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文化背景與曆史脈絡不同，各自生成的對愛情的認知也泾渭分明，我們所悲慨的，可能是西方愛情中的細枝末節，而我們所不屑的，恰是西方青年男女愛恨情仇的痛點。若要弄清其中的異同，就需要文學文本作為參照，從文學形象中探究中西方對愛情，甚至殉情的态度。
那麼，我們需要找到兩部主題和情節都非常相似愛情文學經典，進行精細地剖析，于是，《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羅密歐與朱麗葉》這一中一西的愛情故事便浮現于我們的眼前。
莎翁的代表作《羅密歐與朱麗葉》與中國戲劇《梁山伯與祝英台》以愛情抗争為主題，描繪了男女主人公凄美的愛情故事，宛如互相輝映的兩顆明星，閃耀在戲劇舞台上。
我認為，此二者的母體大緻相同，與“愛情”“殉情”有關。不過，盡管兩部文學經典有很多共同之處，但由于出自不同國籍的大師之手，培育其文化的土壤也完全不同，處理手法上有很大差異。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兩部作品中個體性格的不同，造成男女主人公對“愛情”認知的迥異</h1>
同樣是對愛情矢志不渝， 莎翁筆下的羅密歐、朱麗葉與梁祝的性格有很大的差異。羅朱二人直率大方，天真爛漫，富有青春氣息，敢想敢為。
明知道對方的家族與自己是世仇， 仍然勇敢表達愛意，相愛後更是毫不畏懼。 為了看到自己心愛的人，羅密歐毅然跳進朱麗葉家的花園裡。為了和自己心愛的人永不分開，他甯願舍棄自己的家族姓氏。最終，他面無懼色地接受了死亡。
同樣，作為一個獨立的女性，朱麗葉堅定不移地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盡管她一開始也願意聽從禮法的教誨，但當她發現禮法與自己的愛情不可調和時，她堅決選擇與禮法告别。對個人的肯定，對自身感受的重視使禮法顯得微不足道。 盡管她也能隐約感受到這場愛情可能埋下了禍根，但她依然選擇了昂首向前。
真摯而熱烈的愛情也令她放下了貴族小姐的矜持，急切地向心上人訴說自己對婚禮的向往，無論天涯海角，她都要完全地将命運托付給羅密歐。這種發自内心深處的顯露，沒有一點遷就，把自己的個性特征充分地展示出來。
與之相比，梁祝二人同樣渴望着屬于自己的愛情，但他們不敢顯露，隻能将其埋藏起來，表現出屈從于社會倫理的無奈。
梁山伯恪守古訓，熟知聖賢之道，但缺乏一種聰明有趣的氣質，這也使他在人際關系中喪失了本該有的判斷力。 梁與祝三年同窗，梁居然不知曉祝的真實性别，足見其迂腐之氣。
此外， 在梁身上看不到一般青年具備的朝氣和活力，當他對祝英台的事恍然大悟時，祝已經被許給 了馬氏。 面對這樣的現實，梁也不是如羅密歐一樣 奮勇抗争，隻是邊歎息邊無奈地接受這樣的安排， 對于外來的阻撓除了怨天尤人，就是悔恨當初，最終卧病不起。
相比之下， 祝英台多了一分活潑伶俐，這從她女扮男裝可以看出，使她在封建女性當 中有一些鮮活的個性。 然而這種個性隻是短暫地存在，在封建綱常倫理面前顯得微不足道。
當她踏上求學路，也隻能摘一朵榴花，對天禱告，祈求得 到上天的垂青，把個人的成敗交由上天來決定，實際上仍然表現出在封建道德面前的退避。在和梁同窗共讀時，雖然對對方産生了愛慕之情，祝也不 敢主動向梁吐露，因而她的愛情掙紮在理想和殘酷倫理間，長期處于一種壓抑的狀态。為了避開世間的非議，她把自己深深地掩埋起來，自然本性得不到展現。在社會道德控制下，生命自覺顯得非常卑微。
以上可看出，羅朱和梁祝在性格上存在很大的差别，羅朱深刻地表現出文藝複興時期人性的光輝， 梁祝卻是一種被封建倫理壓得喘不過氣的屬性。
<h1 class="pgc-h-arrow-right">二、兩部悲劇作品在崇高感上不同層次上的差別</h1>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一書中曾說，悲劇不僅僅會帶給人憐憫及恐懼，更會使人體會到生命力感及崇高感。這兩種情感來源于既清楚地知道現實的殘酷性，理想和現實的沖突是難以調和的，又義無反顧地去追尋自己的幸福，在挫折中奮勇反抗。
細讀兩部作品會發現，兩部愛情悲劇都有崇高感，但在層次上和意味上差距較大。
羅密歐和朱麗葉一見傾心，在進一步了解中發現雙方家族為世仇，卻依舊不退避，勇于向命運抗争。對于結婚的事，他們沒有猶豫，私下确立了終身大事。
其後羅密歐是以遭到放逐，凱普萊特又逼迫 朱麗葉嫁給帕裡斯。一貫表現出言聽計從的朱麗葉此時選擇了聽從自己的心聲，她顧不上考慮家族尊 嚴，對父親拟定的婚事斷然拒絕。凱普萊特是以火 冒三丈，威脅她如果不按自己要求做就不再認她做女兒。面對這些，朱麗葉毫不退讓，毅然決定出走并 找到神父尋求解決之道。
這位看似弱不禁風的女子為了獲得自己的幸福毫不猶豫地喝下了麻醉藥，躺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墓穴裡。當這一切都安排妥當， 命運卻給這對戀人開了個無情的玩笑：羅以為朱已為自己而死，毅然結束了生命。當朱發現後，她立刻 選擇了以死殉情。
一見鐘情卻為世仇，用計假死卻遭到命運的戲弄，然而這對戀人自始至終都沒有向世俗和命運低頭，他們勇敢無畏、堅毅果敢，積極地運用自己的智慧，向阻礙他們愛情的家族及命運勇敢鬥争，應該說盡管在肉體上已經香消玉殒，但在對愛情的守護上卻沒有留下任何遺憾。
是以，他們旺盛的生命力不會因失敗和死亡而消逝，一種壯麗絢爛的美麗突顯出人格的崇高和偉大。
和他們相比，梁祝同樣是以死殉情，但其選擇是一種被動的無奈。對封建禮教的阻隔，梁祝二人隻是唉聲歎氣，完全接受命運的安排。
對他們而言，禮法、古訓、倫理是不可逾越的大山，愛情隻能屈從于其淫威之下。 盡管梁祝的死表明了自己 的真實想法，但生前卻總是把命運交給他人。在阻撓面前選擇隐忍逃避，不能顯現出偉大的生命力， 也使愛情悲劇中的人物缺少了崇高感。
然而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 梁祝的選擇也是出于對完美道德的追求，希望能兼顧愛情與道德禮教，這種崇高感也有自己獨特的魅力。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三、兩種悲劇分别來源于希臘文化與儒家文化的内部作用</h1>
羅密歐與朱麗葉成長的文化環境可追溯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個人主義是希臘文化的一個重要屬性。
國學大師錢穆就曾指出，西方文化中的一個重要要素即為個人主義。
在西方哲學史上，普羅塔哥、伊壁鸠魯等人就極力宣揚個人主義，把個人看作是一切事情的中心，這也為後來的文藝複興人文主義的興起做了鋪墊。人文主義強調人性的徹底解放，人格尊嚴、個人地位的神聖不可侵犯，莎翁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其作品中鮮明的個人主義色彩也就随處可見。
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羅朱二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愛情，把個人的願望及尊嚴看得至高無上，不被其他社會因素所幹擾和阻斷，這種生命自覺就來源于當時的文化背景。
相反，從梁祝所讀經書就能看出，二者所接受的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強調“仁”的重要，克己複禮，把人完全看作社會性的存在，嚴格抑制個人自由表達。
董仲舒、宋明理學在此基礎上更加突出了社會倫理的牢固地位，形成了一套系統的道德範式及基本準則，使個性光彩消磨殆盡。 這些文化因素在梁祝身上均可找到，比如做事循規蹈矩，對倫理古訓一味服從，不敢突破道德的藩籬追尋自己的幸福。
在希臘神話中，神的威力是巨大的，人時常遭遇命運無情的捉弄，但這并不妨礙人為了理想、信念去抗争。即使最終失敗，人的光輝是永不會消滅的。這樣的悲劇意識形成了一種推動力，使希臘人善于表現像普羅米修斯這類的“殉難者”。
在羅朱兩人身上，莎翁糅合了這一文化元素，塑造了一對挑戰厄運、不畏艱險的戀人，激發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其偉大與崇高之感，正是在觀衆内心無比悲痛時湧現出的一種由衷的贊美。
然而，古代中國的命運觀卻有很大差異，“窮通前定，何用苦張羅”，規勸人們遵循社會的安排。梁祝二人不過是當時讀書人的一個縮影，即使想要鬥争，也總是處于一種被動的守勢。但我們也不能是以而否定了梁祝悲劇的崇高感：盡管二人缺乏西方文化裡宣揚的自主意志，但他們追求道德的圓滿也是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兩部作品中的結局也能夠在自身的文化系統中找到根源。
羅朱二人的愛情悲劇受希臘自然觀的影響很深。希臘人認為，人和自然彼此對立，鬥争是唯一的出路。因而他們更為清晰地認識到生存環境的艱險，在沖突中展現頑強不屈的性格，是以一種悲劇的結局才足以顯現出其鬥争的悲壯。
西方評論家認為， 唯有在主人公最終失敗死去時，才能彰顯他們的崇高感。
以莎翁為代表的文藝複興作家繼承了這一衣缽，羅朱的悲劇結局也就在所難免。 從美學角度看，西方美學注重模仿的真實性，強調“客觀的再現”，對于作者主觀的情感隻能巧妙地隐藏在故事中。
是以，這幕戲劇的結局固然讓人難以接受， 但這也的确是沖突自然的結果，沒有加入主觀的幹預。
梁祝的愛情悲劇就有迥然不同的結局。傳統文化強調人神協調、中庸有度，是以不習慣表現強烈的沖突。在悲劇的處理上，他們注意“點到為止”，當死亡不可避免時，也會借用作者的妙筆使結局相對圓滿。
從作品的社會功能來看，我國的儒家文化更為突出教導性，是以在悲劇結尾處總會給人一種希望，一種回報，盡管可能現世不能得到，也會在來世或者虛幻中得以展現。梁祝這對戀人最終化為蝴蝶，比翼齊飛，填補了讀者精神上的缺失。
<h1 class="pgc-h-arrow-right">墨萱小結：</h1>
兩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在性格等方面的差異實質上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具體反映。
對悲劇結局的處理，羅朱強調逼真的還原，歌頌人在面對命運擺布時的堅強不屈，是人的自由意志的集中展現，實際上是希臘文化傳承的結果。
而在梁祝中，倫理道德的限制貫穿其中，二人在追求愛情的同時也在維護着道德圓滿的形象，為此他們不惜以生命為代價，這實質上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