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上海在開埠後短短數十年間，由一個普通的濱海縣城一躍而成為近代國際大都市，20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已成為世界第五大城市。
“上海珍檔秘聞”盡管描寫的是局部的一鱗一爪，但傳遞出半個世紀前老上海曆史文化風貌的諸多資訊，顯示出多角度、多層次的老上海生活景象，也折射出近代上海城市風雲變幻的發展曆程。
70年前的“遠東第一樓”
說起上海的老飯店，上了點年紀的人都會首先聯想到國際飯店。因為，它曾經保持“遠東第一樓”曆史紀錄長達30年。透過它那挺拔、高聳的滄桑外表，折射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十裡洋場的絲絲奢華氣息及中國酒店業揚帆的曆史雛形。
國際飯店，1931年由金城、鹽業、大陸、中南四家銀行聯合所辦的“四行儲蓄會”投資興建。當年建造這幢遠東最高大樓的初衷，完全是為了借以樹立“四行”的形象，以吸引上海更多的儲戶到“四行”存款。
飯店由匈牙利籍著名設計師邬達克負責設計。陶馥記營造廠承包全部建築工程。此前，上海的高層樓房都是由外國人承包其主體工程，但四行儲蓄會負責人、著名銀行家錢新之，是個有眼光的實業家，他竭力贊同由國人自造，以振興民族建築業。最後，陶馥記營造廠以良好的信譽和過硬的品質中标。
大樓于1932年8月動工，1933年10月竣工，1934年12月1日開業。國際飯店為地下2層，地面22層，共24層，建築表高83.6米，比當時香港最高的彙豐銀行高出11米，比當年日本建築高出更多，故有“遠東第一樓”的稱号。
國際飯店的承建者陶桂林是學徒出身,靠自學成材。他早年在上海一家木器店當學徒,這家店還兼營房屋修理，是以他能看懂建築圖樣。當時租界内有不少外僑來店購買家具，由于沒有店員懂外語與之交流，失去了許多生意，陶桂林便去補習所讀英文，且隻能讀晚班，這樣堅持了8年，終于能熟練掌握英語會話。不久，他脫穎而出，在上海營造界自立門戶。
國際飯店
1922年11月，他開辦了陶馥記營造廠。該廠除承建了國際飯店外，還先後建造過大新公司、交大教學大樓、廣州中山紀念堂、南京中山陵三期工程，聲名遠揚。在國際飯店建築招标時，共有六七家中外營造廠參加，競争激烈。錢新之約陶桂林面談，說：“陶老闆，久仰貴廠大名和工程信譽，不過這次開價嫌高了點，我們接到很多估價單，比你們便宜啊。”陶桂林誠懇答道：“錢先生，你們要造的是國際飯店，材料和施工一點馬虎不得，我們是按工程實際需要開價的，絕對不敢用低價冒險。”經再三考慮，錢新之終于選擇了以70萬銀元标價的陶馥記營造廠施工。
國際飯店施工難度極大，當時上海還未建造過如此高的摩天大廈，加之施工場地狹窄，難以施展，上下運輸不易；況且施工期短，隻有22個月。為了有效解決這些難題，陶桂林精心組織施工，天天在工地上與工友們同甘共苦，逐一解決各項難題。
大廈打樁工程由康益公司承包，樁頭采用圓木美松，在每根鋼柱之下打5根梅花樁。由于樁頭打得深，又采用了鋼筋混凝土筏形基礎，因而在上海的高樓大廈中，國際飯店沉降最小。其地面工程從1932年8月開工，到1934年6月傳遞使用，按期建成，在當時可謂是高速度。
國際飯店原名國際大飯店，解放後更名為國際飯店。24層的大廈，原先有兩個大門，一為“四行儲蓄會”的進出處，其門面朝南；另一為國際飯店正門，其面朝東南，為接待各國客人的進出處。由于當時飯店接待的多為歐美客人，是以擔任接待任務的服務生均需有較高英語會話和書寫水準，當年許多前台服務生是滬江大學或其他商科學校畢業生。
飯店擁有三部時速達每分鐘600英尺的自動電梯，可迅捷直達頂樓。當年除了紐約有兩部這樣高速的電梯外，國際飯店成為世界上第二家擁有這樣先進、現代、新型電梯的大飯店。2樓為大餐廳，設有紅、橙、紫、綠、藍、黃等小餐廳，裝潢華麗，為親朋好友小聚進餐的好去處。3樓由客廳、酒吧及西餐廳三部分組成。摩天廳設在14樓，以其高聳空間、與星雲為伍而聞名滬上。14樓還設有宵夜茶座，為當年上海唯一夜間消遣的場所。24層樓是巨廈的頂峰，這裡常常成為賓客觀賞夜空和俯瞰風景的制高點。
飯店還擁有一本《帆聲月刊》。這也是中國飯店業最早創辦的專業性雜志。這種一流的服務設施、人材和企業文化，足可與歐美飯店相媲美。是以成為中外名人、軍政要人及名流雅士的社會活動場所。
上海老弄堂
1935年2月18日上海各界人士在2樓舉行歡送梅蘭芳赴蘇聯演出宴會，到會的有蘇聯大使館代辦、政界要人以及外交界、影劇界、金融界人士。1936年3月9日，喜劇大師卓别林從日本到上海當晚，梅蘭芳、胡蝶等文藝界名人在國際飯店設宴款待。1937年5月19日，中美長途電話通話典禮也在國際飯店舉行，宋美齡參加并在15樓套房裡發表談話，并在飯店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夫人通電話。抗日戰争勝利之後，宋美齡又在國際飯店舉行歡慶集會。1947年冬，陳納德與陳香梅在上海國際飯店14樓舉行了訂婚儀式。1947年8月30日，錢學森和蔣英在國際飯店舉行婚禮。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初，上海市市長陳毅在國際飯店召集解放上海部隊團以上幹部，請來了幾乎所有解放大上海的功臣名将，歡慶上海的解放，“遠東第一樓”從此回到人民的懷抱。
中山公園史話
90年前，中山公園這片土地，原來是名叫吳家宅的一片農田村舍，1860—1862年之間，英租界當局以防備太平天國軍的進攻為借口，強行“越界築路”修了一條極斯非爾路(今萬航渡路)。當時，擔任英租界防務委員會主任的英國人錦士·霍格看到有機可乘，就搶先以低價買下了路兩旁的大片土地，在路南修建了一座占地70多畝的鄉間别墅。因為覆格兄弟還開了一家兆豐洋行，是以他們的别墅也被習慣地稱為兆豐花園。1879年，霍格把極斯非爾路以北的土地賣給了美國聖公會主辦的聖約翰書院(後改名聖約翰大學，今址為華東政法學院)，以後又把路南的土地也賣給了别人。
由于租界裡的外國人成倍增加，為了滿足外國僑民遊樂的需要，租界裡有一個公共娛樂場基金會，其早在1913年就要求在上海西部建立一個公共運動場，用來訓練巡捕、商團及停泊在港口上的海軍，并且要附設一個遊覽園地。到了1914年3月7日，該基金會向租界當局正式提出建議：原兆豐花園保留了不少名貴樹木，綠化面貌沒有受到破壞，如果買下這片土地，隻需稍加整理，就可以作為公園對僑民開放。公共娛樂場基金會還表示願意捐助現銀2萬兩促成此事。當時兆豐花園和鄰近123畝土地的所有者安卡贊，也願意以現銀12.3萬兩出售。3月12日工部局表示贊同這個建議，3月20日召開的租界納稅人會議上形成了第12号決議通過這個議案，并且在1914年當年的财政預算中獲得了購買土地的資金。因為不需要重大改建，1914年7月1日，公園就正式對外開放了。
當年公園隻有北部這片土地，公園大門設在極斯非爾路上，就是現在中山公園的北門，是以定名為極斯非爾公園，又因為這座花園數十年來被習慣稱為兆豐花園，故兩個名稱同時存在。另外，由于公園靠近蘇州河上的梵皇渡(原滬杭鐵路二号橋)，又曾稱梵皇渡公園，直到1944年6月才改名中山公園至今。到1917年，公園範圍已擴充到白利南路(今長甯路)，公園大門也随之改到長甯路上，就是現在中山公園的正門。
公園開放之初，工部局頒布了遊園規則：隻對外國人開放，不準華人入園遊覽。這種對中國人的侮辱行徑受到中國公衆的堅決反對。1915年6月7日早晨，聖約翰大學一位教授，翻過園牆進入公園，從裡面把園門打開，讓50多位中國學生進入公園，以示抗議。其實，租界裡的公園都發生過類似的正義鬥争，此起彼伏，沒有停止過。但是，終因國勢貧弱沒有奏效。直到1927年，在革命聲勢的震懾下，租界當局才決定從1928年6月1日起，各個公園允許中國人進園遊覽。
1914年兆豐公園籌建的時候，計劃在公園裡建設一個動物園。從1915年開始，陸續有市民和外僑贈送動物，其中有西伯利亞小黑熊、猴子、食火雞等。動物園還以每隻50元的代價買了兩頭豹。但那時公園還沒有飼養裝置，于是就把這些動物寄養到虹口娛樂場(現在的魯迅公園)去了。直到1921年兆豐公園向西擴大，才正式建造動物園，劃地2畝9分，撥款現銀1萬兩。1922年8月7日開放。那時動物園規模很小，動物也很少。可就是這個小小的動物園，一開辦就頒布了歧視中國人的規定，1922年8月10日工部局的《動物園暫行章程》規定：1.動物園對外國人每天開放，中國人隻準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遊覽，開放時間從上午10時到天暗。2.衣服不整齊者不得入内。3.警務人員應嚴格執行上列章程，如有違犯時将予法辦不貸。門票是小洋一角。參觀的遊客不多，直到1964年上海西郊公園(上海動物園)建成後，這裡的動物都被合并到上海動物園去了。
1924年至1925年間，公園的東北部建了一座喇叭形的露天音樂台，台前有2700平方米的草坪，可以放置1000多把移動座椅，供欣賞音樂的人使用。1935年在公園的南部建了一座涼亭，亭子的欄杆、石級、地坪都是用大理石砌成的。亭的兩側有兩個壁龛鑲嵌着兩座大理石雕像，可惜在“文革”中被毀。這座亭子當年是一位外國僑民嘉道裡·愛斯拉夫人向公園贈建的。大理石亭子的位置原來是一座中國古典式的亭子，因為造這座大理石亭子遷到西部的牡丹園去了，取名牡丹亭，現在仍然儲存完好。租界時期，自從建了這座大理石亭子以後，就代替了原來的音樂演奏台，每逢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租界工部局的交響樂隊就在此演奏。
在大理石亭子的前面，曾經有一口很大的銅鐘。這口大鐘是1922年11月10日從山東路救火會搬過來的。原先是敲鐘報警用的，後來因為有了先進的報警裝置，就作為裝飾品移到公園。根據檔案記載，這口鐘是向美國尼來商店訂購的，于1865年鑄成，1881年運來上海。很可惜，這件文物在1958年作為廢品被處理掉了。
上海魚市場的建立
100多年前，上海十六鋪小東門大街(今方浜東路)，魚行林立，形成了品種齊全的魚行街。其時，旅居上海的錢塘才子袁翔浦，曾在一首《望江南》詞裡，描繪了當時上海海鮮盈市的盛況：“申江好，莫歎食無魚，赭尾銀鱗終歲足，雕蚶镂蛤及時儲，鮮美有誰知。”到了20世紀三十年代初，上海已成為全國最大的水産品集散地，原有的十六鋪魚行已難以承擔整個上海的魚貨交易。1934年，國民政府實業部上海魚市場籌備委員會成立。經籌備會實地考察，標明了楊樹浦底的定海島(今複興島)作為上海魚市場的場址。
魚市場之是以要選在定海島，首先是它的地理位置優越，距吳淞口很近。當時海産品主要來源有3種：一是本市漁輪捕獲的；二是冰鮮船在海上向各省漁船收購的；三是各地冰鮮魚貨用商輪運來的。這三種船均是從吳淞口進入上海的。其次是與商肆鱗次栉比、空間局促、地價昂貴的十六鋪相比，定海島島長3.42公裡，江岸線達335米，面積1.13平方公裡，江面寬廣，便于船舶停靠，地價也便宜。
昔日老上海蘇州河一帶
1935年元旦，上海魚市場在定海島奠基開工，當年11月竣工。落成的魚市場占地67畝。一幢高7層的辦公大樓屹立于市場的中心；其東為可停靠近30艘漁船的碼頭；西為2層的經紀人辦事處計52間；北接冷藏庫；南鄰面積達1500平方米的拍賣場。
魚市場采用股份制，資本金官商各占一半。1936年4月10日，上海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理事會由15人組成，其中官股8人，商股7人。杜月笙任理事長。總經理由王曉籁擔任。故魚市場的實權操縱在幫會手中。接着，國民政府實業部頒發了《上海魚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營業規程》。
1935年5月11日，魚市場舉行開幕典禮。12日淩晨3時正式開業，靠碼頭的漁船多達40餘艘。原來在南市十六鋪的魚行以經紀人身份進入魚市場集中交易，當天進場的魚販有4000人。由于新市場傭金比十六鋪提高0.8%，魚販為抗議市場不合理規定，于5月13日開始罷市。市場與當地官方派警進行彈壓，風波始告平息。
這是全國設施最完善、交易量最大的魚市場。據當年的統計資料：上海魚市場自開業至當年年底234天，共交易魚貨6萬餘噸，營業總額為825.51萬元。魚市場開業後，幾乎整個東、黃海上的漁船都到上海來投售。那時候漁汛期間，複興島的浮船碼頭江面上，桅樯如林，漁旗飄揚，在魚市場7樓樓頂，霓虹燈晝夜不停地閃爍，打出“上海魚市場”5個大字，映紅了半邊天空，漁船一進入吳淞口就能看到。可惜“八·—三”戰事一起，魚市場毀于日軍的炮火。
1937年，定海島被日寇海軍占據，成了日本人的軍械倉庫。生意興隆的魚貨交易，也隻能被迫又退回到南市十六鋪一帶。
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3月1日，上海魚市場正式複業。此前，國民政府先後派唐承宗、杜月笙、王曉籁等來滬，接受日僞華中水産株式會社上海魚市場。原打算修複定海島上的魚市場舊址後重新開張，但因其幾成廢墟，隻得在齊物浦路(今江浦路)日僞建造的魚市場場址複業。這個魚市場占地30畝，規模僅為定海島老魚市場的一半還不到。
魚市場建立以來械鬥不斷，據上海魚市場《場務日記》記錄，自民國37年11月8日至民國38年2月15日不到4個月内，因魚販争購強買魚貨而引起大大小小的糾紛多達數十起。事端的挑起，多數是因混雜進魚販中的一些地痞流氓，依仗幫會勢力，在魚市場恃強淩弱、強占硬買，稱霸一方，故魚商、漁民對這些欺行霸市的魚販恨之入骨。
盡管如此，但魚市場存在期間，畢竟為素喜食魚的上海人每年提供了各種水産品達6-7萬噸。
上海灘最老的學校
敬業中學建立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距今已有257年曆史，是上海現存的曆史最悠久的名校。
據清嘉慶《上海縣志》記載：“敬業書院初名申江書院，在縣署北，明潘恩宅也。”原來，潘恩在明嘉靖時以左都禦史緻仕，其子允端官至四川布政使，父子倆曾權重一時。其時，潘恩父子在上海興土木，建造府第，其中包括現在的豫園和申江書院的舊址世春堂(即今梧桐路安仁裡一帶)。清乾隆十年(1745年)，江蘇按察使翁藻曾駐上海，公務之餘，常集諸生講解經書，并積極籌措建立書院。後因奉調江西，建立書院計劃暫且擱置。兩年後，翁藻還調江蘇，乾隆十三年(1748年)與當時上海知縣王延率先捐俸，将世春堂修繕一新，改建為講堂齋舍，定名為“申江書院”，作為舉貢生童每月會課的場所。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巡道楊魁集資大興土木重建書院，改名為敬業書院。
“敬業”出自《禮記·學記》中的“三年視敬業樂群”之句。書院既有飽學宿儒授業，又給學生發一定的“膏火津貼”和書籍以獎勵學業，開了上海書院制度之先河。于是上海本地與外地有志于學業者紛紛慕名而來。
林則徐任江蘇巡撫，到上海視事時，喜歡在敬業書院居住和辦公。有一次，他還高興地揮毫題寫了“海濱鄒魯”四字，來贊揚敬業書院。書院山長向以名流賢士充任，如道光進士、近代維新思想家馮桂芬也曾于1860年至1862年間出任敬業書院的山長。1862年，署布政使吳煦遷書院于舊學宮基(今聚奎街一帶)。清同治十年(1871年)，敬業書院開始作考棚，每年舉辦兩屆縣試。
1902年，即在清政府正式頒布“癸卯學制”的前一年，上海知縣汪懋下令改敬業書院為新式學校，定名為敬業學堂，以姚文楠、葉景沄、李鴻膏、劉汝曾為董事，張煥綸為總教，并于同年4月1日開學。
1905年，敬業學堂采用校長制，由葉景沄任首任校長，并改校名為“上海縣官立敬業高等國小堂”。
景沄先生也是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非常推崇西方近代科學。1905年至1913年他任敬業校長期間，在課程中最早設定“西算”、“理化”、“博物”等學科。當時，書院的“策論”課題有：《戚繼光平倭》、《問中國印花稅有無流弊》、《格緻之學中西異同論》、《開源節流策》、《問兩法設警察部界合于周禮司市諸職否》、《商務利弊策》等。這些課題所研讨的内容已跳出以往隻鑽研經書的學究式學習方式，而将視野轉向有關富國強民的學問上。
1913年，據“壬子癸醜學制”，敬業改稱縣立第一高等國小。1923年改辦國中，稱上海縣立敬業初級中學。1929年添辦高中，設普通科與師範科，更名為上海特别市市立敬業中學。
抗戰時期，敬業中學成為上海學界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之一。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除租界之外皆淪于敵手，敬業中學奉令停辦，遷入租界，改組為私立南方中學，由陳霆銳任主任董事，徐夢周為校長。校址在靜安寺路斜橋弄75号(今吳江路75、77号)。
太平洋戰争爆發當天，日軍占領租界，學校已無法上課，但多數同學還是到校。當時，學校負責人王美中擅自代表學校向汪僞注冊，激起廣大師生的滿腔義憤，南方中學也就停辦關閉了。時任南方中學地下黨支部書記的喬石提出，要動員南方中學的老師和同學，另外組織“四維學社”，借他校上課，并在校内組建了學校委員會，全力穩定老師和學生的教學情緒，争取合法化，免遭日僞破壞。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南方中學複名為敬業中學，成為被國民黨控制很嚴的一所所謂“市立模範中學”。1946年6月，敬業中學重新成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負責人為王關澄(王一明),組織敬業學子參加了1946年“6·23”反内戰大示威。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黨了解到國民黨正在脅迫敬業中學校長陶廣川到台灣，便派年方19歲的地下黨支部書記胡彭年到陶校長家中做工作。果然，陶校長堅決拒絕了國民黨脅迫他到台灣去的要求，并且把學校的鑰匙交給軍代表陳雲濤。
257年來,從敬業畢業的無數學生中，湧現出許許多多的優秀人才。其中，敬業書院時期有文史學家陸錫榮和以詩文赢得“乾嘉江南七子”稱号的趙文哲、黃文蓮等。然而，最傑出的學子，當數葉景沄之子葉企孫了。葉企孫1907年入敬業高等國小堂讀書，後建立清華大學實體系，成為開創中國現代實體學的先驅。“兩彈一星”的功臣王大珩、王淦昌等23位科學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葉企孫的弟子及再傳弟子。
除了葉企孫之外，敬業中學還有衆多學子在政治、軍事、科學、藝術、文教等各個領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國泰電影院舊事
坐落在今淮海中路、茂名南路轉角上的國泰電影院，是上海十分有名的一家老影院。打開國泰的曆史案卷，可以發現這幢建築是裝飾藝術的傑作。
在世界建築史上，有一種流派，叫做“裝飾藝術派”。這一名稱出現在紀念應用藝術誕生100周年的巴黎“裝飾藝術與現代工業”國際博覽會上(1925年)。因為風行時間很短，留下的遺存不多，惟獨與國際建築發展同步的美國一些城市和上海，至今還保留了一些。國泰，這幢雅潔而雄偉的建築，正是裝飾藝術派的一件精品。
這是一幢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築，占地面積1559平方米，建築面積2156平方米，3層。由著名建築設計事務所鴻達洋行設計。主設計師匈牙利人鴻達(C.H.Gonda)根據地塊特點，将主立面安排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與邁爾西愛路(茂名南路)交會處，以大門上方那道嵌書着“CATHWY THEATRE”字樣的狹長垂直凸面，連接配接頂端的旗杆，組成了中軸線，順兩條道路作直角狀的對稱型周邊式布置。在兩側用紫紅色泰山面磚鋪砌的外牆上，以水泥粉刷的白色磚縫線與窗框組成垂直統長的醒目線條，予人以一種幾何感和秩序感。大門上方又采用逐漸向上、向中收縮的表現手法，集中到那根直指蒼穹的高聳旗杆，更顯示了一種挺拔、簡潔和明快的風格。那個遠遠向外懸挑的偌大雨篷，更令人矚目，将人行道遮覆了大半，很遠就可望見。
國泰電影院舊景
而國泰的内部裝飾則具有濃重的古典主義色彩。進入廳堂，兩尊潔白精美的維納斯雕像伫立兩旁，兩道圓弧形的扶梯左右分上；狹長而高敞的放映大廳，兩座豎立在舞台旁的柱燈，與穹頂上左右梯式排列的上萬盞頂燈，直橫交輝；四壁疏密有緻的古典式浮雕、圖案，大廳與過道上軟厚的織花地毯，都透發出華貴典雅的氣息，使每一個觀衆仿佛置身于古代希臘或羅馬的藝術殿堂。
這便是國泰在建築史上的地位與價值，也是1994年2月15日公布為上海市建築保護機關的理由。
國泰位于霞飛路歐美僑民聚居與活動區，其環周諸如皇家花園(今陝南村)、凡爾登花園(今長樂村)、阿斯屈來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今南昌大樓)、華懋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今錦江北樓)，都是國泰建造前後形成的外僑聚居處，隔路相望的法國總會更是法租界、也是上海最高檔的社交場所。西側的亨利路(今新樂路)聖母大教堂和東側不遠處的尼古拉斯東正教堂，又都是俄僑最重要的宗教生活場所。
那時，國泰的院名不用中文，中文院名是1950年才标立的；放映的全部是英美片，且都是美國派拉蒙、米高梅等八大公司和英國鷹獅公司的大片；所安裝的設施，也全是美國森潑萊斯的産品；連銀幕的構造也很獨特，無論從影院哪個角度看去，畫面絕不變形；諸如冷暖空調等也是當時稀罕之物。抗戰勝利後複業時，還在每個座位上配裝了譯意風，将影片中的對白同步譯成中文。領票員是清一色的俄僑小姐。影院以美商名義注冊，管理由英國人白脫勒主持，門口有警衛值勤。早在開業時，打出的廣告語便是：“麗富宏壯執上海電影院之牛耳，精緻舒适集現代科學化之大成。”
設施高檔，影片高檔，管理高檔，價格自然也是高昂的。開張之初，日場1元、1.5元，夜場1.5元、2元。當時，一個中學教師的月薪是30元上下，霞飛坊(今淮海坊)裡一幢新式裡弄住宅的月租也隻有82元，比照之下，其值之昂，可知矣。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因戰區人口大量湧入租界，電影等娛樂業一度得以畸形發展，國泰也由每日3場改為4場。在當時浙江實業銀行所派的負責人朱博泉策劃下，與聯怡公司合作，成立了亞洲影院公司，成功地抵制了美商八大公司的壟斷片租，迫使他們降低片租賬率，以倒四六拆賬甚至倒三七拆賬。為此，國泰獲得了相當的發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一爆發，雖然法租界仍算孤島，侵華日軍已率先接管了國泰。次年5月，轉交中華電影聯合公司管理，大班白脫勒被關進了集中營。1943年1月，停映英美片，清一色放映日本片。1944年1月，國泰進駐了日本憲兵，放映廳裡設定了臨監席，作為監場日本憲兵的專座。
随着戰局日趨緊張，1945年春，侵華日軍将浦東集中營中的英美僑民遷至華懋、峻嶺兩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最高層，名為“上海敵僑收容所”。國泰也被日軍正式占據，用作憲兵隊的兵營，那天是1945年3月5日。放映大廳改為馬廄，皮椅全部被拆除，飾有古典浮雕與圖案的四壁被開了幾個大洞。藝術被踐踏，國泰在泣血。
1946年1月26日，國泰複業。除了英美片，也開始少許放映幾部國産片，諸如《假鳳虛凰》《吉人天相》等。
1949年5月27日《申報》刊發了一幀照片，國泰大戲院的大門上，一塊“客滿”的牌子占據顯著位置。那正是上海南部市區被解放的第二天，這反映了上海社會井然的秩序，作為國泰主要服務對象的有産階級和知識階層平靜地對待這場社會大變動。在當時，國泰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上海社會的動向。
内容摘自《上海珍檔》
西坡 編著
編輯制作：徐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