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善達：增值稅一招改革可為企業減輕萬億負擔

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我國明年的宏觀政策定下基調。會議内容關于财政政策的表述中，有幾句話引人關注，稱“财政政策要在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配置設定上主動作為”。

如何了解“主動作為”？怎樣作為？12月20日，北大國發院主辦的第五屆國家發展論壇在京召開，聯辦财經研究院院長、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解讀稱，目前中國的企業稅務負擔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重，企業稅制對高科技重資産企業發展不利，需進一步降低中國企業稅制的稅賦水準，激發企業活力。

許善達介紹，目前中國存在萬億量級的政府留抵稅款，相當于政府欠企業的債務，若能通過改革将這部分資金釋放，将對企業特别是高科技重資産企業發展非常有利。

中國企業稅務負擔較歐美等發達國家偏重

去年，許善達帶領的研究團隊接受了國務院研究室提出的降稅降費課題。團隊對比中國與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的稅制，發現中國的企業稅制競争力較歐美等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中國的企業稅務負擔仍然偏重。團隊建議，進一步降低中國企業稅制的稅賦水準。

許善達表示，中國的增值稅政策學習自歐洲，但兩者有一項政策有所不同。歐洲規定，若企業當月銷項大于進項即征稅，銷項小于進項即退稅；而中國采取的辦法是，企業當月銷項大于進項即征稅，但銷項若小于進項則不退稅，記在賬上，待此後有了銷項再進行對沖。

“跟歐洲相比，我們的政策相當于企業給政府的預繳稅款，或者相當于政府欠企業的債務。”許善達打比方稱。

他表示，這個問題在過去影響不大，但現在有兩個情況使該問題的影響越來越嚴重。一是“營改增”後，除了機器裝置，基建工程也被納入增值稅範圍，是以存在購進的稅款。二是目前國家鼓勵高科技重資産企業發展，而這種企業所需的投資規模比一般企業大得多，投資周期和生産周期也更久，該類型企業的負擔是以更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王敏也表示，增值稅對企業資産增值部分征收，增值部分通常展現為資本和勞動力。而高科技企業恰恰是資本投入以及人力投入最高的企業，是以“營改增”會給高科技企業帶來不利的競争。

“目前增值稅對一般制造業的支援力度是可以的，但是對高科技重資産企業相對差距還是比較大的。”許善達認為，若要進一步鼓勵高科技重資産企業發展，我國的企業稅制競争力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财政政策要在促進科技創新等方面主動作為。企業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主體，如果企業負擔太重的話，中國經濟高品質發展就會産生一定的阻力。”許善達稱。

他透露，目前政府留抵稅款的數量可達萬億量級，如果這部分錢沒有成為預繳稅款的話，全國可以減少萬億數量級的企業“借款”，進而企業的資産負債率就可以下降，上市公司的财務報表就會好于現在，它們的股價就有可能上升。同時由于減少了利息和融資成本，對企業發展，特别是高科技重資産企業發展非常有利。

如何平衡減稅降費與地方政府财政壓力？

近年來我國推行的減稅降費政策，為企業減輕負擔的同時，也給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帶來不小壓力。若企業稅制執行上述改革，如何平衡為企業松綁與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

許善達建議，對于政府預收的萬億數量級留抵稅款，可以采取發放特别債務的方式，一次性還清，以後有銷項再收繳。“并不是說把稅收減了就少了這筆錢了，而是推遲收繳的時間。”

許善達還認為，我國的宏觀稅賦不能簡單地與外國的名額對比，簡單地比較兩者的數字是不科學的。他認為，主要有四種因素決定了宏觀稅賦标準，一是國家安全，戰争與和平時期的标準會有所差别；二是上文所述的企業競争力；三是民生因素，目前我國的社保水準比較低，若想填補民生的缺口，必須要保證财政收入；四是社會管理水準，例如稅務局征稅的征收率提高後，稅賦就可以下降。

“這邊要降低企業負擔，提高企業稅制的競争力；那邊又要提高居民福利，保障居民收入增長，如何平衡？我覺得核心的一條，要動用國民财富的存量。”許善達介紹，目前國務院已經作為決定，把10%的國有資本劃歸社保。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将來社保制度的完善、提高，主要靠國民财富的存量，而不是靠從一般預算撥款來維持。”許善達認為，單靠一般預算支撐社保制度，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先動用10%的國有資本，我相信将來在全國社保制度改革以後，如果不夠的話，10%的比率還可以增加。”

許善達總結道，以國民财富的存量為主解決以社保為代表的民生福利問題，和以減稅降費來增加企業的競争力。這兩點相結合，是“十四五”期間乃至更長時期内，我國在财稅問題上應有的綜合性考慮。

南都記者林方舟 發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