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搜尋引擎上搜尋“我想自殺”“不想活了怎麼辦”“自殺的方法”等關鍵詞，網頁會置頂彈出全國24小時心理援助熱線。
每天，這條熱線背後的從業人員都會接收無數條求助資訊。求助者或者因為家庭、學業、工作等産生焦慮，或者因為病痛、金錢、感情等飽受折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精神上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打擊，而熱線接聽人員的唯一目的就是“幫助他們活下來”。
近幾年，精神疾病在全球疾病負擔中所占份額越來越重，在每年的世界精神衛生日，有關抑郁症的話題也總是不斷沖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熱搜榜。
而在抑郁症患者飽受折磨的同時，患者的家人、朋友也同樣備受煎熬。
看不見的病
直到女兒去看心理醫生之前，楊珍一直想不明白，一個不缺吃穿、家庭美滿的孩子怎麼會在一夜之間患上抑郁症。
2019年，楊珍的女兒陳瑩瑩從北京辭職後回到老家，在大學城附近的考研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租了一間空房，準備二戰考研。
楊珍得到消息後，沒有說行，也沒有說不行，隻是告訴女兒，既然決定要做，就堅持到最後——這是她印象裡，唯一一次對女兒裸辭考研發表看法。
整個備考過程持續了兩百多天，一開始，楊珍怕女兒壓力大，有時候會做好飯菜送到考研較高價的電梯大廈。
但陳瑩瑩覺得楊珍的到來既耽誤了自己學習，又浪費了她的退休時間，勸她待在家裡或去找點事幹。
楊珍總想幫點忙，于是趁陳瑩瑩不在的時候，找房東要了鑰匙，去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為女兒打掃衛生。被發現後，兩人大吵一架。之後楊珍就很少去考研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隻能通過打電話的形式傳達自己的關心。
這種“線上交流”串起了整個備考期。等女兒考研結束，終于回家，楊珍開心地做了一桌子菜。然而，吃飯的時候女兒告訴楊珍：“我得了抑郁症，明天去看醫生。”
楊珍不相信，一個有吃有喝的人怎麼會突然得了抑郁症？她覺得女兒隻是考研太累，需要休息幾天而已，但陳瑩瑩卻堅持自己精神出了問題。
楊珍沒有辦法，隻得跟女兒一塊去醫院做檢查。在診斷室，楊珍聽醫生詢問女兒近三個月的精神狀态，才知道女兒已經持續性失眠半年之久，有時候還有自殘行為，比如啃咬自己的胳膊、拿刀割手腕。
檢查結果出來，女兒得了“中度抑郁症”，吃藥治療已成為必然選擇——這是楊珍第一次直面抑郁症。此前，她一直認為人隻要不是患上感冒、發燒一類的生理病痛，就不算生病。
這也是目前很多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屬面臨的一種誤區。在抑郁症患者的線上交流社群裡，一個患病長達10年的患者發帖稱，患病10年來，他一直沒有得到重視，身邊很多人隻是覺得他“精神不太正常”。
在中國傳統觀念裡，隻要機體沒有出現大問題，精神上的任何問題都有些似是而非。
診斷結束，醫生叮囑楊珍多帶女兒出去轉轉，引導她動起來，而不要一直向她傳輸負面情緒。
楊珍不解，醫生便列舉了很多生活中的具體例子：不要一邊替女兒收拾屋子，一邊埋怨她懶；不要因為她起床晚，就罵她；不要把自己解決不了、消化不掉的情緒甩給女兒；等等。
楊珍忽然明白，為什麼女兒不願意讓自己去考研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找她，也不願意接聽自己的電話。
和患病一樣，治療的過程也總是悄無聲息，無數藥片順着食管進入胃部，在體内溶解，但吃藥的人和旁觀者都很難感覺效果，它不像感冒藥，吃了就可以不發熱。
楊珍小心地執行醫生的叮囑，帶陳瑩瑩去公園、遊樂園、商場、景區……雖然女兒很順從，讓去哪兒就去哪兒，但楊珍還是覺得女兒“沒好轉，一點變化都沒有”。
在抑郁症等精神類疾病的治療中，信心是最容易被消磨的東西，這也意味着一旦陪伴者逐漸習慣患者吃藥等日常，那在患者身上付出的精力也會越來越少。
站在女兒面前，楊珍從未體會過如此徹底的潰敗感，在過去幾十年裡她無論做什麼事，幾乎都會得到一個回應，但在抑郁症面前，她的安慰和努力好像都成了泡影。
看不見的治療讓楊珍難受，看得見的異樣目光同樣讓她倍受煎熬。楊珍的家在一個十分封閉落後的村子裡，村東頭打個噴嚏，村西頭都能聽見。女兒生病後，楊珍就變得不愛往人群裡湊，因為總有人問她女兒怎麼回來了，看着怎麼沒有以前活潑了……她不想聽别人議論，也不想陳瑩瑩被人冠以“上學上傻了”的帽子。
2020年2月下旬，春節剛過，考研成績放榜，陳瑩瑩的分數和她心儀學校的錄取線差了十幾分，但過了考研線，可以走調劑。考慮到女兒的精神狀态，楊珍主動詢問她要不要放棄調劑。
陳瑩瑩決定回去上班。不久後，她拉着行李箱再次奔赴北京。
無法共情的悲傷
對抑郁症患者而言，一天什麼都不做還是會覺得累，即使沒有什麼事發生還是會不開心，而要向别人解釋自己為什麼難過則顯得尤為困難，因為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感到麻木、空乏。
非營利機構“人生學校”（The School of Life）釋出的科普視訊《你為什麼會抑郁》對這種無法言說的麻木進行了描述：患者之是以抑郁，一定存在某些令人痛苦，但一旦看清又無法接受的原因，比如一段未被了解的婚姻、一場愛缺席的早年親子關系等。
而患者刻意忽視這些因素，是因為比起承擔後果，患者更願意把憤怒、悲傷排斥到意識之外，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進而防止自己憎惡那些重要的人。也正是這種刻意的忽視，讓陪伴者更加難以了解患者。
重返北京後，陳瑩瑩越發不想接聽楊珍的電話，因為害怕自己會和母親吵起來。
但在和朋友共處一室的情況下，她又不願意表現自己沒有緣由的脆弱，因為“敏感”“矯情”等标簽化的詞語往往随着抑郁症的确認而被強加于患者。
是以，即使被朋友發現自己整晚失眠，陳瑩瑩也不願意過多透露患病的細節。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很少有人能了解抑郁症患者的脆弱。”
陳瑩瑩的朋友表示，在得知陳瑩瑩患病之前，她一直覺得陳瑩瑩整個人變得格外敏感，即使微小的天氣變化，也會讓她整天悶悶不樂，“如果知道她生病了，這一切就變得可以了解和接受。但也隻是了解和接受”。
武志紅北京心理咨詢工作室的咨詢師徐小雪将陪伴者與患者之間這種斷層式的陪伴狀态形容為“共守一場無邊際的白夜”，并認為：那些困在抑郁中的人害怕帶有失敗色彩的标簽性形容，不是因為他們本身不夠好、不夠優秀，而是他們“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優秀。
他們陷入了自我否定的怪圈，覺得隻有表現得更好、更特别，或得到别人沒有的東西，才能獲得外界的認可，而這是患者認可自己的基礎。
通過他人的價值判斷來判斷自己的價值，是一種典型的緻郁因素，因為患者會根據外界的判斷改變自己的行為選擇。比如一個内向的人在得到“開朗”“豪爽”等反向形容時，會不自覺地選擇那些需要頻繁同人來往的職業，但患者本人卻很少深入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此類工作，因為一旦告訴别人自己不适合，他們就會有一種“辜負了别人”的罪惡感。
另一方面，傳統的價值審判也使得患者本人羞于開口，說出自己的情感。讓徐小雪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次來訪中，有一位母親因為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到了外婆外公的無盡關懷，而激活了她蟄伏多年的創傷——出生後，她就和奶奶一起生活，直到10歲才回到爸媽身邊。
“為什麼我要被抛棄？”“如果此時提起被抛棄的事，是不是會被認為格外矯情？”年近四十，這位母親忽然怎麼都想不通這些問題了。看到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格外疼愛時，她又覺得恍若隔世：能和他們說什麼呢，别矯情了，時隔這麼多年，他們不會了解的。
通過他人的價值判斷來判斷自己的價值，是一種典型的緻郁因素。（圖/ 視覺中國）
開口大笑的人也可能有抑郁症
今年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衛生日主題為“青春之心靈，青春之少年”，将關注重點放在青少年群體上。
從事心理咨詢8年，徐小雪對抑郁症群體特征變化的一個直覺感受是——患病人群越來越低齡化，且社會功能完全的人逐漸多起來。
傳統觀念裡，典型的抑郁症是萎靡不振的，給人一種撤出社會生活、疏離麻木的氣息。但在人際往來十分密集的現代社會，像陳瑩瑩一樣看着陽光實則抑郁的青少年正逐漸被埋沒在各種喧嚣裡，他們看上去社會功能健全，甚至會表現得格外宜人乖巧、開朗樂觀。
徐小雪認為，這些陽光型抑郁症患者在不斷向他人釋放“我很好”的同時，也在向他們自己暗示“沒事的，我沒事，一切都很好”。
在内心深處，他們持有一種彌散、全然的希望被喜歡和接納的渴望。一旦他們覺得自己有所偏差，就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立足于世。
一名在重組家庭中患上抑郁症的咨詢者表示：“在重組家庭裡，這種因為想獲得對方肯定而緻郁的例子尤為常見。因為雙方急于通過獲得彼此的接受來證明自己生活在一個正常的家庭裡，但正是這種刻意才讓人覺得這個家庭不正常。”
咨詢中，該患者多次表示，和自己一樣的抑郁症患者隻是想被正常對待，哪怕确診為抑郁症，他們也不是玻璃娃娃，正常情商範圍内的交流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通過和其他類型抑郁症青少年患者父母的溝通，多少可以窺見患者家庭中家長及子女竭力表現出正常狀态的緣由。
子女被确診為抑郁症後，絕大多數父母都會極度痛苦、反思、自責，子女的抑郁症成了對他們人生的懲罰，讓他們發現自己教育的不足。他們說：“不知道當時那麼做會對孩子影響那麼大。
”“當時肯定是想着為孩子好。”“要是早知道這樣肯定不會那麼做。”
而當他們的孩子獨自前來咨詢，卻往往對父母的自責表現麻木，認為這隻是一種場面話。
心理類書籍《為何家會傷人》點出了這一令人遺憾的事實背後的真相：對于一個人來說，他最可能得到的全然接納來自父母，但最先讓他覺得自己糟糕的也是父母，這是一種原始的失落和喪失。
當父母不斷降低标準，關心孩子的性格和情緒時，他們經常面臨的困境在于：“我隻要求他性格開朗，難道我還做得不夠好？”而孩子想的卻可能是：“我的父母都對我沒什麼要求了，我為什麼還不能令人滿意，我為什麼還達不到他們的期待？”
這種看似并不強烈的對沖，将父母的期待填滿了孩子焦灼的胸膛。
基于此，徐小雪在和抑郁症青少年的父母做指導性對談時也會反複提到，父母在協助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最該充當的也許是腳手架的角色，而非方向盤。父母應該明确自己的任務僅僅是協助孩子直面世界的殘酷，收獲世界的饋贈。
一個人能夠耐受各種痛苦、行深緻遠的根本動力在于，當他看到别人很好的同時，也覺得自己很好。
而這種心智力量的培養，需要父母把焦慮控制在自己這裡，跳出“好壞”“成敗”“對錯”之外，看見孩子本真的樣子，信任“他是可以的”。
那無論孩子未來面對任何痛苦，他終能體會“我覺得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