其是私家撰寫各類明史著作不斷湧現。吳肅公堅持以經學來研究曆史，尤其是對明史，達到“體用結合”目的，用大量的曆史著述來批判程朱理學與陽明心學，因為兩者都無法扭轉當時空疏的學風。在吳肅公的曆史小說、曆史考證、傳序等作品中，充斥着對忠孝節義事迹的宣傳與褒揚，特别是其《闡義》一書，分為義民、義客、義屬等22類，弘揚“義”的精神，這在文學史上比較少見。這也正是吳肅公堅持孔孟“仁義”學說的展現，梅庚在《闡義》序言中說：“街南學有師承，平生撰述皆以綱常名教為己任，‘闡義’特其一耳。” 吳肅公以孔孟的仁義之道，來解讀明史的人物，對後世“六經皆史”思想的提出很有借鑒價值。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學術成因及影響</h1>
（一）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國破則家亡的沖擊與反思
清初，清軍渡江後揮師掃蕩江南，順治二年（1645）金聲、江天一，麻夢璇（三蘅），吳應箕等人分别在皖南徽州、宣城、貴池等地起兵抵抗清軍。宣城抗清義士麻三蘅、沈壽堯等名家子弟，紛紛起軍抵抗，激戰後均不屈而死，清軍對宣城大族進行野蠻報複。詩人施閏章親曆戰亂，他“步出城門東，行行逢阿誰，當時數萬戶”，而今卻是“闾井供一炬，流血被九逵”，“幾處青磷生井廛”，橫屍遍野，“烏鵲厭人肉，犬豖日已肥”。
吳肅公家族直接卷入清初政治鬥争之中。吳肅公出生于理學家族，自宋代以來名臣不絕。但吳肅公的遭遇極其不幸。他剛逾弱冠之年，明政權瓦解了，戰争、逃亂、貧困、疾病以及故國之恨伴随其終生。麻三蘅是吳肅公舅父，與同邑人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俅、馮百家等人組建“七家軍”，推麻三蘅為首領，兵敗後被清政府殺害于南京，将其頭懸挂于城門東樓之上，吳煐變賣家産，帶着長子吳肅公連夜奔赴南京，打探麻三蘅頭顱下落，由于有重兵把守，一時無法得到頭顱合屍，隻得暫時把麻三蘅的屍體掩埋在吳家水塘裡。直到該年底，吳煐再次變賣家财，重金收買城門看守，趁大年除夕雪夜，看守解下吊繩，吳肅公冒着嚴寒，站在城下雪地中用棉襖接住舅父麻三蘅早已腐爛的頭顱，與其父吳煐連夜從小路趕回宣城，将頭顱葬在其屍體旁。順治三年（1646）春，吳煐父子為麻三蘅合屍葬于麻氏祠堂。為了儲存麻三蘅的妻兒，吳煐帶着麻三蘅唯一的兒子麻乾齡四處躲避清軍的追殺，甚至讓吳肅公裝扮成麻乾齡來迷惑清軍。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麻三蘅起兵失敗不久，吳肅公從兄吳漢超秘密集聚鄉勇在宣城南華陽起兵，并于順治三年大年除夕之夜，趁清軍疏忽，一舉攻占宣城。僅數日後，清軍奪回城池，吳漢超被俘，臨行前吳漢超大罵清軍暴行，被清軍殘酷殺害肢解，殘骸棄于宣城各處。清軍都督胡茂祯、參軍王家梁合謀抄滅吳氏家族。吳煐挺身而出，自投清營請求斬首，胡茂祯大怒，後由于司李陳如坦從旁說和，吳氏家族才幸免于難。順治十四年（1657），吳煐好友前明太史楊昌祚、孝廉湯缵禹等人因故吏部李之春一案牽連入獄。吳煐與他們交好，遂冒險前往探視，結果被抓進大牢，幾經周折，才搭救出獄。
但更大的災難還在其後。康熙初年，宣城縣令興起大獄，吳肅公家族先後遭受到最慘烈的“宗人之訟”，吳族人員“被系者累累”。為救宗親，吳煐父子幾乎變賣所有田産房舍，但杯水車薪，不到兩年時間，家财用盡，更加負債累累，家從此破敗。吳肅公叔父吳坰為救族人，四處奔波，積勞成疾，客死于燕山道中，因家族赤貧如洗，竟無力購棺木下葬，數年後才籌措資金将吳坰屍骨從京師運回宣城下葬。長期的災難，吳肅公一家“離徙窮厄，踣踬無所”，祖上的街南宅院也被外人侵占，僅剩城北“龍溪一茅，不避風雨”。
吳肅公母親經一連串的不幸，一病不起，吐血而亡。八年後，其父吳煐身殘郁郁而終。吳肅公在《寄魏冰叔》的信中雲，“弱冠以還，病痹四年，困患難者十年，目瞽又五六年，其餘歲月亦皆以窮餓困。率子佔畢，困市上懸壺。居無下帷之室，出無宿舂之糧”，後又中年喪子，晚年喘咳足痿。其妻麻順齡，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長子吳漢侯因家難落下痼疾，“即娶而夭”；次子吳信侯是吳肅公夫妻四十五歲所生，僅有一孫尚幼。面對家族破敗，自己貧病的境遇，吳肅公無怨無悔。他在《告叔父季野先生墓》中曰：“人孰不死，死孰不朽，惟有不死不朽者，則雖骨肉斃為野士，魂氣散為飄風，曾何足恤乎？”這不僅告慰其叔父亡靈，也是吳肅公對自己的期許，更是其學術的追求。風雲突變的政治極大地影響了吳肅公的人生走向與學術方向。
（二）紹述先人之學：對家學的傳承與創新
縱觀宋元以後的世家大族，都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大多以家學傳承，而家學的傳承及發展對家族的地位與影響有極大意義。南宋以來宣城吳氏家族以儒學的經史傳家。
宣城“南門吳”始遷祖吳勝之（1153—1224），諱柔勝，自幼跟随父親聽講伊洛之學，“已知持敬之學，不妄言笑”。淳熙八年（1181）進士，曾随朱熹遊學，為政治學一以儒家學說貫之，其诠釋儒學經傳的著作都已散失，是南宋時期程朱理學的主要倡導者。其家本姑蘇，八世祖（吳洙）徙宣城城南，以儒為業，此後吳氏家族逐漸形成禮讓、至孝、好學、憂民的家風，家族成員的言行舉止均烙上理學印記。吳洙次子吳丕承生四子，其三子吳淵、幼子吳潛最有聲譽。
吳淵（1190—1257），字道夫，号退庵，嘉定七年（1215）進士，是南宋末著名的“能臣幹吏”，著有《易解》、《退庵文集》、《莊敏奏議》等。對其父“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的訓示，“終生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
吳潛（1195—1262）字毅夫，号履齋，嘉定十一年（1217）高中進士第一，以狀元身份入仕。他生長在兩世講習理學的家庭，飽讀張栻、朱熹、陸九淵著作。“幼聞先臣之訓，……泣而識之不敢忘”。理學對吳潛的影響很深，他一生為政始終以儒家學說為主導思想。他在奏議中說“治國平天下乃大學之極功，一章之内反複數百言，大抵不過賢才、貨财二事而已。蓋賢才見用則天下平，賢才不見用則天下不平”，吳潛對父親的教誨嚴格遵循，“吳潛以父正肅教以踐履為先，故以額其齋，遂以為号（履齋）”。吳潛秉持的性命義理，源于理學，吳潛出身理學世家，位及股肱之臣，畢生著述頗豐。他與父親（吳柔勝）兄長（吳淵）皆由科舉入仕，家風大振，使宣城吳氏一躍成為一個政治聲望與學術根基兼備的文化家族。
吳宗周（1451—1523），字子旦，别号石岡，吳潛七世孫，明弘治九年（1496）進士及第，他是名堅定的儒者，針對當時學者“逃于虛，溺于悟，陰溢于釋氏”的惡劣風氣，吳宗周極為不滿，在官在鄉期間，力排佛老而興儒學，堅持“以吾儒倫紀之要，道德仁義之宗及性命之旨歸”，教導子侄修儒，在《家約》中标明“凡我子姓，……釋者黜，女而尼與淫同殺”，顯示其斥佛興儒的決心，著有《廣崇正辨》《周元公全書》《石岡詩文》等。吳宗周為吳肅公父親吳煥高祖之父，吳煐高祖吳大綸是太學生，吳肅公高祖吳仁卿，曾祖吳诏相為河南汝州知州，祖父吳伯敷為舉人，有子五，分别是演、煐、楷、錂、坰，皆繼承家學。吳肅公父親吳煐是吳伯敷次子，明邑庠生，明亡後，絕意仕途。吳肅公叔父吳坰（1610—1662），字季野，明庠生，“好高節寡交遊”，好古文詞，喜讀史傳。明亡後，吳坰憤然棄舉業，教導吳肅公學作古文，通讀史書，并與之合著《皇明通識》。吳肅公在《叔父季野先生文集序》中雲：“肅少從叔父學古文，不能得其萬一，然叔父惓惓于肅；肅不肖，未敢一日忘也”。可見吳坰對他期望很高，吳肅公經史學問源于其叔父。
從師承上看，吳肅公是皖南著名學者複社名士沈壽民的得意弟子。沈壽民“為世之名儒，為先朝遺老，為吾黨師”，《宣城縣志》記載“四方名流，不遠千裡，鹹稱‘耕岩先生’，争來學焉”，他臨終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毫無疑問，吳肅公深受其師沈壽民的影響。吳肅公一生秉承儒學家風，堅守儒學陣地，“明善誠身即所謂修道以仁，由學問思辨而實之以笃行，吾夫子之教然也”，保持了遺民風骨。
綜合起來看，吳肅公少年時期，陽明心學在宣城很有影響，以緻“裡中無不尊王氏學”，而吳肅公家族是以程朱理學為旗幟的，到了清初吳肅公不但看到了心學的弊端，徹底批判，而且對程朱理學也同樣質疑，吳肅公儒學直向前追溯至孔孟，并以孔孟為師，堅持“仁”、“義”立場。是以，吳肅公對其“家學”有繼承，也有摒棄，但仍屬于理學在清初的發展趨勢之一，随着朱熹之學日漸成為清統治者推崇的政治學說，吳肅公尊孔孟的一派也就湮滅無聞了。時代巨變，以及這種變化對吳肅公個人産生的沖擊，造成吳肅公儒學的特征，也正如近代梁啟超所說：“清學之出發點，在對于宋明理學一大反動”。
（三） 閉門讀書，開門結客：交遊和學術交流
吳肅公親見明朝的覆滅與清帝國的建立，其個人與家族對滅亡的明王朝仍保持留戀的感情，吳肅公抛棄舉子業，以明遺民自守，終生窮餓困頓且疾病萦身，以耕田、行醫、授徒、賣字營生，以畢生精力讀史治學，著書四十年，以崇實用。吳肅公的人品與文品得到當時著名學者、文人的肯定。因為家貧身病，遭遇連連，他足迹幾乎僅限在宣城一處，除了與同邑著名人物沈壽民、施閏章、梅文鼎、高詠、梅清、梅枝鳳等人直接交往切磋外，與黃宗羲、魏禧、漲潮、張自烈、徐枋、李清、呂留良等名士多是文字上的往來論學，與其本人未曾謀面。限于篇幅，隻能選取外籍幾個人物論述。
清初大儒黃宗羲（1610—1695）與宣城關系密切。黃宗羲父親黃尊素，萬曆丙辰中進士，授甯國府推官，他秉公執法，不畏地方權貴，有吏名。黃宗羲八歲随父親至宣城，十四歲随父離開，黃宗羲對宣城并不陌生。明末，黃宗羲在南京與複社名士宣城人沈壽民、沈壽國兄弟、梅朗三、麻三蘅等人詩酒往來。戊寅中，黃宗羲親至宣城拜訪沈壽民，黃宗羲應是吳肅公的師長前輩，吳肅公也受到黃宗羲的影響，吳肅公說：天下名士除了沈壽民、吳坰外，僅知道王猷定、黃太沖、徐枋、蔣大鴻、彭躬庵、魏冰叔、李清等。而黃宗羲師從心學大師劉宗周，為心學後勁，黃雖看到心學空疏的弊病，但對心學的批判仍有保留，不夠徹底。吳肅公不懼門戶之見，寫信給黃宗羲，探讨心學遠離孔孟經典而一味空談的弊端，曰：“姚江傑出，振刷無前，惜無善無惡，非孔門性善之宗。……緻良知為緻知，果大學之義乎？不揣愚妄，謂好惡為意，正民之秉彜，好善惡惡所自者，性也；而可以有善誣乎？意者，德之隐也。誠意者，明德之原也。不睹不聞，莫見其顯者，意也，即未發之中也。此天命性道之所在，而可或二三乎？”并希望得到黃的教導。盡管學術上有分歧，但吳肅公仍推崇黃宗羲為“有道名人”，“再世宗工”。
呂留良（1629—1683），号晚村，是清初頗具影響的思想家、文學家和時文評選家，與施閏章、吳肅公有往來。呂晚村在給吳肅公的寫道：“某平生無他識，自初讀書，即笃信朱子之說。至于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終不敢有毫發之疑。真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某之尊信朱子，又親于孔、孟”。呂留良因笃信朱子之學，而後上及二程以及孔、孟，他專以朱子《四書注》為學，批點時文來闡述義理；而吳肅公直接上溯至孔、孟，以論曆史來闡明仁義，反對佛禅及心學空談，兩人在學術思想上應該有“交流”的空間，但他們的語氣不是很客氣，通信很快就終止了，這樣的結局令人不解。
姜安節（茲山）為明著名遺民姜埰（如農）長子，姜埰在蘇州去世後，姜安節将其靈柩遷葬至宣城敬亭山麓，對姜埰父子忠孝義舉，吳肅公高度贊揚，姜安節得與吳肅公相交，情意最深，常常與吳論學。起先姜安節信奉陽明之學，後至新安學習理學，“乃棄姚江之學，獨以孟子為宗……學者稱‘茲山先生’” 。吳肅公贊賞姜安節說：“其駁宋明諸家，若伯岐灼艾，砥砭而注之穴脈症結也，予益心醉，質疑累旬日。憶公所謂學者，信矣”。兩人在思想及學術傾向上高度契合，學術相得益彰。。
魏禧（1624—1681）是清初著名文學家，而吳肅公長期隐居鄉間，沒有機會結交魏禧這樣的古文大家。吳肅公于康熙十二年（1673）從遊學歸來的同鄉好友沈方邺那裡得知魏禧的文章，又從老師沈壽民那裡得到《魏叔子文集》，吳肅公将其文集“出入懷袖，累月不能釋”。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總結：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以“束書不觀，遊談無根”，理學家不能系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經”，空說之風遭到打擊，于是清學之規模立焉。同時，對于明學之反動，尚有三種方向：其二為黃宗羲、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為根據，而推之于當世之務；其三為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吳肅公基本屬于黃宗羲一派的。
清初以來，衆多名家對吳肅公均給予很高的評價。清思想家李清論其學術：“探源經術，貫穿古今，其所表彰非理學之征，即綱常之大，卓然自成一家。”在散文、詩歌方面，吳肅公亦有成就與影響。文學家王士祯在《分甘餘話》中将吳肅公與“以文人名世”的魏禧相比：“吳肅公《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尚少”。鄧之誠在《清詩紀事初編》中盛贊吳肅公“文不苟作，同時唯顧炎武能之”。吳肅公的作品，多實錄易代之際忠烈仁義人事，緬懷先烈，推崇先賢，貶抑奸佞，崇儒尚道，持正不阿，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成為解讀易代之際的思想、文化、曆史的重要文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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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肅公.《闡義》[M].
王士祯.《分甘餘話》[M]. 北京：中華書局.1989.
李應泰,章绶.《宣城縣志》[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0.
吳潛.《許國公奏議》[O]. 北京：中華書局1985.
（作者系合肥工業大學皖南區域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制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