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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聰悅：用加征關稅解決美墨邊境移民問題：飲鸩止渴
作者：王聰悅，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澎湃新聞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2019年3月以來，随着美墨邊境非法移民數量再度攀升，美國總統特朗普歸因于墨西哥方面舉措失當、消極怠工，進而于5月底公開宣稱事态若無轉圜則對墨加征關稅勢在必行。即便目前看來兩國選擇回到談判桌，上述威脅暫不執行，但用關稅迫使他國就範的伎倆讓人不禁聯想到幾起相仿情勢，如以土耳其當局拘捕美籍牧師安德魯·布蘭森（Andrew Brunson）為由把關稅套路當做外交手段對土耳其實施制裁；再如特朗普一度公開表達了使用關稅這把“萬能鑰匙”的得心應手之感，甚至揚言将以之帶來的經濟陣痛威逼加拿大、歐盟等盟友“服軟”。
如此看來，本輪用加增關稅強令墨西哥加大邊境管制力度一則尚屬“特式套路”範疇之内，二則将原本複雜微妙的公共政策問題單邊地經貿化，進一步折射出特朗普濫用“關稅大權”的變本加厲。
美墨邊境的一處隔離牆。
建牆、派兵都沒能擋住美墨邊境的移民
自去年以來，為了堵住穿越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特朗普在“美國優先”口号引領下為整修美墨邊境牆“找錢”緻使政府超長停擺且宣布南部邊境進入“國家緊急狀态”；向邊境源源不斷增派現役美軍，并賦予其動武、控場、暫時搜捕拘留等邊防職能；如今又舉起了曾多次使用的關稅“大棒”。
姑且不論把關稅與非法移民問題挂鈎的點子是否可行、能否湊效，至少單從資料來看，特朗普前期推行的各種措施效果不甚明顯。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公布的西南邊境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19年1月），尋求入境的家庭與上年同期相比上漲了280%（今年每月平均31188個家庭，2017年該數字為13210，上漲136%），2018年本就是創紀錄的一年，若照此發展，今年情況隻會比去年更加棘手。
與此同時，被捕的百人以上“大篷車移民”團體數量激增。短短四個月間，西南邊陲的艾爾帕索（El Paso）、奧格蘭德河谷（Rio Grande Valley）、圖森（Tucson）和尤馬（Yuma）等地，“郊狼”（編注：指美國南部邊境組織偷渡者）們先後運送53個非法移民團入境，共計8797人次。僅2019年5月，邊境巡邏人員便遭遇14.4萬餘名非法移民，該數字已連續第三個月超過10萬，且為13年來月度人數之最。無怪乎負責該事務的代理專員約翰•桑德斯（John Sanders）痛心疾首地稱：“目前邊境情勢十萬火急，說美國的邊檢系統乃至移民體系幾近崩潰一點都不誇張。”
可以看到，特朗普任内對非法移民問題的高度重視與超限回應恰恰同美墨邊境的失控局面構成強烈反差，那些嘗試從中美洲“北三角”（薩爾瓦多、洪都拉斯、瓜地馬拉）橫穿邊境進入得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的人們看似與特朗普總統一樣“任性”，他們集體躲藏在毫無通風制冷裝置的卡車車廂、翻越隔離牆、挖掘道地、合法入境後制造假身份非法逾期滞留，為進入美國不惜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
墨西哥學者研究表明，美國邊境高壓執法并未阻擋人們的越境初心，反倒給一些人重返墨西哥拔高了的現實難度和心理障礙，進而極具諷刺性的增加了偷渡者所需承擔的安全風險以及境内非法移民常住人口數量。
關稅是“萬能鑰匙”還是“莫洛托夫雞尾酒”？
本次特朗普借助關稅，威脅把美國承受的邊境、人口、治安、文化沖突壓力轉化為對墨西哥的經濟打擊，短期内不能說毫無刺激作用，但長期來看不單無益于根治非法移民的“心病”，甚至可能是飲鸩止渴、引火燒身的短視之舉，形成該判斷的論據有三：
第一，特朗普對非法移民狀況存在誤解和誤判。無論何時何地，特朗普論及墨西哥非法移民時的思維邏輯倒是比較一緻：非法移民大多從南部邊境進入美國；能夠明目張膽進入的原因在于美國方面邊防設施、人員不足，且墨西哥政府無所作為甚至變相縱容；非法移民多半素質低下，非“毒”即盜，是導緻國内暴力犯罪率和阿片類藥物上瘾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也是國家福利社保體系的“蛀蟲”。但問題在于，若用事實說話，特朗普這三點判斷都顯得有點“想當然”。
首先，非法移民包括“未經核查入境”（俗稱偷渡）和“濫用簽證”（即憑合法簽證入境但逾期不歸）兩種，就美國目前情況而言，特朗普試圖用建牆攔截的前一類型人群隻占非法移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換言之美墨邊境的亂象隻是九牛一毛，僅憑“堵”遠遠無法纾解國内承受的非法移民壓力。
其次，即便存在少數官匪勾結現象，但無論美國還是墨西哥的邊檢部門都談不上屍位素餐，美國方面除策劃擴建有形隔離牆外還設定了配備最先進視訊、探測傳感、偵查技術的1800座檢測塔，借虛拟隔離帶為邊境巡邏隊提供拘捕輔助。墨西哥方面也不是毫無建樹，2010年起美墨雙友善在《美利達倡議》（Mérida Initiative）下共同緻力于應對邊境難題。2015-2018年，墨西哥方面攔截非法移民和尋求避難者總數達到52.4萬，在美國收緊移民政策後，考慮人道主義保護的需要，墨西哥不得不安置更多來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
再次，非法移民與犯罪的關系絕非特朗普認知中那樣理危言聳聽，相反，目前相當多的科研成果證明，籠統地講一地移民數量與犯罪率存在負相關。另一項調查發現，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平均監禁率是移民（合法與非法都包括在内）的兩倍還多。換言之，雖然美墨邊境存在肮髒的蛇頭交易、毒品買賣，多人是以殒命的确不假，但對于近年來犯罪率普遍上升的美國全境而言，這到底是特殊還是普遍現象有待繼續反思。
當然，特朗普還強調非法移民蛀蝕美國的社會福利系統，但很顯然一方面美國法律規定隻有在美國出生的移民才可享受社保福利，其他非法移民一概免談；另一方面非法移民繳稅和繳納社保費的額度遠高于其獲益量。
是以說，特朗普對美國的非法移民基本情況存在認知偏差，而由“我們是誰”引發的美利堅認同危機、決策層不可避免的白人民族主義傾向或是2020選情需要，都可能是他至今無法全面正視該問題并提出有效對策的誘因。
第二，墨西哥非法移民的曆史淵源、利益糾葛與大西洋彼岸的“鏡像”。墨西哥人移民美國的曆史包括三次移民浪潮和兩次大規模遣返，而一直以來在多數墨西哥人心裡，與背井離鄉感不同的是，美墨邊境美國一側的那片土地曾經是自己祖先栖居的樂土（編注：今美國新墨西哥州、加利福尼亞州、得克薩斯州等地是美國在19世紀通過策反和戰争從墨西哥奪取的），也會是自己擺脫生活困境的踏闆，更能成為自己孩子改變命運的通道。2000英裡漫長的邊界線和境内外相差巨大的社會生活水準構成了包括墨西哥籍以及取道墨西哥的其他中美洲國家人口不惜代價入美的緻命誘惑。
另外，在一味指責非法移民和墨西哥方面執法不力的同時，美國人還應反思的是本國市場、企業、人口對非法移民雇工的高度依賴。大多數美國人，無論支援移民權利的進步論者還是為總統建牆背書的保守人士，無論膚色人種、黨派信仰，都一邊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享受着非法移民雇工帶來的價格實惠和優質服務，一邊對他們的求生的本能和求安的渴望指手畫腳。包括特朗普本人，擔任總統之前，作為成功企業家的代表，其俱樂部裡雇傭墨西哥裔非法移民的指摘都不是空穴來風。
2015年資料顯示，非法移民在美國經濟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在農業領域占總勞動力的16%，建築業占12%，第三産業占7%。更重要的是非法移民雇工的“彈性”極大地滿足了不同企業對工種、工時、工地的特别需要，何況他們總是出現在那些工作環境不佳、薪水微薄、工時較長的崗位，以上工作是本地人即便多得報償也拒之千裡的，這種求職互補性和雇傭低成本意味着如若政府不為企業雇主設定雇傭此類外籍勞工的合法管道，一味單純限制非法移民，将給這些行業甚至美國的經繁榮帶來巨大壓力。
與此同時，2011年“阿拉伯之春”在大洋彼岸引發的那場“二戰以來最大”難民潮足以給美國敲響“唇亡齒寒”的警鐘，始于物價飛漲、經濟疲軟、權益受損的群衆街頭運動最初讓西方感受到“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中東北非的喜悅，但接下來不計其數的難民從東、中、西線橫渡地中海北上，至今仍令歐洲國家焦頭爛額。
以上種種都從某個側面論證了一點，曆史慣性和經濟拉力助推下，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不是要挾墨西哥政府就能妥善解決的，而一旦人為破壞了墨西哥政治、經濟生态本就脆弱的平衡，對美國而言後果不堪設想。
第三，把關稅作為政治化武器的反噬風險。特朗普使用關稅“密鑰”門檻之低令人震驚，而其可能形成的反噬作用則不得不讓人憂心。
首先，無論施加懲罰性關稅有否落地，都已然對美國的國際聲譽和市場信心形成了不小的沖擊，紐約股市三大股指聞訊下跌足以說明問題。其次，加征關稅或将對墨西哥經濟造成嚴重損害，畢竟墨西哥GDP的三分之一、超過80%的出口、47%的進口與美國有關，是以對美國貿易敵對行動的敏感性、脆弱性均較高。曆史告訴我們，墨西哥經濟景氣是從西南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減少的必要條件，換言之，一旦特朗普的關稅大棒傷及墨西哥經濟，那麼任何有關加強邊境管控、抑制中美洲移民潮的手段都是空談，到那時，美國難免不成為第二個歐盟。再次，對墨加征的關稅事實上同樣作用于美國的生産者和消費者，諸如美國的汽車、豬肉等行業首當其沖，全美制造商協會主席傑伊•迪蒙斯（Jay Timmons）把特朗普這種做法稱為“莫洛托夫雞尾酒” （Molotov cocktail，一種汽油彈的别稱）式政策，對其玩火自焚的指摘溢于言表。
總而言之，欲妥善解決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問題，第一步要做的不是找“替罪羊”、不是内讧、更不是建牆，而應該發現和承認那些蓄積以久的問題。第二步，無論特朗普政府是否願意，確定墨西哥的穩定和發展，增進邊防領域的雙邊合作都很有必要。第三步，特朗普是時候意識到一點，關稅不是萬能鑰匙，縱使鎖得住邊境，卻打不開橫亘在美國與墨西哥群眾之間的心牆，縱使一時要價成功，但後期需要償付的代價也可能是相當慘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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