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李一由山東到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所學生部學習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建院70周年之際，接到“我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命題作文邀請，深感榮幸并樂意為之，可又覺得難于下筆。中國藝術研究院是我國最高的綜合性藝術研究機構，人才濟濟、大家輩出。我才疏學淺，隻是很普通的一員，能有機會寫點文字為院慶盡力，是以感到榮幸。被納入邀請之列，或許是我與中國藝術研究院有着多重關系之故吧。就師生關系而言，我先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生，後當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教師；曾先在此讀碩士、博士，後在此帶碩士、博士。從讀研究所學生開始一直到退休，我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摸爬滾打了幾十年，直到退休後的今天，仍在研究所學生院站講台執教鞭。就身份而言，我既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在美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多年，又是《美術觀察》雜志的資深編輯，具有研究人員和編輯人員的雙重身份。就藝術追求和努力方向而言，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多年培養和磨練使我确立了“持藝舟雙楫，求學藝相成”的學術之路和奮鬥目标并努力去實踐。可以說，中國藝術研究院既是我早年所景仰向往的藝術聖地，又是我後來努力拼搏付出心血之處；既是我學術研究的出發地和歸宿地，又是我從事書法創作的基地和大學營。時光匆匆，屈指算來，我大半生的時間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度過的。平心而論，中國藝術研究院為我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機會和學術平台，我的成長離不開這個研究機構的培養和造就。在我的人生旅途和藝術創作、研究經曆中，可以說中國藝術研究院是最關鍵的階段和最重要的驿站。知恩圖報，我應該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往事從腦海裡上下翻滾，故人在心目中來回走動，百感交集，浮想聯翩。在恭王府讀書學習的情景，與師友共同承擔科研項目的日子，與編輯部同仁一起編輯《美術觀察》雜志的往事都一一浮現在眼前，想捕捉住以往歲月中那一個個鮮活的瞬間，卻又不知從何處下手才好。思前想後，就以“恭王府的海棠”“編輯部的燈光”“兩位先生慈祥的目光”為題寫幾點感受吧。
恭王府的海棠
早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讀研究所學生時，院址還在恭王府。我的回憶自然要從恭王府的讀書生活開始。恭王府是北京最大的王府，在這個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裡，曾多年深藏着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各個研究所室和研究所學生部。我讀書的研究所學生部坐落在恭王府的東南角，有一座相對獨立的教學樓。而畢業後工作的美術研究所與戲曲研究所、舞蹈研究所等研究所室則在後院的後罩樓（俗稱“九十九間半”）。院裡召開學術會議的地點多在葆光室和嘉樂堂。我的讀書生活開始于恭王府，吃住和學習都在這裡，之後又在此工作多年，在這裡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在這裡加入中國共産黨，因而非常懷念這個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
1991年，李一（左二）與同屆研究所學生同學孟憲勵、麻文琦、許婧留影于恭王府
32年前的1989年，已過而立之年的我，暫别妻女，隻身從山東來到北京恭王府，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所學生部學習深造，先是進修一年，後随陳绶祥先生攻讀碩士，再随鄧福星先生攻讀博士，1996年博士畢業後配置設定至美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一直到2002年中國藝術研究院遷入朝陽區惠新北裡新址之前，我在恭王府學習工作生活居住了十幾年。來恭王府學習之前，雖然已習書畫多年，也撰寫過幾篇論文，但就水準而言還是不能令自己滿意。來到恭王府，經過先生們的點撥和系統的學習，認識有所深化，水準有所提高，開始正式走進藝術研究之門。恭王府雖處京城中心地帶，但當時因是藝術研究機構，是以不對外開放，平時很幽靜，很适合讀書做學問。正是在古色古香、較為靜幽的環境中，我如期完成了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撰寫了《走向何處：後現代主義與當代繪畫》《中國古代美術批評史綱》《中西美術批評比較》等專著。
1994年，李一碩士論文答辯後與導師陳绶祥先生（右）、答辯委員會主席沈鵬先生（中）合影
1994年，李一與導師鄧福星先生（左）合影
在恭王府讀書和工作期間，我曾參加過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兩個重大的集體科研項目。一是王朝聞、鄧福星先生領銜主編的12卷本《中國美術史》，二是李希凡先生領銜主編的14卷本《中華藝術通史》。參加《中國美術史》的編寫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參加《中華藝術通史》的編寫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參加這樣的大項目，對我的成長至關重要。從大的方面來說，隻有中國藝術研究院這樣的綜合性藝術研究機構才能完成如此規模宏大的項目，也隻有像王朝聞、李希凡先生這樣的大家才能領銜如此重大的學術工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兩套大書，不僅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研究的裡程碑，而且是現當代美術史研究、藝術史研究的裡程碑。我有幸參與其中，多次聆聽王朝聞、鄧福星、李希凡等先生的教誨，收獲甚大。參加《中國美術史》的編寫，使我認識到美術史研究的關鍵是以審美關系為主線，展現于美術現象中的審美意識的發生和發展，是美術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對象。誠如王朝聞先生所強調的，美術創作、美術理論的存在和發展，以及它們在曆史上的地位，都展現出審美關系的變化和發展。美術史家的使命，是揭示過去的美術現象以及與美術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其他諸因素，并且揭示它們在發展過程中繼承和創新的必然性特點。參加《中華藝術通史》的編寫，使我體會到中國的各門類藝術既有其自身的特點，又有着互相聯系、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特點；既要以對各門類藝術史的深入研究和總結為堅實基礎，又要立足于社會總貌和藝術發展的總體把握，重視整體的宏觀的研究，着眼于概括和總結每個時代藝術共同的和持久的規律，努力将共生于同一社會環境或文化氛圍内的各門類藝術成就反映出來。藝術通史難在會通。研究者要具備“通人”的眼光和思維。這兩個課題，集中了全院乃至全國100多位專家的智慧，我能參與其中，與諸多專家學習和交流，的确學到了很多東西。
1996年6月 中國藝術研究院九六屆博士論文答辯會在恭王府舉行 左起：鄧福星 薛永年 田自秉 邵大箴 陳绶祥
李一在論文答辯會上
恭王府位于什刹海的後海之南、前海之西，位址為前海西街17号。因隐身其中的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研究影響廣泛，于藝壇開宗立派，世稱“前海學派”。“前海學派”的一大特點是理論聯系實際，藝術研究與創作實踐相結合。記得在研究所學生部的開學典禮上，研究所學生部主任、著名戲曲學家張庚先生語重心長地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相結合，兩者相輔相成，以理論思考帶動創作實踐，以創作實踐促進理論思考，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傳統。黃賓虹、王朝聞等老前輩以理論研究和創作實踐的豐碩成果，為後來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自進入恭王府學習以來，也自覺繼承這一傳統，多年來走的是藝術史論研究和書法創作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諸多往事，最值得回憶的是恭王府的讀書生活。當時我們住的是簡易樓，冬冷夏熱，食堂的飯菜也較為清淡。生活雖清貧，但一讀起書來，就充滿快樂。晨起到天香庭院誦讀畫論，早飯後揮毫臨習幾頁《急就章》，晚飯後與同學們散步于前海或後海，是很惬意的事情。尤其是讀書間隙觀賞恭王府的海棠，春天觀其花，夏天賞其果，其樂融融。我曾有一首絕句《憶恭王府海棠》回憶當時的情景：“冰肌玉骨屬妍春，風日滿庭色漸勻。伴讀嬌容如解語，無香襲袂亦情親。”
編輯部的燈光
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一大特點是院屬學術刊物衆多且影響廣泛，我曾供職的《美術觀察》雜志就是其中的一本。在相當長的時間内，我與這本雜志同呼吸共命運。做刊物的編輯工作卻是我讀研究所學生時未曾想到的，那時想的是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書法創作，很想畢業後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研究自己的課題。誰知天不遂人願。博士畢業後，我剛被配置設定至美術研究所，就被剛剛創刊的《美術觀察》派上了用場，并從此與這本雜志形影不離，開始時任欄目主持人，繼而擔任刊物副主編、主編、法人代表。從事《美術觀察》的編輯工作，從1996年開始，一直幹到我2017年年底退休為止，前後共20餘年。從時間上說，我是在《美術觀察》服役時間最長的老兵。說句真心話，這本雜志耗費了我和編輯同仁的大量心血。《美術觀察》編輯向來有勤謹精進的傳統，從業人員無論老少，都不敢懈怠，身處其中，我就是想偷懶也辦不到。編輯工作說到底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費在選題和來稿上。說來好笑，我這個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在退休之前，研究和教學工作隻能當作編輯工作的餘事了。
作為國家藝術類核心期刊和大型綜合性美術月刊，《美術觀察》的學術含量和社會影響誰也無法低估，它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誰也無法代替。它對當代中國美術程序的推動，對美術創作、美術理論、美術教育、美術市場、美術交流和傳播等方面所發表的建設性意見，特别是對各種美術現象的敏銳觀察和分析評判，曾産生過極大的社會反響，促進了當代中國美術的健康發展。《美術觀察》的學術形象，誠如研究者所評：個性鮮明，有其志趣；精誠問道，但不囿書齋；側重建設，卻不懈批評；着意前瞻，亦勤于反思；力求全面，也力避浮泛；尊重客觀，更崇尚良知；基調嚴肅，又飽含熱情。20多年來，《美術觀察》一直堅持“用觀察家的眼光審視美術，用美術家的眼光觀察世界”的辦刊宗旨，始終站在學術前沿，緊緊抓住事關美術發展的重大問題和焦點問題進行分析評判；始終以“大美術”的寬闊視野展開創造性的工作；始終以開放的胸懷、包容的心态，對“大美術”以學術揭示；始終有着鮮明的中國文化立場，把美術領域的學術思考與國家的文化發展戰略緊密聯系。一直堅持學術至上、品質第一的編輯原則，充分發揮學者辦刊的優勢。編輯同仁們深知學術品質是刊物的生命，編刊時始終将學術品質放在首位，重點放在選題的策劃和品質的把關上。編輯工作一環扣一環，始終是忙碌的，編着這期，聽着上期的回報，想着下期的進度，大家為策劃選題及編稿、改稿、統稿常開夜車，是以編輯部的燈光時常亮着。無論是在恭王府時期，還是在惠新北裡時期，加班是《美術觀察》編輯同仁的常态。2003年，在《美術觀察》出刊百期座談會上，我曾吟一絕句表達同仁編雜志的感受：“百期已往又新期，正是東方欲白時。三斷韋編今始信，個中甘苦寸心知。”
編輯工作固然花費時間和精力，使我不能專一于著書立說，但有失也有得。得在能身處學術前沿，堅守學術陣地，了解學術動向，開闊學術視野，提高學術見識，發現前沿問題，提出學術選題，組織學術論壇活動，有機會與同道切磋，對于學術建設是大有幫助的。比如“關于書法當代标準的讨論”，就是在我的提議下由《美術觀察》率先發起的。《美術觀察》從2006年開始，連續多期讨論書法的當代評價标準問題，通過座談會和筆談等形式，先後約請了近百位專家發表意見。這一專題讨論堅持了10年，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書法界的充分肯定，産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成為近年來很有意義的文化事件。讨論的結果，不僅彙內建《當代書法标準》一書，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讨了中國當代書法的評價體系問題。編雜志也使我的學術研究有所變化，因身處學術前沿陣地，促使我多思考與現實相關的學術問題，逐漸地由古代向現當代轉移，由曆史走向現實，較為注意考察文脈傳承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問題。
兩位先生慈祥的目光
兩位先生即王朝聞先生和馮其庸先生。吾生有幸，多年聆聽兩位先生的教誨，得到兩位先生的關愛，是我此生莫大的幸事。雖然他們已謝世多年，但音容笑貌，尤其那慈祥的目光，經常浮現在我眼前。
王朝聞先生當年住在紅廟時，我曾去府上請教過多次。後來他家搬到惠新北裡甲2号，我們同住一樓，接觸就更多了。王老是《美術觀察》的名譽主編，每期新刊物出來，我常送至他的家中，并彙報一下近期工作，也聽聽他的意見。早在我讀研究所學生時，王老就關心我的學習情況，知我愛好并研究書法，就鼓勵我理論研究和書法實踐并舉，不能做空頭理論家。我的博士論文，王老曾戴着放大鏡審讀，讀後給我寫了長長的信，既作了充分的肯定，又提出了一些不足。晚年的王朝聞先生，對書法越來越關心。他領銜的最後一個大課題即是《中國曆代書畫理論評注》。1999年，90高齡的王老親自約我到紅廟他的家中，面命參加此課題的編撰工作，當時情景仍曆曆在目。王老一次次給課題組成員面談或筆談研究傳統書畫理論的重要性以及研究的方法。我至今珍藏着王老關于如何研究傳統書畫理論的數封信件，每次重讀，總被王老“朝聞道，夕不甘死”的治學精神所感動。
更令我感動的是，王老一次次與我讨論書法的問題，用有趣的生活話語對我的書法習作進行評點。與王老交談，我除了感到豁然開朗之外，還會進一步明白藝術與生活的密切聯系。用生活感受表達藝術至理是王朝聞學術的一個顯著特點。他把藝術道理寓于飽含個人感受和體驗的藝術現象與生活現象的議論中，揭示了藝術和生活之間的奧秘。2002年5月，我的首個書法個展在山東舉辦。展覽前夕，王老給予鼓勵，用毛筆在宣紙上題辭：“李一聆書道，萌芽在齊魯。新作展故裡，悟道親新雨。美術學家李一，孔子同鄉，學書起步于曲阜，将在山東展出新作，祝願他虛懷聆建議。二零零二年王朝聞于仲春題。”這幅題辭，展出後一直懸挂于我的書房，時時觀賞，觀其字面貌，想其人風采。
2002年，王朝聞先生給李一的題辭
1999年，李一去醫院看望王朝聞先生并彙報《美術觀察》工作。右為王朝聞夫人謝馭珍
馮其庸先生是學者型書畫家。我與馮先生結緣，也始于書法。來北京讀書前，我就曾到北京張自忠路人大宿舍拜訪過馮先生。馮先生知我練章草，給予熱情鼓勵。我到恭王府讀研究所學生後，由于同在一個機關，和馮先生接觸的機會逐漸多了起來。我常揣着書法習作到馮先生辦公室請教，馮先生則多次賜我墨寶還常取出自己的藏品讓我觀摩。馮先生平生交遊廣闊，又笃好傳統藝術，因而他的收藏十分豐富。在馮先生那裡，我看到過謝無量、劉海粟、張正宇、朱屺瞻、唐雲等名家書畫，還有許多文玩珍品。其中最打動我的是他的老師王蘧常先生晚年寫給他的18封信劄。信劄是中國書法的傳統樣式，見信如面，實用與審美自然融為一體，既是藝術品，又是情感的載體。王蘧常先生的這18封信劄亦稱“十八帖”，是當代書法史上的名作，亦是文脈傳承、師生情誼的真實寫照。馮先生對“十八帖”十分珍愛，一次我去瓜飯樓問學，馮先生特地捧出這一心愛之物供我學習，同時細細講了此帖的來龍去脈、書寫内容及書法特點。馮先生告訴我，讀帖需要學會仔細分辨。王蘧常先生的章草，細看有兩類，一類是用秃筆寫的，風格古拙而清逸；一類是用較新的筆寫的，筆畫有鋒棱，顯得潇灑而流麗。信劄有用新筆寫的，有用破筆寫的，“十八帖”的最後兩帖，是他去世前幾天寫的，完全用破筆。學王蘧常章草，要仔細分辨兩類用筆的不同。談起與老師的交往，馮先生十分興奮，沉浸在過往的美好回憶中，連連稱贊老師是“文章太史氏，書法陸平原”，他對老師的真摯情感深深感動了我。
1993年，李一與馮其庸先生（右）在中國美術館交談
我讀研究所學生時，馮先生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院學術學位評定委員會主任。他十分重視學術人才的培養，給同學們的碩士、博士論文的選題和寫作提過許多中肯的意見。我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在寫作過程中曾不止一次地向他請教，完成後又得到他的親自審閱。馮先生從愛護出發，對論文作了充分肯定，他的熱情鼓勵增加了我坐冷闆凳的信心。直至現在，我仍然用馮先生的方法來激勵學生和自己，努力做到馮先生希望的那樣，不驕不躁，勤謹踏實地治學從藝。
2005年，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國書法家協會在中國美術館主辦我的書法展，年逾八十的馮先生最早趕到中國美術館留下現場簽名，還親自撰文加以介紹。和以前一樣，他一面肯定我的努力，一面又提出更高的希望。在評論中，馮先生闡發了自己的書學思想：學書法要重視讀書學問，重視臨摹古人，重視吸收今人，在讀書和臨摹中逐漸提高書家的學養，形成個人風格。風格決不是做出來的，風格是書家文化修養和藝術個性在長期實踐中的自然呈現。每次重溫這些話語，我都會産生一種醒醐灌頂之感。
2005年5月，“李一書法展”在中國美術館舉行。左起：龍瑞、馮其庸、周巍峙、王文章、馮遠等出席開幕式
往事曆曆，舊情難忘。王朝聞、馮其庸兩位先生已去，我也已退休3年。光陰荏苒，逝者如斯，回首來時路，幾多欣慰，幾多感傷。我将沿着先生們指點的路繼續走下去，盡我所能為中國文化複興略盡綿薄，或許這也正是兩位先生所希望的吧。（李一）
（來源：《傳記文學》2021年第9期）
藝術家簡介
李一，1957年生于山東曲阜，美術學博士、美術史論家、書法家。多年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從事藝術研究、刊物編輯和研究所學生教學工作。曆任《美術觀察》副主編、主編，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及學術委員會委員，江蘇省美術館學術顧問等。
主要展覽有“李一書法展”（中國美術館，2005年）、“藝舟雙楫——李一書法展”（中國美術館，2013年）、“一以貫之——李一書法展”（浙江美術館，2015年）、“一進制複始——李一書法展”（山東美術館，201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