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昺（小名：王文亮）正德十一年（1516）年字承晦，号杏裡先生

王昺（小名：王文亮）正德十一年（1516）年丙子科舉人，具體見史料

王昺之子，王國生（小名：王國柏）嘉靖七年（1528）年戊子科舉人

王昺,字承晦,号杏裡先生,黃河鎮王家寨人,系相公莊外遷望族王氏之後。“王氏世居邑東南十五裡相公莊。有明以來,科甲累累……族姓繁衍,為一村之冠”(《章丘縣鄉土志·氏族》)。又據道光十三年《章丘縣志》及嘉慶四年(1799)修《王氏家譜》載:王氏祖居登州萊陽,後遷至河北冀縣,後為避金兵遷至章丘。曆金、元、明三世,至明時已為一邑巨族,顯達者累累相望。王昺,于嘉靖二年癸未(1523年)與“嘉靖八才子”之一的李開先一起中進士,初授太常博士,累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宦足踏遍大江南北,仕績卓著,德行炳耀。身後登雲南名宦祠,入本邑先賢祠,其德業品望,縣志中有詳細記載。李開先在《閑居集》中有《王昺傳》記其仕績,還抱病為王昺作墓志銘。明朝嘉靖年間監察禦史蔡叆在《洨濱蔡先生文集》中有《憶章丘四友[王杏裡、李脈泉、謝少溪、李中麓]》:“杏裡林花映脈泉,少溪中麓迥風煙。論心樽酒知何日,一度看雲一怅然。”王昺一生大部分時間負監察重任,秉公執法,勤于職守,仁而愛民,剛正不阿,不畏權貴,是以常取怨于人。李開先深慕其為人,喻之為“操比冰清”。這是李開先對這位同鄉同仕的鄉人最高之評價。

曾出積蓄補邊饷虧空

王昺任官守法奉公,廉潔勤政。巡按河東(今山西境内)鹽課時,積蓄餘銀十餘萬兩,補還了過去的邊饷虧空。邊鎮饷銀還有餘者,亦預先解到以防日後之不足。巡按真定(河北保定)時有李姓子,其繼母将其父封于室内焚死,誣其子,系獄中十餘年未能辨清。昺至細析案情,真相大白,為之平反。似這樣負屈含冤王昺救活的有100多人。

明中期少數民族與漢族人錯落雜居,王昺巡撫西甯時,卻安樂和諧,邊境安甯。在陝西時,他一反舊規,裁抑京中太監采辦皇室物品銀20餘萬兩,防止侵陷,是以得罪了織造太監(明朝直接以内官監督官局織造,稱織造太監)劉清。被削官逮捕入京,幸虧劉清不久因罪被斬,王昺因而獲釋,轉而任嘉湖道巡撫。在湖廣麻陽,有兵痞劫掠當地男女老幼400餘名,藏匿于舟中,後因怕王昺搜查,遂悉數放還。王昺一一問清遭劫男女之鄉貫,供給食物川資使他們傳回原籍。

曾力主堅決抗擊倭寇

日本古稱倭奴國,故中國古代史籍通稱日本海寇為倭寇。王昺因太監劉清案,轉任嘉湖道巡撫,“降浙不挫其志,分守嘉湖道巡。”王昺至嘉興,見其久無城郭,慮有寇患,力排衆議修築城郭。工程剛告竣工,倭寇即至,因城高池深,一地皆安如泰山,當地百姓始深服其深謀遠慮。李開先在其《墓志銘》曾有記載:“工完未幾,而倭奴猖獗,士民安堵,衆始服其先見矣。”

王昺在福建,還修葺了著名的泉州萬安橋。後來王昺設計謀俘獲海寇百人,“巡按欲盡釋之,公執不可縱之,是召亂也,巡按不聽乃今倭害一如其所料”(李開先撰《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王公昺合葬墓志銘》)。

明代中後期,倭寇愈縱愈烈,幾成猖獗之勢,明政府廢除總督備倭都司以後,先後在東南沿海添設巡撫、總督、總兵官、參将、兵備副使等官防海禦倭,對倭寇派重兵抗擊之,力扼倭寇之巢穴,“必以全(勝)争天下”,現在看來,當時王昺是有遠見和深謀遠慮的。

巡撫雲南時,溪澗洞蠻人劫掠猖獗,王昺先聲言大舉剿滅,然後派人以溫言撫慰,山中蠻人于是舉部投降。另外,王昺還注重興修水利,主持開挖治理盤龍江(昆明著名河流),土田多得灌溉之利,百姓房屋廬舍也免除了被水淹沒之禍,滇人多感念,愛之如父母,皆贊其美政,譽之為“銅柱”。

留有珍貴畫像,其墓志銘尚存

至今,王氏後人家中仍珍藏有王昺遺物若幹。一為王昺祠堂木制黑底金字匾額一塊,上刻“中丞祠”三字。一為王昺與其夫人之彩色全身畫像各一幅。王昺頭戴烏紗,身穿紅袍,袍上繡獬鷹；夫人頭戴鳳冠,着紅袍,袍上繡百鳥朝鳳。二人面容慈祥,栩栩如生。另外還有一幅詩軸,當是王昺離開雲南時友人贈作,時間是嘉靖丁巳(1557)五月十五日。軸上書:“中丞杏裡王老先生巡撫滇南,故人重遠别,落日江流長。黃鶴青山暮,紫嶽紅雨香。千峰通節鉞,萬裡肅風霜。回首滇池月,相思好寄将。”落款是“嘉靖丁巳歲五月望日,尊恩書院拜。”此兩畫像及詩軸,是極其珍貴的文物史料。

王昺墓在章丘黃河鎮王家寨村南,舊時墓前有碑,正面書“明故工部侍郎雲南巡撫王公諱昺,字承晦,号杏裡之墓”,背面刻墓志銘,備叙立碑緣起及經過,曰:“吾王氏,自棗強縣遷居濟陽,後自濟陽縣遷于章丘縣西北鄉王家寨。至十世祖杏李公,由嘉靖癸未進士曆官工部侍郎、雲南巡撫,家聲于此丕振,迄今三百餘年,墓前未有碑碣。嘉慶二十三年春,餘同族珮璜等,查出杏李公所施地十五畝,覓人耕種,俾作禁田,後為墓前立碑,以垂永久。”從銘文中看,墓前碑碣立于嘉慶二十三年,即公元1818年。到“光緒十九年又被黃水湮沒蕩然無存”,直至宣統二年,族人“延坤祖等開始整理支茔祭田租以備儲蓄為重行建築”,民國十二年,中丞祠得以重建,并刊立此碑以茲紀念。今中丞祠在文革中被毀,僅餘此碑遺于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