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2日，是楊振甯先生99歲生日。按民間“過九不過十”的舊俗，這就是百歲壽辰，商務印書館特地為此出版了《晨曦集》增訂版，作為楊先生的生日賀禮。《晨曦集》初版于2018年，此次增訂，增加了13篇文章，10萬字左右的篇幅，照片增加了近40幅。
楊振甯與翁帆在香港西貢海邊（2005年）
仍然是楊振甯、翁帆編著，但增加的文章，主要是楊振甯本人和友人回憶楊振甯的作品。在編輯過程中，我曾幾次建議翁帆多寫幾篇，因為在我看來，她與楊先生已相依相伴17個春秋，時時可以近距離觀察楊先生，這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我希望她能盡可能地留下珍貴的記錄。但是，因為翁帆處事非常低調，她喜歡退到幕後，多年中不僅從不單獨接受媒體采訪，而且也極少寫文章談論楊先生。這一次，為了編書，她表示會寫一寫，但是最後仍然隻提供了一篇極短文和一篇後記。加上原版收入的一篇千字文和後記，署名翁帆的作品，在增訂版中隻有4篇，一共大約5千字。
但是，這5千字在我看來卻很有些分量。文章雖短，卻都言之有物，把她想說的話都說了，而且是抓住重點來說。因為作者惜墨如金，一般讀者，也許看不出名堂，這裡我嘗試着做一點解讀。
<h3>1．楊振甯先生的“精”與“傻”</h3>
書中收入的《楊振甯先生的“精”與“傻”》，最初刊登于2017年4月19日的《中華讀書報》。翁帆寫此文，純粹是有感而發。當時，為了楊振甯先生放棄美國國籍，重新加入中國國籍，網上有很多議論，說怪話的人不少。鳳凰衛視甚至專門為此做了三人談，主要觀點是肯定的，但其中也有一種意見，認為楊振甯很“精”，意思是說他在美國可以給他好處的時候，選擇美國籍，而在中國可以給他好處的時候，就選擇中國籍，這是一種利己主義的精明。
翁帆認為，這種認識與她所了解的楊振甯不同，于是在文章中舉了四個小例子。
1971年楊振甯演講記錄的封面。
前兩個例子，一是說楊振甯于1971年夏天到中國大陸探親通路。回美國後在許多地方,包括多所大學和好幾個中國城,做有關新中國的演講,介紹“中國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引起轟動。他的舉動也讓美國中央情報局多次找他“談話”，給他施壓。二是說楊振甯對政治風險全不在意，此後緻力于溝通中美兩國關系，于1970年代後期出任全美華人協會會長,向美國社會介紹新中國,強調中美建交的必要性,遭到國民黨駐美國機構的辱罵。
這裡集中展示的是楊振甯的家國情懷。熟悉情況的人都知道，楊先生雖然因為現實壓力和特殊處境，不得已而加入了美國籍，但是他的中國心始終未變。進一步說，我以為，這顆中國心還因他首次歸國旅行而被點亮、大放光彩。增訂版《晨曦集》披露了楊振甯1971年的演講全文，标題為《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楊振甯先生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行印象》，這篇演講，字裡行間洋溢着楊振甯對新中國的深厚感情。雖然，在“文革”後期那個特殊曆史條件下，楊振甯和我們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對左傾思潮的認識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他的确是發自内心地看好新中國，力挺新中國。可以說，這次演講，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楊振甯的人生。在此之前，他是一個純粹的自然科學家；在此之後，他同時也是社會活動家。不僅四處演講，他甚至參與上司了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他以傑出華人科學家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迅速成為旅美華人的領袖級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論，喚醒了整整一代旅美華人的愛國情感，改變了諸多美國人對新中國的印象。大家都知道中美兩國關系的“解凍”始于“乒乓外交”，但是未必了解楊振甯的這篇演講對于美國人重新認識中國的意義。我認為，如果将來有人寫中美關系史，這是絕對不可忽視的史料。
若是以“精明”的标準要求，楊振甯這樣投身愛國事業其實很“傻”，一來社會活動占用大量精力，耽誤他的科學研究，二來在政治上受到美國和台灣敵對勢力的仇視。以當時美國中情局對他的警告，他甚至可以感受到可能被暗殺的危險，而台灣當局對他又拉又打，給他的壓力也很大。1957年他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第二年台灣當局就授予他“中研院”院士，此後多次邀請他通路台灣，均被他拒絕。後來，他因為呼籲美國和新中國建交，竟然被台灣當局誣之為“楊匪”。但楊振甯不改政治選擇，他恐怕根本就沒有想過，自己究竟是“精”還是“傻”？
翁帆舉出的第三和第四個例子，都是在講楊振甯在中國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上的态度。說的是他40年如一日，堅持了一個極不讨好的學術觀點。
1978年中央上司向楊振甯征求關于建造高能加速器的意見。翁帆說，楊先生明知上司同志在熱切地等待他表示支援，但是他認為,中國“文革”剛剛結束，百廢待興，可做的事情很多，大型加速器項目不是當務之急。他表明了反對态度，不附和任何人的意見。
2016年多名外國諾貝爾獎得主建議中國建造超大型對撞機，國内科研機構也有附和的聲音，楊振甯于9月初在網上發表一文《中國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對撞機》，還是從成本效益的角度做出否定的選擇，又引起許多同行的不滿。翁帆說，楊先生知道寫這樣的文章會得罪人，但是他必須說真話。
以我的了解，在此問題上的确有人懷疑楊振甯的動機，是一種利己的考慮。例如有人說，因為他和李政道有沖突，凡是李政道支援的他都反對，還有人說，楊振甯害怕中國出現更多的高能實體學家，科研成就超過他本人。這些，都隻能說是狹隘之論。
其實這個問題，《晨曦集》增訂版收入的拙文《從楊振甯的幾幅照片談起》已經講清楚了。楊振甯究竟是為公還是為私，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丘成桐的一句話。
衆所周知，在近幾年有關超大對撞機的争論中，丘成桐和楊振甯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丘熱情支援建造而楊極力反對。但是丘成桐說，超大對撞機所進行的
“這些實驗背後的基礎理論都用到楊先生的學說。每一次突破後,我們對楊先生生的學問更加佩服”。
講私心，哪個科學家不希望自己研究成果時時被人肯定和稱贊？如果楊振甯考慮的是個人的利益，那麼他的确不應這樣“傻”，而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援超大對撞機項目上馬。
翁帆這篇千字短文，隻用4個小例子，不僅寫出了楊振甯先生的家國情懷，而且寫出了他的求實精神。寥寥數語，人格凸顯。
<h3>2．楊李之争</h3>
編輯新版《晨曦集》時，翁帆補入了《楊振甯的“雪泥鴻爪”》一文，此文更短，隻有500多字。但它講的是一件關系到楊振甯聲譽的大事。
1956年的楊振甯先生
讀者應該都聽說過“楊李之争”，就是楊振甯和李政道分道揚镳的故事。
楊和李，曾經有過長達16年令人羨慕的親密合作，并一起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實體學獎。然而，1962年，他們徹底分手了，這對他們雙方都是極端痛苦的事情，楊振甯甚至說，這種痛苦遠超過一次離婚。
分手的原因，是在曾經帶給他們諾貝爾獎榮譽的“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理論發現中，究竟誰的貢獻更大，兩人出現分歧。
李政道曾以一個現代寓言故事比喻他們的合作：
一個陰暗有霧的日子，有兩個小孩在沙灘上玩耍，其中一個說：“喂，你看到那閃爍的光了嗎？”另一個回答說：“看到了，讓我們走近一點看。”兩個孩子十分好奇，他們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時候一個在前面，有的時候另一個在前面。像競賽一樣，他們竭盡全力，跑得越來越快。他們的努力和速度使他們兩個非常激動，忘掉了一切。第一個到達門口的孩子說：“找到了！”他把門打開。另一個沖了進去，他被裡面異常的美麗弄得眼花缭亂，大聲地說：“多麼奇妙！多麼燦爛！”結果，他們發現了黃色帝國的寶庫。他們的這項功績使他們獲得了重獎，深受人們的羨慕。他們名揚四海。多少年過去，他們老了，變得愛好争吵。記憶模糊，生活單調。其中一個決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銘：“這裡長眠着的是那個首先發現寶藏的人。”另一個随後說道：“可是，是我打開的門。”
這段故事非常形象地展現了兩人從合到分的情景。他們的合作，是對于一個科學假設的成功論證。論證中，兩人有過多次讨論和交流，也有過長達兩個星期的計算求證。整個過程，兩人有着高度一緻的回憶，就像上面故事裡面說的，他們竭盡全力地向着同一個目标奔跑。奔跑的感覺是快樂的，美好的，激動人心的。然而，當他們需要向别人介紹這項合作時，卻遇到兩個問題，第一，科學的假設是誰提出的？這是誰的創意？或者說，誰是寓言故事中那個發現閃爍的光點的孩子？李政道說，是他，這與楊振甯無關。第二，這篇論文的初稿是誰執筆寫出來的？也就是說，誰是那個寓言故事中打開門的孩子？從邏輯上說，這個人應是論文的主要作者。李政道說，是他，寫出論文後交給哥倫比亞大學實體系的秘書列印的。
然而楊振甯有着完全不同的記憶。他認為，提出“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的科學假設，是需要靈感的，而這種靈感的激發，依賴于一定理論基礎。所謂理論基礎，指的是對稱原理，楊振甯說，自從1948年以後，他就緻力于對稱原理的鑽研，到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寫“宇稱不守恒”一文時，他已經是對稱領域有名的專家，而李政道是逐漸被他帶入這個領域的。是以對于這項科學發現究竟是誰的創意，盡管兩人今天誰也不能提供“鐵證”，但是我們會傾向于認為，這個創意首先來自楊振甯而不是李政道的機率更大。不過這個問題，目前無解，隻能像吳大猷講的那樣，“不在世人前争，讓truth慢慢地展現出來。”
至于論文是誰執筆寫的，兩人各執一說，倒是可以通過查證原稿判斷。李政道說，當時楊振甯犯了腰痛病，于是他自己獨立寫作了論文并在自己的學校列印。但楊振甯回憶，他的确患了腰病，不過這篇文章，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夫人杜緻禮記錄成文的。寫成後征求李政道意見，李做了一點小的修改退回，楊又請專業人員打字印刷。
這裡要說的是，新版《晨曦集》發表翁帆的《楊振甯的雪泥鴻爪》一文的作用。文章沒有一點論辯色彩，隻是平靜地叙述一些照片的來曆。原來，文中有幾張插圖照片拍攝的是楊振甯現存于香港中文大學檔案館的文稿（即當時原稿的複制件），文稿内容則是他在普林斯頓時期最重要的兩篇論文，一是關于“規範場”理論的，二是關于“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的，也就是獲得諾貝爾獎的論文。兩文都是楊振甯交給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的打字員列印的，上面有編号可以證明。而且兩文中都有幾個數學公式，當時的打字機打不出來，因為那時沒有電腦，打字員使用的英文打字機裡面沒有希臘字母。于是楊振甯親手把公式寫到紙面上。為此翁帆感歎地對楊先生說：“好呀，你留下‘雪泥鴻爪’了”，意思是說楊留下筆迹了。這筆迹，對于“規範場”理論來說，沒有什麼特别的意義，但是對于“宇稱不守恒理論”來說，就成了楊李之争的證據。翁帆沒有多置一詞，用材料說話，說明原始文稿出自楊振甯而不是李政道之手。
留下楊振甯筆迹的手稿。
<h3>3．楊振甯的幸運</h3>
《晨曦集》（增訂版）中翁帆寫的另外兩篇文章，就都是本書的後記了。
本書原版出版時，翁帆寫了極其簡短的後記，隻有半頁紙。其中隻重點表達了一個意思，楊振甯先生是一個幸運的人。她說：
與先生在一起十幾年，漸漸明白了，一個如此幸運的人，他關心的必然是超越個人的事情。同樣，一個如此幸運的人，自然是率直、正直、無私的，因為他從來不需要為自己計較得失。
這是翁帆對于楊振甯“幸運”的解讀。她說得非常含蓄，沒有講他究竟為什麼幸運，這幸運來自哪裡？以我的了解，這幸運一定與他的精神境界有關。
從理論上說，每個人的精神境界，都會受到現實環境的制約，這是因為，作為社會的人，總是要依賴社會的評價來确認自己的價值。人的内心糾結和煩惱常源于此。但是楊先生已經超越了這一切，他與普通人不同，不僅年輕時就已功成名就，而且作為當今在世的最為傑出的實體學家，他的人生和成就，在全世界範圍内已經獲得了曆史性的高度評價。是以他不會被拖進目前現實的泥沼之中，人們那些嘈雜的議論和評價，例如在“楊李之争”中貶損他、在“楊翁之戀”中诋毀他的言論，對他來說無傷毫發，他從未受到困擾。他隻需要記住一句話，曆史自有公論，就足夠了。這當然是幸運的。
楊振甯先生這種精神境界，類似于佛教中的“無我之境”，摒除了個人雜念，便去除了塵世間煩惱。于是便像翁帆所說，“他本可以做一個高居于科學金字塔頂端的活神仙，可是他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讓他義無反顧地堅持做他認為重要的事情。”
以我看，事實就是如此，這是境界使然。
《晨曦集》增訂版出版前，翁帆又寫了一篇後記。她自己說：“今年，楊先生99歲了，我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開車到處走。寫這篇後記，既是記錄新編《晨曦集》，也是記錄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
這一次，翁帆采用了散文筆法，叙述她和楊先生互相陪伴的點點滴滴。以前，我曾經觀看過他倆錄制的小視訊，記錄的是他們在美國、在香港旅遊的情景，視訊中兩人互動，歡聲笑語，相親相愛，其情可感。這篇後記，翁帆仍舊選擇這樣的角度：和楊振甯先生一起旅遊。
《晨曦集》（增訂版）
文章中說，有些初次見面的人問翁帆：“你是不是楊先生的學生？”她回答說：“不是，他沒有教我實體，他教我開車。”
翁帆寫道：
楊先生總是說，在香港不開車的話會錯過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就連沿途的自然風光也總是百看不厭。郊外的路徑和設施通常非常便利，絲毫沒有破壞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幹預恰到好處，不多不少。一路走來，總覺得十分舒暢。那些年，我們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這篇散文便是從楊先生手把手教翁帆開車寫起。其中講到楊先生85歲以後，才把開車的任務移交給翁帆。翁帆剛剛拿到駕照，楊先生就讓他直上太平山頂。那段路，陡峭而狹窄，每到轉彎處都不免令人驚心肉跳。然而當翁帆如履薄冰、手心出汗時，楊振甯始終神情自若，給她鼓勵。一次在香港的最高峰大帽山，翁帆在山頂上欲刹車時錯踩油門，車子前沖，距離山崖隻剩兩三米，險些釀成一場災難。從此翁帆心有餘悸，不敢再上大帽山，但是楊先生卻不當一回事，反而嘲笑翁帆“膽小如鼠”。
他們特别喜歡香港西貢的海邊風景，翁帆還經常下海劃橡皮艇，一直劃到遠方的小島。而楊先生就坐在岸邊喝茶讀報。兩人都感到非常惬意。然而有一次翁帆所到的小島上沒有手機信号，與楊先生斷了聯絡，急得楊先生差點報警。
楊振甯與翁帆在美國黃石國家公園（2006年）
楊先生是敢冒險的，美國一些陌生的國家公園，他也要去闖一闖。他開車，讓翁帆拿地圖導航，兩人合作完美。去太浩湖區之前已經下了一周的大雪，翁帆有些膽怯，但楊先生執意要去。天黑了，兩人冒雪行車，翁帆緊握方向盤，楊先生在一旁不斷提醒和指點，于是一路有驚無險。因為楊先生的好奇心，他們甚至還在半夜裡開車到火山附近，去看噴發出來的熔岩流入海中的盛景。
如果說，《晨曦集》原版的後記，是突出了楊振甯先生的品格和境界，那麼這個增訂版的後記，則是寫出了楊先生的性格。他興趣廣泛、好奇心強；他沉着冷靜、定力十足；他勇于嘗試，富有冒險精神，這些個性特征都躍然紙上。
由此，翁帆用她的筆，将這位鮮活、親切、生動可感的百歲長者楊振甯先生送到了讀者面前。
李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