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美國駐墨西哥大使杜威·特馬洛的24歲女兒安妮·馬洛生下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取名為小查理，他的父親是美國家喻戶曉的的飛行家，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于美國陸軍航空隊并從美國不間斷飛行33小時到達法國巴黎的首位英雄查爾斯·奧古斯都·德林伯格。
由于兩人在美國都十分有名，是以無數記者将聚光燈對準了這家人，林德伯格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護全家人的隐私。
安妮
林德伯格
在這種情況下，記者整日蹲守在林德伯格家，希望拍到他們的照片登上頭條首位，受此影響，林德伯格隻能在紐澤西紹爾蘭德山中買下一片林地建造莊園，以此阻擋記者們的窺視。
1932年2月底，林德伯格像往常一樣帶着安妮和20個月大的小查理來到農場度周末。剛來農場時，小查理身體不适，突發感冒，安妮不得不讓小查理在莊園養病。
3月1日，安妮被小查理傳染，也患上了感冒，她隻能打電話讓城中家裡的保姆貝蒂過來幫忙。
當天晚上7點多，安妮和貝蒂給小查理洗了澡換完尿布，給小查理穿上一件灰色睡衣，把他放到了嬰兒床中。安妮在關窗時發現在窗戶東南角的門窗框上出現了變形的情況，怎麼也關不上，于是她隻能給窗戶留了個縫，然後離開了房間，留下貝蒂哄小查理睡覺。
不久後，安妮聽到了汽車輪胎壓過鵝卵石發出的聲音，他以為林德伯格回來了，趕緊去窗外張望，可是她既沒有看到丈夫的身影，家中的狗也沒有叫，安妮以為自己出現了幻聽，回到了座位。
又過了一刻鐘，林德伯格回來了，他并沒有上樓去看小查理，而是和安妮一起吃了晚飯，随後兩人到起房間休息。
晚上9點，林德伯格隐約聽見“吱嘎”一聲，似乎有箱子被撬開了，聲音是從房子前端傳來的，當時他并沒有在意，上樓洗了個澡，然後傳回樓下的圖書館工作。
安妮洗完澡後則躺在了床上休息。可就在此時，貝蒂突然跑來詢問安妮“太太，請問孩子在你那兒嗎？”
安妮聽到這句話，腦袋嗡地一聲，說“沒有啊”。
當安妮看到貝蒂慌張的神情時，她立刻沖向了嬰兒房。此時嬰兒床上空無一人，安妮找遍房間所有角落都沒有找到小查理，于是她趕緊去找林德伯格，林德伯格說“我也沒有見到孩子”。
随後，林德伯格和安妮一同來到了嬰兒房。他們又反複尋找了多遍，依然沒有發現小查理，此時林德伯格發現在窗戶下面的暖氣片上放着一個白色的信封。
林德伯格對妻子說“先不要動，孩子很可能遭到綁架了”。安妮聽到這句話差點崩潰。
晚上22：40，警察趕到了案發現場，他們在嬰兒房窗戶下面的草坪上發現了一串的腳印，上面有紡織品的紋路，預示着綁匪曾在腳上包裹了襪子或布袋類的紡織制品，這串腳印一直延伸到房子西南的20多米處，那裡有一個木梯，分成了三節折疊在一起，每節大約2米，總共6米長。
梯子做工很粗糙，最上面的一段扶手已經裂開，在梯子旁的草叢中還發現了一把3/4英尺的鑿子。
警方立刻通知巡邏的交警，嚴查附近車輛，看是否有孩子的下落，重重路障被架起，特拉華州和康涅狄格州的警方也接到了通知，警察們快速行動起來，可結果卻大失所望，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嬰兒的蹤迹。
與此同時，警察把小查理的房間搜了個底兒朝天，可是卻連一枚指紋都沒有提取到，甚至連母親安妮和保姆貝蒂的指紋都少之又少，似乎有人故意進行了擦拭。
此時，在警方的注視下，林德伯格和安妮拆開了暖氣片上的那封白色信封，裡面有一張藍色墨水寫的信，寫到“親愛的先生，請準備好5萬美金，其中25,000用20美元一張的鈔票，15,000用10美元一張的鈔票，1萬用5美元一張的鈔票，大約2~4天後，我們會告訴你到哪裡去放錢，我們警告你，不要将事情公開或通知警方，孩子會有很好的照顧，未來的所有信件都将使用右邊的簽名和三個孔作為标記。”
這封信中的單詞拼寫發生了好幾處錯誤，在信的右下角畫着兩個交疊在一起的藍色圓圈，交叉部分被塗成了紅色，上面有三個孔洞，信上沒有任何的指紋。
林德伯格在城裡家中有29位傭人，可在此過周末的人卻隻有林德伯格夫婦和保姆貝蒂，貝蒂來自于英國，她說“在案發時，我曾經看到一男一女駕駛着一輛藍色轎車，對着嬰兒房拍照，當時我還感到有點奇怪”。
随後，警方又得到了一條線索：在午夜時分的特倫頓火車站，從業人員曾看到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士抱着孩子站在月台上，等待一輛開往紐約的火車，三個人看上去都十分地緊張，但是他們并不知道孩子是否就是小查理。
由于案發時美國經濟處于大蕭條時期，是以綁架案層出不窮，誰名聲越大，綁架的難度就越高，同樣，風險越大，收益也越大。
林德伯格懷疑這是一起有預謀、有組織的專業團夥進行的綁架。因為害怕孩子遭受到綁匪的撕票，林德伯格并不想警方介入到這起綁架案裡，他想要單獨和綁匪進行交易，傳遞給綁匪贖金以此換取小查理的安全。
但警方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覺得破案是他們的職責，尤其林德伯格是美國英雄式的飛行家，偵破此案有助于警察形象的提升，由此林德伯格和警察各忙各的，互相較勁。
從信件的拼寫錯誤來看，綁匪文化水準不高，很可能英語并不是其母語，而綁匪清楚的知道嬰兒房的位置，還特意制作了木梯，顯然是有備而來，可奇怪的是家中的狗沒叫，孩子沒哭，嬰兒房連個指紋都沒有，那綁匪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将小查理帶走的呢？
而且綁匪為何會選擇在晚上8點動手？此時林德伯格一家都沒有睡去，如果要綁架，不是應該等全家都睡着再動手比較好嗎？
林德伯格平時隻在農場過周末，可這次由于孩子感冒，林德伯格一家有史以來第1次待到了星期二，結果就遇到了綁架，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警察于是懷疑其中有内應。綁匪在這個時間點動手，很可能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比如保姆可以安撫家中的狗，把孩子從視窗遞出去，還可以幫助劫匪清除痕迹。
貝蒂
不過，保姆如果是幫兇，劫匪為何還要帶着鑿子呢？鑿子就是為了撬窗戶用的，帶着鑿子更像是入戶作案，如果劫匪有兩人，一人敲開窗戶抱走孩子，一人留在現場清除痕迹，似乎也能說得通。
由于現場沒有留下什麼線索，警方也很無奈。作為公衆人物，林德伯格孩子遭綁架一事很快被媒體得知，綁架案消息傳出了多個不同版本，甚至有陰謀論者懷疑林德伯格生下了畸形兒，于是雇傭别人綁走了自己的孩子，想要除掉孩子。
一時間，各種謠言、猜測、陰謀論層出不窮，雖然也有很多資訊線索提供給了警察，但大多都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臆測，耗費了警方大量的精力去查驗。
3月4日，林德伯格收到了綁匪的第2封來信，指責林德伯格把事情鬧得沸沸揚揚，要求将贖金提高到7萬美元，督促他們盡快籌錢。
這封信是從紐約布魯克林寄出的，經過鑒定，兩封信的雙圓圈記号完全相同，筆記出自同一人，都有一些類似于德語的詞彙。
林德伯格猜測此事與黑手黨有關，他希望找一個中間人為他牽線搭橋，并答應出資1萬元向社會征集任何可以讓孩子安全傳回的有效線索。
此時，與紐澤西洲僅隔了一條河的紐約布朗克斯區，有一個叫約翰·康登的中學退休老師在報紙上得知了林德伯格孩子被綁架的消息，當時康登已經72歲，頭發花白，義憤填膺，他覺得綁匪很可恨，決定幫助林德伯格當中間人。
康登
康登給布朗克斯家庭新聞報寫了一封信，刊登一則廣告，表示自己願意充當林德伯格家的中間人，還願意自掏腰包1000美元作為綁匪的額外酬金，并介紹了他的身份和人生經曆。
很快，康登收到了一封來信，信中寫到“親愛的先生，如果你願意充當林德伯格的中間人，請嚴格按照我們的話去做，将這封信中附帶的另一封信親手交給林德伯格先生，不要驚動其他人，也不要通知警方，你拿到錢後就在紐約美國人報紙上刊登如下幾個字：錢已備齊，之後我們會給你進一步的訓示，請不要害怕，我們不會要你的1000美元，你自己留着吧，你要做的就是每晚18:00~24:00待在家中，我們會在這個時間段聯系你”。
康登看到信後喜出望外，他迅速通過美國電話黃頁位址查到了林德伯格家的電話并打了過去，可接起電話的并不是林德伯格，而是他的私人秘書，秘書此前已經接到了太多的線索電話，有些厭煩了，當他得知康登有一封綁匪要求轉交的信件時，他說“打開另一封信，大聲的讀出來吧”。
于是康登拆開了信件，信中寫到“親愛的先生，康登先生是我們派出的中間人，你可以将那7萬美元交給他，放在下圖所畫的這樣一個木盒子裡，我們收到錢後會告訴你到哪裡去找孩子，你可以開着飛機去那裡，那地距離你家150英裡”。
康登讀完之後，秘書問道“就這些嗎？”康登回複“就這些”，随後他形容了信封右下角的兩個圓圈和三個孔的圖案。
康登的描述讓秘書大吃一驚，因為綁匪信件的這個獨有印記從未向社會公開，警方一直封鎖這則消息，沒有幾個人知道綁匪的特定标記，于是他們立刻将康登接到了林德伯格家中。
警方仔細檢查了這封信，發現上面的印記與此前兩份完全相同，于是林德伯格将從未見過面的康登當作了他的全權委托人。
第2天，按照綁匪信中的訓示，康登在紐約美國人報上刊登“錢已備齊”，署名傑西夫，因為康德的名字縮寫正是傑夫西，這樣署名友善綁匪了解。
随後，康登找了一個木匠開始做綁匪要求的木箱子樣式，然後就在家等綁匪的電話。
當天晚上，康登果真接到了綁匪的電話，康登聽到電話那頭有兩個人，一個人還用意大利語說了一句：閉嘴。
當時，警方希望在康登家安裝竊聽電話，可是遭到了康登的拒絕，而林德伯格對此表示支援，他希望将警方排除在交易過程之中。
第2天晚上，一位計程車司機來到了康登家，說“有一個男人委托我送一封信”，康登接過信，信中寫到“在45分鐘之内到達這個地點：***。”
由于當時木箱子沒準備好，錢也沒準備好，是以康登沒有帶着錢去。他很快到達指定地點，在這個地點，他又發現了另一封信，裡面寫着另一個位址，到達這個位址之後，發現又有一封信和一個位址，經過三次輾轉之後，康登來到了一處公墓，在這裡康登沒有找到信件，于是他開始等待。
不久，在公墓不遠處有一個人向他招手，此人戴着褐色的氈帽，穿着褐色的外套。康登走了過去，那男人問到“錢帶了嗎？”康登說“沒帶，在沒有看到孩子前，我一分錢都不會帶來”。
此時，公墓附近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腳步，男人罵道“你帶了警察”，然後快速的逃離了現場，康登不願就此放棄，一直追了800多米，在一個湖邊追上了男子，對男子說道，“我根本就沒有通知警察，那個腳步很可能是公墓的保安”。
借着昏暗的燈光，康登看到了男子的長相，大約35歲左右，1米7左右，男子告訴康登“我隻是一名中間人，叫約翰”，随後他說“天哪，我可能會被燒死”。
康登當時很不了解，他問“為什麼？”約翰說“如果孩子死了怎麼辦？如果他死了，我們難道不會被燒死嗎？”。
康登心裡立刻慌了起來，他并不想看到孩子被撕票的結果，于是說“如果孩子有危險，你們這幫人一分錢也拿不到，還會集體下地獄”。
約翰聽到這句話立馬改口稱“孩子還活着，很安全，在一條船上有兩個婦女正精心地照料着他”。
随後約翰還說了更多的細節，他說“綁架團夥一共有4個人，帶頭的是一名政府的進階官員，綁架籌劃了一年多，特地等到寶寶長到合适大的時候才動的手。”
兩人在湖邊竟不知不覺間竟然談了兩個小時之久。到了晚上22:45約翰才離開，離開前他對康登說“你們需要盡快籌錢，為了确認孩子的安全，我會給你們寄了孩子的睡衣”。康登後來将這些話向警方進行了轉述。
3月25日，康登果然收到了孩子灰色2号尺碼的羊毛睡衣，經過林德伯格和安妮确認，這件睡衣正是小查理當晚穿的那件，睡衣裡面還有一張紙條，寫到“親愛的先生，這次我們與中間人見面沒有拿到錢，之後再也不會進行這樣的會面了，這太危險了，你們似乎一直在懷疑我們是否是真的綁匪，是以我們寄來孩子的睡衣，盡管這又讓我們破費了三美元，請告訴林德伯格太太，不要擔心活着孩子，他還活蹦亂跳呢，你是否願意接受7萬美元呢（不是5萬美元的贖金條件）？我們必須提醒你，這次綁架籌劃了一年之久，警方想要找到我們和孩子，連門都沒有，不要再搜尋了，那樣隻是浪費時間，如果你們接受條件，請在報紙上刊登錢已備齊，我們收到錢後的6個小時之内會通知你去哪裡找孩子”。
看到這封信後，警方覺得這封信太過于啰嗦，既沒有恐吓威脅，又沒有時間期限，似乎用商量的口氣在請求，搞不清楚綁匪的真實意圖。
此時，林德伯格已經不想去猜度綁匪的心思，隻想盡快交完贖金要回兒子，是以他不想讓警方再次插手，可是警方為了抓捕綁匪，向林德伯格提議在贖金上做标記，這個提議遭到了林德伯格的拒絕。
林德伯格準備好錢後在報紙上刊登了“錢已備妥”，此後一直等到4月1日，林德伯格才收到綁匪的第4封信，信中将交換時間定在4月2日。
當時美國國稅局局長親自做林德伯格的工作，要求林德伯格将現金換成金圓券，金圓券是上世紀美國金本位制時與美元價值等同的黃金債券，美國财政部已經決定在一年之後放棄金本位制，将發行的金圓券統一回收，逐漸淘汰，這個消息社會上并不知道，是以對于未來追查贖金有利無害，于是林德伯格同意了這個要求。
7萬美元贖金都是不連号的，每一張号碼都被警方做了特别标記。
4月2日晚上19:45，一位計程車司機按響了康登的門鈴，與上次一樣，康登經過了三次輾轉又來到一處公墓，下車後，康登依然沒有見到人，突然，在一個木堆旁有人喊了他一聲：“嘿，康登”。
康登走上前看到了約翰，兩人又進行了一番讨價還價，康登告訴約翰“錢就在那輛車裡，那裡還坐着一個絕望的父親”，康登想要先付一部分定金，然後再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可是約翰卻拒絕了這個提議。
最終，約翰同意贖金從7萬美元減少到了5萬美元，但約翰不會直接立刻交人，而是給他一張紙條，上面會寫上孩子的位置。當5萬美元交給約翰後，康登拿到了那張紙條，約翰叮囑他“請在6個小時候再打開紙條”随後約翰就消失在了公墓。
康登回到車上，林德伯格立刻打開了紙條，上面寫着“孩子在一艘8米多長的明魅麗号船上，你會在馬博的海灘和靠近伊莎白的蓋伊角之間找到它，船上還有另外兩個人，他們是無辜的”。
林德伯格知道地點之後立刻傳回家中，開上自己的那特洛克西德維加号飛機直奔紙條上的地點，可是他找了一遍又一遍，從未見到有任何的船舶，警方随後也在那個地方展開搜尋，依然無功而返。
此時，林德伯格和安妮幾近崩潰，媒體也挖到了林德伯格與綁匪交易失敗的資訊，在報紙上進行了大肆渲染，覺得小查理生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指責林德伯格就是兇手的陰謀論再次盛行。
5月20日，當林德伯格繼續通過種種管道不斷尋找小查理下落時，一名卡車司機拉着一車木材路過林德伯格農場，在一條名為普林斯頓公路的小樹林邊上廁所，當時他在水窪中看到了一個若隐若現的孩子身體，上面蓋着樹葉，他立刻報了警。
警方趕到後，經過化驗确定這就是他們苦苦找尋了失蹤兩個半月的小查理，他發現的地點僅僅距離林德伯格農莊6.4公裡。
經過法醫的進一步檢查，證明孩子的死亡時間是他被綁走的當晚，在他的顱骨上有大面積碎裂，腦中有一個高度腐壞的血凝塊兒，警方由此推斷綁匪在爬窗戶時，木梯的扶手突然斷了，撞到了孩子的頭部，孩子直接從2樓摔到了1樓的混凝土牆上，當場斃命。
此時林德伯格還在一艘船上與走私團夥接洽，希望獲得小查理的線索，當這個絕望的男人回到家中時，他得知了這個傷心欲絕的消息，他拖着疲憊的身體到幾公裡外的停屍間處理了兒子的後事。
最終，林德伯格夫婦沒有土葬小查理，因為他們不想讓小查理再被媒體拍到，于是忍痛火化了小查理，林德伯格駕駛着飛機将小查理的骨灰撒到了雲海裡，希望這個小家夥的靈魂能夠得以安息。
此事驚動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胡佛下令各聯邦執法機構由FBI統一上司，全力偵破此案，上天入地也要把兇手給找出來，警方不得不再次對林德伯格家的從業人員重新開始調查。
此時，他們又發現了一個可疑的保姆。這名保姆是28歲的維奧利特·夏普，夏普當時正在與家中的管家班克斯談戀愛，兩人感情很穩定，已經訂婚。案發時，安妮打算讓保姆貝蒂去照顧孩子的電話正是夏普接的。
夏普
按理說，當時夏普正在城裡，她并沒有時間去作案，可是當警察詢問夏普時，她的反應遠遠超出警察的預期，讓警察不得不注意她。
夏普說“我晚上8點在大街上遇到一個男人，和他看了一場電影，同行的還有另一對情侶，之後這個男人送我回了家”。
可是當警察問夏普“這個男人叫什麼？”夏普說“不知道”。
“另一對情侶是誰？”夏普說“不清楚”。
“那看了哪場電影總知道吧”，夏普說“想不起來了”。
“電影故事是關于哪方面的？”，夏普說“沒有印象”。
“電影院在哪裡你總知道吧？”，夏普說“不知道”。
基本上夏普屬于失憶狀态了，在這種情況下，警察不注意她都不行，于是警察搜查了夏普的房間，不過在她房間裡隻找到一張存折，裡面有1600美元的存款，在當時這是一筆“巨款”，似乎與夏普身份不符，但林德伯格家給她們的工資不低，夏普工作時間不短，省吃儉用也是可以攢下的。
警察很快又對夏普進行了第2次審訊，奇怪的是夏普對之前的說法改變了說辭，她說“我并沒有去過什麼電影院，而是跟着那個男人來到了一個地下酒吧，那個男人名叫厄尼斯特”，當時夏普已經與男友班克斯訂婚，感情很穩定，她為什麼要跟着一個不認識的男人到地下酒吧喝酒呢？這再次引起警察的懷疑。
第2次問詢之後，夏普就因為過度緊張得了急性扁桃體炎，必須住院接受手術，在此期間，警方找到了一名來自紐約的厄尼斯特·林克特，并把林克特的照片給夏普看，夏普承認這就是當天與她約會的男子。
随着夏普病情越來越嚴重，她變得歇斯底裡起來，不斷地辱罵警察和其他仆人，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并在第2天早上将含有氯化氫的銀器擦拭劑吞入了口中，當場死亡。
警方立即找到了夏普指認的厄尼斯特，可是厄尼斯特卻說“我根本不認識什麼夏普，我的妻子可以為我提供不在場證明。”正在此時，另一位厄尼斯特出現了，他叫厄尼斯特·米勒，他說“我才是當時和夏普一起喝酒的人”，他還提供了當時另一對情侶的名字和聯系方式，後來情侶證明了此事，警方沒有發現米勒有任何的疑點，于是米勒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很多人無法了解為何有錢的夏普要選擇自殺，她完全可以重新開始一段新的生活。夏普究竟是否參與了綁架案也成為永遠無法被破解的謎團。
由于林德伯格孩子綁架案遲遲未能告破，1932年7月，美國國會為林德伯格案特别出台了一個條款，也就是綁架案發生一周後，如果還未偵破的，推定綁匪已經越過了州邊界，這時聯邦調查局可以有管轄權。這其實是保護受害者，也是讓FBI介入到案件之中，為無法偵破的案件提供幫助。
1933年4月5日，美國釋出公告：所有金圓券截止到5月1日前都要被收回，否則廢棄。由于警方此前曾經要求紐約與紐澤西州的各大加油站在使用金圓券時記錄下付款人加油的車牌号碼，他們意外發現一張金圓券正是傳遞贖金的金圓券，而金圓券上記下了一輛紐約的車牌号。
當警方詢問加油站的從業人員時，他們說“這位車主隻加了98美分的汽油，而且支付了10美元，是以我們印象很深刻”。
很快，警察抓獲了這名車主，他叫布魯諾·理查德·霍普特曼，今年35歲，出生于德國，家住在紐約布蘭克斯，距離公墓和康登家都不遠。
霍普特曼
1934年9月19日，警察正式逮捕了霍普特曼，在霍普特曼的家中，他們在17本日記本中找到了一個和案發時目前很相近的木梯設計圖案，而霍普特曼的筆迹也與勒索信上的十分相似，于是警方認定霍普特曼就是綁匪之一，他們不斷地對其進行審問，試圖攻破他的心理防線，可霍普特曼始終堅稱自己不是綁匪。
随後警察又在他的車庫房梁的木闆上找到了11,930美元的金圓券，這些全部都是林德伯格孩子綁架案中的贖金。
直到此時，霍普特曼才聲稱這些錢都是一個叫費什的德國老鄉去年12月給他的，當時老鄉得了肺結核準備回鄉養病，臨走時他把所有的錢财包括皮箱和鞋盒給了霍普特曼，當霍普特曼打開鞋盒時，才發現了這些金錢，他并不知道這些金錢的來源，隻是把自己這些錢放到了自己家中。
當警方查找費什時，發現費什1934年已經因為肺結核死亡，也就是說霍普特曼說的話“死無對證”。
警方随後找到給康登家送過信的計程車，司機指認霍普特曼就是當時的約翰，而康登卻因為時間“太久”，腦子記不住而無法确認此人是否就是當時跟自己交談的約翰。
1935年1月2日，紐澤西州法院公開審理了霍普特曼綁架案。法庭上，有8名鑒定筆迹鑒證專家都聲稱林德伯格收到的勒索信正是出自霍普特曼之手，其中的筆記、措辭和錯誤拼法都和他筆記中的用法相似，而木梯上最後一根扶手的木頭正是當時霍普特曼家閣樓上缺失的一塊，在霍普特曼家中找遍了所有的鑿子型号，唯獨缺少的型号正是一把3/4英寸的鑿子，是以有理由相信案發時的鑿子屬于霍普特曼。
霍普特曼在1932年之前一直是一名木匠，可在林德伯格案發生後，他突然辭掉了木工工作，這個事情極不尋常，而且在此之後霍普特曼就沒有再工作。
不過對于這些指控，霍普特曼從不承認自己是綁匪。在那個梯子上，發現了300多個指紋，可其中沒有一個屬于霍普特曼，而霍普特曼妻子聲稱自己家車庫中其實是有兩把3/4英寸規格的鑿子，可是這些工具都被警察封存後帶回了警察廳，之後就神奇地消失了。
霍普特曼還堅稱自己在1932年3月在明傑迪克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工作，案發當天他一直工作到了下午5點，可是明傑迪克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管理人員接到傳票後卻并未出庭，警察隻能根據工作記錄副本中的記錄，查到霍普特曼曾在3月16日工作，是以否認了3月4日他的不在場證明。
1935年2月13日，經過了29次開庭，162位證人出庭，381份口供出示，陪審團判定霍普特曼犯有一級謀殺罪，無法進行寬大處理。很多人都建議霍伯特曼認罪，以此獲得減刑機會，但都被霍普特曼拒絕了，他聲稱自己是清白的，在此期間他不斷的上訴。
霍普特曼的妻子在上世紀60年代去世，一生都在為霍普特曼争取重判的機會，而霍普特曼最終坐上了電椅，被處以死刑，在死之前，霍普特曼大聲喊道“我是冤枉的”。
窮此餘生，霍普特曼都在否認自己曾經參與過林德伯格綁架案，随着他的死亡，林德伯格案件也落下了帷幕，至于霍普特曼究竟是不是兇手，已經無法再查明。
很多人認為林德伯格孩子綁架案不可能是一人所為，應該有一個團夥，霍普特曼很可能是綁匪之一，他們有着詳細的計劃，比如在路上脫下查理的睡衣，以便日後寄給他父母；提前設計好勒索信中三個洞的簽名；綁架後将查理放到一艘船上，由兩名婦女看守，直到傳遞贖金之後再歸還孩子等等。
在霍普特曼家中，隻搜到了贖金的1/3金額，還有近3萬元不知所蹤，這些錢之後就再也沒有一張流通到市面上，徹底消失，而它的持有者究竟是誰，成為了永遠的謎。
林德伯格在失去了自己第1個兒子之後，又和妻子安妮生育了5個孩子。後來他在1958年到1967年又與三名德國女人存在婚外情，至少生下了7名私生子女，直到 2003年其中一名子女與林德伯格做了親子鑒定，才将這位飛行英雄的過往曆史揭露了出來，此時距離林德伯格去世已經将近30年。林德伯格對感情的放任是否與小查理的離開有關系呢？我們不得而知。
大家覺得霍普特曼是否參與了此案呢？除了他之外，真的還有其他的綁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