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輯佚書與"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便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成為編纂《四庫全書》的直接原因。
《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第一步是征集圖書。征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結束，曆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500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內建》一部;進書100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征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征集圖書12237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整理圖書
《四庫全書》的底本有六個來源:
内府本，即政府藏書，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處藏書;
贊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時奉旨編纂的書，包括帝王的著作;
各省采進本，即各省督撫征集來的圖書;
私人進獻本，即各省藏書家自動或奉旨進呈的書;
通行本，即采自社會上流行的書;
《永樂大典》本，即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
四庫館臣對以上各書提出應抄、應刻、應存的具體意見。應抄之書是認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庫全書》。應刻之書是認為最好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抄入《四庫全書》，而且還應另行刻印，以廣流傳。應存之書是認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庫全書》，而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僅存其名，列入存目。
對于應抄、應刻的著作，要比較同書異本的差異，選擇較好的本子作為底本。一種圖書一旦定為四庫底本，還要進行一系列加工，飛簽、眉批就是加工的産物。飛簽也叫夾簽，是分校官改正錯字、書寫初審意見的紙條。這種紙條往往貼于卷内，送呈纂修官複審。纂修官認可者，可用朱筆徑改原文，否則不作改動。然後送呈總纂官三審，總纂官經過分析之後，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複審意見，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審意見。三審之後，送呈禦覽。
抄寫底本
抄寫人員初由保舉而來，後來，發現這種方法有行賄、受賄等弊病，又改為考查的辦法，具體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寫人員時，先出告示，應征者報名後，令當場寫字數行，品其字迹端正與否，擇優錄取。考查法雖比保舉法優越，但也有不便之處，是以最後又改為從鄉試落第生徒中挑選，擇其試卷字迹勻淨者予以錄用。
這樣，先後選拔了3826人擔任抄寫工作，保證了抄寫《四庫全書》的需要。為了保證進度，還規定了抄寫定額: 每人每天抄寫1000字，每年抄寫33萬字，5年限抄180萬字。五年期滿，抄寫200萬字者，列為一等;抄寫165萬字者，列為二等。按照等級，分别授予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四項官職。發現字型不工整者，記過一次，罰多寫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賞罰分明，是以《四庫全書》的抄寫工作進展順利，每天都有600人從事抄寫工作，至少可抄60餘萬字。
校訂過程
校訂過程是最後一道關鍵性工序。為了保證校訂工作的順利進行，四庫全書館制定了《功過處分條例》，其中規定:所錯之字如系原本訛誤者，免其記過;如原本無訛，确系謄錄緻誤者，每錯一字記過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錯誤，簽請改正者，每一處記功一次。各冊之後，一律開列校訂人員銜名，以明其責。一書經分校，複校兩關之後，再經總裁抽閱，最後裝潢進呈。分校、複校、總裁等各司其職，對于保證《四庫全書》的品質确實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為了存放《四庫全書》效仿著名的藏書樓"天一閣"的建築建造了南北七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終于抄寫完畢并裝潢進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貯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北四閣"。從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貯江南文宗閣，文彙閣和文瀾閣珍藏，這就是所謂"南三閣"。每部《四庫全書》裝訂為36300冊，6752函。七閣之書都钤有玺印，如文淵閣藏本冊首钤"文淵閣寶"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禦覽之寶"朱文方印。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還編了《四庫全書荟要》、《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考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等。這幾種書可以看作編纂《四庫全書》的副産品。《四庫全書荟要》是《四庫全書》的精華，收書473種、19931卷。開本大小和裝幀形式與《四庫全書》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兩部:一部放在宮中禦花園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圓明園東牆外長春園内的味腴書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是《四庫全書》收錄書和存目書的總目錄。該目錄前有"凡例"，經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總序，大類之前又有小序，每書之下都有著者介紹、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證文字。由于這些考證文字出于紀昀、戴震、姚鼐、邵晉涵等著名學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它不列存目書，隻列《四庫全書》收錄的圖書，每種書的提要也寫得比較簡單。《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是四庫館臣對應抄、應刻各書校勘字句的記錄彙編，該書對于校訂古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庫全書》中138種"應刻"之書。該叢書在刻印4種之後，主持人金簡通過比較，認為木活字花錢少，實用價值高，改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簡把木活字印刷過程寫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并收入《四庫全書》，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獻，已被譯成德文、英文等流傳世界。
流傳情況：
從《四庫全書》修成至今已有200餘年。七部之中，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彙閣本已蕩然無存，隻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傳世至今。文淵閣本今藏台灣省，文津閣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今藏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在戰火中多所殘阙，後來遞經補抄，基本補齊，今藏浙江省圖書館。
《四庫全書》(1773年)可以稱為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內建之作。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它的源頭和血脈，幾乎所有關于中國的新興學科都能從這裡找到它生存發展的泥土和營養。從那時開始，作為國家正統、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為中國乃至東方讀書人安身立命夢寐以求的圭臬和後代王朝維系統治宏揚大業的"傳國之寶"。《四庫全書》共收書3460多種、79000多卷、36000多冊，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經部"分為"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國小"等10類;"史部"分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别史、雜史、诏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15類;"子部"分為"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14類;"集部"分為"楚辭、别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05類。總共44類。為了儲存這批精典文獻，由皇帝"禦批監制"，從全國征集3800多文人學士，集中在京城，曆時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書七部，連同底本，共八部。建閣深藏，世人難得一見。雖然由數千人抄寫，但字型風格端莊規範，筆筆不苟，如出一人。是以，無論從内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難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賞價值。後幾經戰亂，損毀過半，更使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為舉世罕見的無價之寶。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始編修，以紀曉岚、陸錫熊、孫士毅為總纂官，陸費墀為總校官，下設纂修官、分校官及監造官等400餘人。名人學士，如戴震(漢學大師)，邵晉涵(史學大師)及姚鼐、朱筠等亦參與進來。同時，征募了抄寫人員近4000人，鴻才碩學荟萃一堂，藝林翰海，盛況空前，曆時10載。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編纂初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資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體展現。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四庫全書》館設立不久，總裁們考慮到這部書囊括古今，數量必将繁多，便提出分色裝潢經、史、子、集書衣的建議。書成後它們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裝潢，即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檢閱。因《四庫全書總目》卷帙繁多，翻閱不易，乾隆帝谕令編一部隻記載書名、卷數、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的目錄性圖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依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逐一登載。有需要特别加以說明的問題，則略記數語。此書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告竣，共20卷。它實際上是《四庫全書總目》的簡編本。中國古典文化典籍的分類，始于西漢劉向的《别錄》。到了西晉荀勖，創立了四部分類法，即經、史、子、集四大部門。隋唐以後的皇家圖書館及秘書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圖書之所，都是按照經、史、子、集分四庫貯藏圖書的，名為"四庫書"。清乾隆開"四庫全書館"，使成編時，名為《四庫全書》。因為有了《四庫全書》的編纂，清乾隆以前的很多重要典籍才得以較完整地存世。《四庫全書》謄繕七部，分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淵閣、盛京(今沈陽)宮内的文溯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此為北四閣，又稱為内廷四閣，僅供皇室閱覽。另三部藏于揚州的文彙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即浙江三閣，又稱南三閣，南三閣允許文人入閣閱覽。中國近代，由于戰亂不斷，七部《四庫全書》中完整儲存下來的僅存三部。文彙閣、文宗閣藏本毀于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文源閣藏本被英法聯軍焚毀;文瀾閣所藏亦多散失，後經補抄基本得全，然已非原書。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前往台灣，将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一些珍貴藏品運往台灣時，将《四庫全書》中最為珍貴的藏本文淵閣《四庫全書》帶到台灣，文淵閣《四庫全書》現存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内。
修書史
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清朝統治者不利的書籍總數，據統計為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8萬餘塊。除了焚毀書籍，清廷還系統的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祯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
《四庫全書》的編修可以說是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删改。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毀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初下诏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維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拟毀，……隆慶以後，至于晚明，将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明清之際，黃道周、張煌言、袁繼鹹、錢肅樂、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後來稍稍放寬，有些人的著作，隻要"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毀"。但對錢謙益、呂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錫侯、尹嘉铨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嚴厲。乾隆時被銷毀的書籍"将近三千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幾與四庫現收書相埒"。再如宋代《契丹官儀》記載遼朝見聞:"胡人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胡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胡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四庫本則篡改為:"契丹之官，領番中職事者皆異服，謂之契丹官。樞密、宰臣則曰北樞密、北宰相。領燕中職事者，雖國人亦漢服，謂之漢官。執政者則曰南宰相、南樞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戊戌變法時支援新法的陝西進士李嶽瑞，在其筆記《悔逸齋筆乘》中提到乾隆禦制、四庫館臣校訂的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曩讀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惟《史》、《漢》、《國志》校勘無愧精審，《晉書》以次，則訛字不可枚舉。"
在費正清的名著《美國與中國》中，他鮮明地指出了清朝統治者編纂《四庫全書》的真實用意:"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正如L.C.古德裡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善本:是指那些具有曆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或在其中某一方面有特殊價值的書本。一般來說，刊刻年代較早或經過精心校勘而錯誤較少的版本可稱為善本。
孤本:某書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間隻有一份流傳的為孤本。
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閣，不準許外人見閱的版本為秘本。
禁毀本:前代或當世之因遭禁被毀，僥幸私存下來的版本為禁毀本。在古代，儲存這種禁毀本十分危險，一旦被當局發現，必遭大禍，因而其流傳極其艱難。彌足珍貴。
繡像本:書中間有插圖的版本為繡像本。這類繡像本書因其生動的表現形式而倍受歡迎，但因繪刻工藝複雜，價格昂貴而成品較少，因而現存的十分珍貴。
石印本:精選堅硬寬大而表面平滑的石頭經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藥墨将文字寫在特制藥紙上，将藥紙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後滾刷油墨印成的書為石印本。
手抄本:根據底本抄寫而成的書本。其中有一種影抄本，是把透明紙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型、行款照樣摹寫的書本。
殘本:在流傳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如運輸、轉賣、轉抄、争執等)而殘缺不全的書本為殘本。
補本:對前代前人的著作有所增補，加以已意而寫成的書。
續書:對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做繼續的描寫，以延續原著的意思為主旨。
保留本:因為某種私人目的而專門保留起來的書，一般是傳家世代收藏保留，視為至寶。
經部: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義類、四書類、樂類、國小類。
史部:正史類、編年類、記事本末類、别史類、雜史類、诏令奏議類、傳記類、史鈔類、載記類、時令類、地理類、職官類、政書類、目錄類、史評類。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有楸木書盒6144個，内裝書籍36304冊。将書籍用木夾闆上下夾住後，用絲帶纏繞後放在書盒中。開啟盒蓋後，拉動絲帶就可以友善地取出書籍。書盒蓋刻上該部書籍的書名和所屬部類順序，清晰明了，便于查閱。
文宗閣版
文宗閣位于鎮江金山寺。文彙閣一名禦書樓，位于揚州天甯寺西園大觀堂。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甯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內建》，奏請在行宮内仿天一閣規模建造藏書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鎮江藏書閣建成，乾隆賜名文宗閣。次年揚州藏書閣建成，賜名文彙閣。兩閣各入藏《古今圖書內建》一部，閣中尚多空餘書閣，後各收貯《四庫全書》。道光二年(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争中，文宗閣本《四庫全書》遭英軍破壞。太平天國勢力發展到江浙時，鎮江、揚州被太平軍攻克，文宗閣、文彙閣及其所貯《四庫全書》一同化為灰燼。
文瀾閣版
杭州聖因寺行宮原有《古今圖書內建》藏書堂一處，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在堂後改建文瀾閣，次年年底完工。鹹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第二次攻下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大量散佚。杭州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殘餘，得到8140冊，僅及原書四分之一。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軍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從民間收購。光緒六年(1880)在舊閣原址上重建文瀾閣。丁氏兄弟将書送還，并陸續抄補。民國後，歸浙江省圖書館庋藏。1914年、1923年，兩次組織人力就丁氏兄弟鈔補未全者予以補鈔。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始漸複其原。抗戰時曾運至青木關，勝利後運回浙江，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文津閣版
在熱河行宮(今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莊。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開始修建文津閣，次年修建完畢。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1784年)，《四庫全書》入藏。1913年，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由國民政府運歸北京，藏于文華殿古物陳列所。1915年，撥交新成立的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成為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每冊卷首有"文津閣寶"，末頁有"避暑山莊"、"太上皇帝之寶"小篆朱文方玺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慶初年，後再補入，故裡面僅有"嘉慶禦覽之寶"一方。全書與通行印本《四庫全書目錄》微有不同，蓋以抄寫較晚，有修訂改易之處。
文源閣版
在圓明園内。園中"水木明瑟"之北稍西為文源閣，上下各六楹，閣西為"柳浪聞莺"。文源閣的匾額及閣内汲古觀瀾匾額都是乾隆皇帝禦書。文源閣前為玲珑峰，上面刊有乾隆禦制《文源閣詩》閣東的亭内有石碑，上刊禦制《文源閣記》。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抄畢入藏。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大肆焚掠圓明園，文源閣本《四庫全書》化為灰燼。如今文源閣遺址已不可尋。刻《文源閣記》石碑尚存世間。
文溯閣版
在遼甯沈陽故宮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二部《四庫全書》抄寫完畢，送藏文溯閣。民國時期，文溯閣《四庫全書》輾轉流徙，幾經危殆。1914年運京，存于保和殿。1925年，奉天教育人士拟辦圖書館，呈請北京國民政府當局索回此書。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文溯閣本《四庫全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謂"國立圖書館"的名義代為封存。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文溯閣本《四庫全書》才又回到人民手中。文化大革命期間，因戰備需要，中央下令将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從沈陽調出，運至甘肅存放至今。
文淵閣版
文淵閣位于紫禁城内的主敬殿後(主敬殿為文華殿後殿)，建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年)，第一部《四庫全書》繕寫告成，入藏閣内。民國時期，由故宮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寇侵略熱河，北平地區形勢十分危急。故宮博物院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連同所藏其他曆代文物裝箱南遷，運至上海。抗日戰争全面爆發，又輾轉數千裡運抵蜀中。抗戰勝利之後複運抵南京。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退時，運往台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現存于國家圖書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成書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原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國家圖書館後，一直受到人們的特别關注，與敦煌遺書、《趙城金藏》和《永樂大典》并稱為國家圖書館善本四大專藏。
文津閣《四庫全書》共36304冊，分裝6144個書函，陳列擺放在128個書架上。它是七部《四庫全書》中儲存最為完整，并且至今仍是原架、原涵、原書一體、乾隆禦筆"題舊五代史八韻"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側闆上。書函中央闆、絲帶、銅環一依當年。翻開書冊，即見"文津閣寶"朱印、"紀昀複勘"黃箋、雪白的開化紙和端正的館閣體楷書，令人歎為觀止。
文津閣《四庫全書》具有獨特的曆史文獻價值:
第一，從七部《四庫全書》的成書時間來看，文津閣是北方四閣中最後完成的一部，距第一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成書已有三年之久，對已發現的訛誤、遺漏當有所補正。
第二，文津閣本是檔案明确記載曾經乾隆親校，并由紀昀親自三校的抄本，幾乎每冊均有校核記錄，其編校品質優于包括文淵閣本在内的其他諸本。
第三，就僅存的三部半《四庫全書》看，文津閣本儲存最為完整，其他三閣本均分别據文津閣本加以補抄。經學者核對錄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與文津閣本在篇卷、文字、《永樂大典》輯佚本、序跋、附錄、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異。文津閣《四庫全書》所儲存下來的一些文獻資料已是海内孤篇。
社會評價
《四庫全書》之是以編纂成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第一，安定的社會環境。修書期間，正值清王朝如日中天之時，天下無事，沒有戰争的幹擾。四庫館臣坐在書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沒有後顧之憂。第二，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四庫全書》從醞釀到修成，乾隆始終參預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劃。從征書、選擇底本，到抄書、校書，乾隆都一一過問，親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資金來源。《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所需經費難以數計，清廷一概包攬下來。第四，嚴密的組織系統。四庫全書館的最高職務是總裁和副總裁，多由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内一切事務，下設纂修處，繕書處和監造處。纂修處負責校理勘定全部書籍，并兼任繕書處繕寫書籍的分校工作;繕書處負責全書的繕寫及校勘事宜;監造處負責武英殿刊刻、印刷、裝訂、整理書籍事宜。四庫館臣總計360人，因故革職、身死除名、調用它任者，不在此數。第五，破格錄用人材。四庫全書館堪稱人才之寶庫，集中了大量優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錄用的，如邵晉涵、餘集、周永年、戴震、楊昌霖等人，入館前不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楊昌霖等連進士都不是，僅是舉人。人才雲集，為編纂《四庫全書》創造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正面評價
雖然《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過錯，但是在某些方面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彙刻叢書等方面給後人留下許多有益的啟示:在輯佚方面，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并收入《四庫全書》者共有385種，為後代的輯佚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在校勘方面，為後代的校勘工作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在目錄學方面，《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方法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彙刻叢書方面，清人以《四庫全書》為榜樣，掀起了編刻叢書的熱潮。近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也有出版。
國學大師季羨林:嘉惠學林，功在千秋。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編修的我國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503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分裝36000餘冊，約10億字。相當于同時期法國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國重要典籍，許多都收載其中。由于編纂人員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因而代表了當時學術的最高水準。乾隆編修此書的初衷雖是"寓禁于征"，但客觀上整理、儲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确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
哲學家張岱年:傳世藏書，華夏國寶。
華中師大羅家祥:《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傑作，一直被學界譽為東方文化的金字塔。
費正清: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還有就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裡奇所論證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史學家龔書铎: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纂，為華夏文明的延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後人保留了許許多多珍貴的書籍和資料。
筆者：曉嗣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