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是一個曆史學者觀影追劇的小系列。
今年三月，《王國（李屍北韓）》第二季終于回歸。在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的背景下，這部講述架空時空中疫病襲擊北韓半島的韓劇顯得多了幾分現實色彩。雖然劇中時空與人物均是金銀姬編劇的虛構，但她并非毫無根據地架空，而是化用了不少北韓王朝（1392-1910）的曆史故事。
《王國（李屍北韓）》第二季海報
僵屍抗倭、君主失德——壬辰戰争前後的北韓政局
《王國（李屍北韓）》的故事主線是，某一年北韓國王去世後，尚年輕的王妃趙氏（北韓國王正妻活着時被稱為“王妃”，死後才被稱為“王後”）與其父趙學州（時為領議政）為繼續獨攬大權，便讓李承熙醫員使用一種名為“生死草”的植物使國王複活。但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複活，而是讓國王變成一種“喪屍”狀态。這樣一來，趙氏一族才可以拖延時間，讓宣稱懷孕的王妃順利生下元子。然而王妃并沒有懷孕，而是計劃偷用其他孕婦的兒子作為己生。此時，庶子出身的王世子李倉則被貶至遠離漢陽的東萊府（今屬釜山市東萊區）。此後的故事便圍繞王世子李倉率領衆人對抗不斷擴散的喪屍瘟疫而展開。
李倉率衆人對抗不斷擴散的喪屍瘟疫
這樣的曆史設定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壬辰戰争（1592-1598）前後北韓的政局。
首先，疫病從東萊開始向尚州等地蔓延，劇中的東萊府使，也就是世子的老師安炫曾利用喪屍軍隊來對抗日本，在文慶鳥嶺（今屬慶尚北道文慶市）成功阻攔了日軍北上。這其實部分借用了壬辰戰争的爆發路線。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長﹑宗義智率領先遣日軍進攻釜山。此時釜山佥使鄭撥正在絕影島打獵，沒有做任何防禦措施。随即釜山陷沒，鄭撥死于亂軍之中。随後日軍占領東萊府，東萊府使宋象賢戰死，之後日軍得以一路北上。直到該年年底，明軍入援北韓，戰局才發生轉變。
劇中趙學州建議以喪屍軍隊對抗倭寇，以犧牲全村的代價阻攔日軍北上
釜山鎮殉節圖，描繪壬辰戰争中日軍在釜山登陸情形的北韓畫卷（原作成于1709年；此圖重繪于1760年）
其次，劇中已成為喪屍的國王，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戰争中倉皇出逃義州、棄首都與百姓于不顧的宣祖李昖（1567-1608年在位）。該年四月底，日軍北上京畿的消息傳到漢陽後，李昖大驚失色，召見大臣們商議北逃的計劃，但遭到激烈反對。但李昖心意已定，決意北行，在臨走之前冊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1608-1623年在位）為世子，讓李珲召集各路勤王軍﹑義兵與日軍對抗。李昖北逃後，憤怒的北韓群眾燒掉了掌隸院與刑曹所收藏的公私奴婢文籍，又入内帑庫搶劫金銀，并焚毀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弘文館所藏書籍與承政院日記等文獻也在這次暴亂中化為灰燼。可見金銀姬編劇在創造北韓國王與世子李倉的形象時，參考了李昖與李珲的事迹。同時，她将國王設定成喪屍，也可以解讀為是對李昖的諷刺。在當今大多數南韓群眾的認知中，李昖就是一位無能懦弱的君王，金銀姬編劇将他設定為喪屍，絕不會在南韓引發争議，反而會使觀衆産生情感共鳴。
在權力鬥争中被制作成“喪屍”的北韓國王
再次，李昖原配懿仁王後樸氏無子，在她去世後，李昖又另娶繼妻金氏（仁穆王後，1584-1632）。後來金氏生下嫡子永昌大君李㼁（1606-1614），自然給李珲的世子之位造成沖擊。可以說，《王國（李屍北韓）》的故事背景架構化用了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前期的北韓政治史。
外戚、權臣、腐敗、饑荒——瘟疫的溫床
金銀姬編劇在化用宣祖李昖統治期間的曆史故事之外，又将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晚期的曆史進一步添加到這個架構上來。
十九世紀後，北韓王權逐漸衰落，大權由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數個勢道家族把持。勢道是韓語中對政權的俗稱，勢道家就是千萬人之上、國王一人之下的權臣。當時幾乎所有的國家權力都集中在勢道家手中，國王不過是個擺設。安東金氏、豐壤趙氏等家族通過與王室的聯姻，構築了自身的權力基礎。如安東金氏出身的王後有純祖李玜（1800-1834年在位）的純元王後（1789-1851）、憲宗李奂（1834-1849年在位）的孝顯王後（1828-1843）﹑哲宗李昇（1849-1863年在位）的哲仁王後（1837-1878）；豐壤趙氏的則有孝明世子李旲的妻子趙氏，後被追尊為神貞王後（1808-1890）。其中安東金氏掌權最久也最為著名，直到神貞王後在哲宗李昇去世後将興宣大院君李昰應（1820-1898）之子李熙指定為下一任國王，即高宗（1863-1907年在位），才結束了安東金氏的勢道統治。在純祖李玜的執政晚期，由孝明世子李旲（1809-1830）代理聽政。李旲一方面想壓制勢道家族的權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這些家族出身的大臣來處理朝政，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顧忌王室女性的立場，最終，李旲壓制勢道家族，重建王權權威的努力并沒有取得成功。在他去世後，權力仍然被安東金氏等勢道家族把持，這些家族出身的人士占據了朝中的要職，也加劇了統治階級内部的不滿與分裂。可見劇中的王妃趙氏與海源趙氏一族，很可能影射的就是神貞王後與豐壤趙氏，但是在人物創作上，又加上了安東金氏一族的影子。安東金氏一族慣用将本族或依附本族的人士任命為備邊司堂上的手段，進而把持朝政。而北韓後期最高議政決策機構——備邊司召開會議的地方正是賓廳，這樣的場景也多次在劇中出現。
劇中的王妃趙氏與海源趙氏一族大權在握
但勢道政治并不是十九世紀突然出現的情況，外戚專權的苗頭早在十七晚期就已出現在北韓政壇上。如肅宗李焞（1764-1720）就讓舅舅金錫胄（1634-1684）長年擔任最精銳部隊——訓煉都監的都提調來控制軍權，李焞一朝頻繁發生政局變動，其背後常常都有金錫胄的身影。訓煉都監是北韓在壬辰戰争期間模仿入援的浙軍建置，又參考了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一書後而設定的新式軍隊。這個機構亦多次也出現在劇中，領議政趙學州也被稱為提調，應該指的就是訓煉都監的都提調。提調這個官職在北韓的機構設定中亦經常出現，就領議政一職來說，按慣例也兼任備邊司提調與藥房提調（國王醫療事務小組的總負責人）。十八世紀時北韓的王權相對強大，尚可以控制外戚們的勢力膨脹。但到十九世紀後，國王即位時大多年幼，大妃們得以垂簾聽政。大妃背後的勢道家族們亦通過掌握訓煉都監來控制軍權，劇中的訓煉都監聽命于趙學州，也是這樣曆史背景的影視再現。
此外，劇中還出現了名為禦營廳的軍隊。禦營廳是晚于訓煉都監，直到1623年才建立的主要由騎兵構成的軍隊。劇中讓禦營廳負責搜查被王妃囚禁的平民孕婦死亡事件其實并不符合北韓王朝的慣例，因為禦營廳并不介入司法事務。當時民間的一般案件由捕盜廳等機構負責抓捕犯人，由所謂的“三法司”——刑曹﹑司憲府﹑漢城府負責審理，而涉及到王室成員的事件則由義禁府專管。義禁府是北韓的從一品特殊司法機構，負責按國王的指令逮捕并審問犯人，處理的都是王族犯罪及如謀逆這種大案要案。某種程度上可以将義禁府了解為北韓版的“錦衣衛”，但在大部分曆史時期由士林派占據北韓政壇優勢的情況下，義禁府的權力并不像明代錦衣衛那麼大。
在勢道家族的統治下，朝政日益腐敗，加上災荒與疾病的襲擊，北韓群眾的生活日益艱難。此時的北韓賦稅體制，即以“田政”﹑“軍政”﹑“還政（政府在荒年時借給農民米糧，豐收時再加上利息一起歸還的制度）”構成的“三政”體系陷入紊亂狀态，加上天災不斷，甚至出現“黃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軍丁而征稅）”﹑“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稅名單上被征收軍布）”的荒唐景象, 百姓生活極為困苦。在電視劇第一季中，女醫蘇菲向奄奄一息的群眾說道，隻要等到朝廷發下的“還谷”（字幕誤譯為“黃谷”）就可以再支撐一段時間，實際上影射的就是十九世紀“還政”紊亂，還谷發放不及時的情況。
第一季交代了饑荒的背景
另外，劇中在确定死亡人物身份時，往往參考的是标記有人物出生年份與姓名的“号牌”。這是當時通行的類似于今日身份證制度的“号牌法”。該制度早在太宗李芳遠（1400-1418）統治期間就已提出，但并沒有施行。後來李芳遠之孫世祖李瑈（1455-1468）在全國的兩班與良民中推行了此法，從此國家權力開始有力地介入對國民人身的管理。需要注意的是，賤民們沒有“号牌”，這也意味着，北韓王朝在國家層面并不把賤民視為“人”。北韓社會極為講究身份秩序與嫡庶差别，若是嫡出的兩班子孫，可以繼承兩班的身份，如果是庶出，則轉落為中人，也沒有參加文科科舉的資格，隻能參加醫科﹑譯科等雜科科舉。但如果是賤民的話，則是世世代代永遠是賤民。曾與出使北京的北韓使團有過多次交流的清人吳昆田（1807-1882）曾感歎到：“(北韓)但專尚世閥，名分截然，等級極多，士夫世世為士夫，庶人世世為庶人。庶人雖有才德，無以進用。其中各有等級，有兩班焉，士夫出入東西班之稱。有庶孽焉，士夫之賤生。有中人焉，醫官譯官之類。有吏胥焉，有徒隸焉，階級一定，十世不得免。”劇中趙學州的侄子趙凡八盡管不學無術，但憑着兩班身份和伯父的關系，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東萊府使的職位，正是這樣的社會風俗的展現。
北韓王朝時期極為講究身份秩序，劇中“姓趙”即特權
電視劇第二季中亦多次借用十九世紀曆史事件的标志符号。在世子李倉被人誤會殺死早已死亡的國王，而王妃趙氏尚未生出元子之時，備邊司堂上（即堂上官）們在賓廳讨論萬一王妃生下女兒的話，是否要提前安排可能即位的王室旁系人士。有官員建議可以考慮流放在江華島後遭賜死的魯成君的子孫。這裡的魯成君影射的是思悼世子李愃的庶長子恩彥君李䄄（1754-1801）。李䄄因可能對兄長正祖李祘（1776-1800）的王權産生威脅而被流放江華島，後因其妻其兒媳信奉天主教而遭到牽連處死。1849年，憲宗李奂突然死亡，年僅23歲，死時無嗣。坊間傳聞年輕的國王是因為長期沉溺酒色，縱欲過度而亡。在他去世後，在江華島以砍柴為生的李昇（恩彥君李䄄之孫）被純元王後金氏指定為下一任國王，也就是哲宗。李昇原本就缺少必要的政治教育，也無任何政治經驗，在他統治期間，極其依賴安東金氏一族處理政務，造成安東金氏一族勢力進一步膨脹。此外，劇中的安炫在死後又通過“生死草”轉化成喪屍，進而給趙學州緻命一擊。此時安炫出場時背上背着的“帥”字旗，模仿的正是在1871年美國軍艦入侵北韓半島，即“辛未洋擾”中戰死殉國的魚在淵（1823-1871）将軍的旗幟。可能在金銀姬編劇看來，安炫的行動與魚在淵頗有類似之處。
曆史照片：北韓殉國将領魚在淵的“帥”字旗。該旗曾作為戰利品在美國海軍學院展出，經南韓政府長期交涉于2007年被租賃回南韓。
劇中安炫化為喪屍給奸臣趙學州緻命一擊，身上插着“帥”字旗
Netflix官方給《王國（李屍北韓）》配的中文字幕采用的是韓語漢字詞直接漢字轉譯的方式，是以劇中稱趙學州為“大監”，這一稱呼也被直接轉譯過來。實際上，在可稱國王為“上監”之外，北韓對高階官員亦有多種别稱。十九世紀的李圭景對此有如下的概括：
今之大官，正卿以上稱大監，亦自三國始。新羅武職，有大官大監、隊大監、大匠大監、頭上大監之類，非武職無此稱，今則轉為文武尊官之通稱。至于令監，則堂上绯玉員之通稱。堂下官之稱進賜（俗音羅阿裡（나으리）），未知何謂。而唐時郭子儀為中書令，故号郭令公，乃尊稱之辭。我國以銀台（即承政院）為中書，故呼承旨為令公。而通政以上稱令公，自十許年來，不曰令公而曰令監。
也就是說，“大監”一詞原是武官的專稱，後來也可用于稱呼一品與正二品文武官員。而“令監”一詞可能來源是郭子儀的别号“郭令公”，“令公”漸漸轉為“令監”，變成稱呼正三品堂上官與從二品的官員的用語。而正三品堂下官以下，則被稱為“進賜”。趙學州身居正一品領議政的高位，自然會被稱為“大監”。“令監”一詞在當代南韓社會仍被使用，一般用作對老年男性的尊稱。筆者也注意到在韓劇《輔佐官》裡，南韓國會議員的幕僚們不分國會議員的性别，而在日常交談中稱其為“令監”的情況。
“生死草”源頭之謎——義州商人的對清貿易
第二季末尾，李倉等人雖然暫時撲滅了喪屍瘟疫，也除掉了留存在北韓境内的“生死草”，但在一次野外搜查中，李倉一行意外發現了有北韓群眾跟随灣商，從中國購入了“生死草”。可以大膽推測，該劇第三季很可能涉及到十七世紀清朝（後金）與北韓間的兩次戰争，即“丁卯之役”與“丙子之役”。1627年丁卯之役後，北韓與後金結為兄弟關系。1636年丙子之役後，北韓脫離了以明朝為中心的封貢體制，正式奉清朝為正朔，接受清朝的冊封，成為清朝的朝貢國。到了十七世紀晚期，清鮮之間的關系漸漸平穩，雙方間的貿易規模随着政治關系的穩定而不斷擴大。
追蹤“生死草”源頭之謎時，全智賢扮演的神秘人物出現
義州這個邊境城市在北韓對清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就北韓方面來說，對清貿易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義州商人，即“灣商”。義州在高麗時期被稱為“龍灣”。灣商通過結識常年出使清朝的北韓譯官，以及賄賂邊境官員等方式，漸漸掌握了對清貿易的主導權。灣商們甚至參與使團前往北京，全面介入對清貿易。如1780年北韓派往清朝的慶祝乾隆帝八旬生日的使行團，就有灣商林景贊随行。灣商們又與北韓國内最有實力的大商人松商，即開城（開城别稱“松京”）商人聯系在一起，通過松商們設定在北韓商業要沖的商鋪兼物流集散地的“松房”将進口的清朝商品銷往北韓八道。松商們将人參輸往日本，從日本擷取大量白銀，這些白銀又成為松商購入清朝商品、參與對清貿易的本金。此外，深受清朝市場喜愛的北韓人參與紅參也可以用作北韓方面的交易本金。十八世紀中晚期，灣商與松商的勢力進一步壯大，并與北韓官員勾結起來，擴大對清貿易。如水獺皮本是北韓對清貢品之一，也是在清朝市場頗有人氣的北韓貨物。由于這項貿易的獲利十分豐厚，灣商與松商便勾結權勢之家偷偷在北韓大量收購水獺皮，再買通邊境的官員，将此物違禁賣去清朝，甚至造成北韓官方在籌措貢物上遇到困難。松商又勾結生産高麗紙的僧人，在北韓官方挑選貢紙之前，搶先一步把品質最好的買走，以偷偷賣去清朝，賺取豐厚利潤。
“跟着灣商去中國賺錢”
在對清貿易繁榮的情況下，大量奢侈品源源不斷地流入北韓，加速了北韓内部崇奢風潮的蔓延，标榜“儉樸”的英祖李昑（1724-1776年在位）非常看不慣這樣的風潮，曾批評到：“似聞士夫家，多有貂皮衾不知名之馔。奢侈何至此之甚耶？”李昑在位期間，多次下令“禁奢”，并禁止從清朝購入如“紋緞”等奢侈品。不過社會風潮并沒有因國王的禁令而發生改變，到了十九世紀，這樣的風潮進一步加劇。按北韓燕行使的記載：
餘嘗入燕，見譯員中與群胡貿易，則無一養生日用之具，都是具玉香緞諸般奇貨，而珊瑚一枝，琥珀一塊，價至銀三四十兩，有纓子一件，造以蜜花而呼價銀子八十兩，吸煙一個，斵以真玉，而論價銀二十兩，餘外所買，莫非此類。饑者不得為粟，寒者不可為襦，而萬裡外國，歲歲來貿，以無用害有用，蠹國病民者，是孰使之然哉？紅參四萬斤，畢竟盡歸于此等換買。每見我京鐘街（今首爾市鐘路一帶）上，擺列百貨娛人耳目者，太半自燕都琉璃廠而來者也。
顯然北韓兩班們看不慣這樣的奢侈風潮，并認為對清貿易的繁榮無益于北韓的國計民生。但實際上，北韓從清朝購入的物品不僅僅隻限于奢侈品，書籍也是當時北韓從清朝購入的大宗物品。包括天文曆法知識在内的天主教書籍，以及乾嘉考證學的書籍等流入北韓，給北韓思想界的發展帶來新變化的可能性。同時，對參與貿易的譯官﹑商人等來說，對清貿易給了被排除在科舉仕途之外的他們可以安身立命、積蓄财富的絕好機會。當時北韓的大富豪們往往都是譯官，是以劇中人會說出：“跟着灣商去中國賺錢”的話語，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