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袁佳琦、Mia
疫情催化下，Livehouse們開啟了短暫轉型，Bluenote内部做起了音樂餐吧，疆進酒的場地做起了攝影棚，鼓樓這片亞文化聚集地也在經曆了Livehouse的陸續出走後變得有些荒蕪。
北京山老胡同14号院裡最近出現了一批白日來客。六年的時間裡，無數個黃昏和黎明串起了這家獨立音樂演出場地的高光時刻。
如今，在牆上安靜聆聽了無數場布魯斯、爵士、另類搖滾以及崔健即興登台的畫像被小心翼翼的摘下；擺放在酒水吧台下成疊的老CD被挑選帶走；在樂手休息室偷聽了不少小道消息的書籍被集中裝箱……白日來客們以認領一件件物什的方式緬懷這個即将于月末消失的場地。
2020年5月21日，又一個象征某種告别儀式的微醺淩晨，在陸續送走前來“緬懷”的朋友們後，細密的小雨再一次光臨了六年時間經過無數次沖刷的DDC燈牌，兩隻壁虎在上面不安分的爬動，“真巧，6年前營業的那天，這裡也爬了一隻壁虎”。主理人69猛的發出感慨。
一年前的2月18日，愚公移山停業再選址的推文引起了業内關注，有樂迷在貼了封條的位于段祺瑞執政府的舊址大門上留下一隻手繪莫西幹頭小豬。一年過去了，獨立音樂文化愛好者們等來的卻不是關于Livehouse恢複營業的情緒提振。
Livehouse文化在北京發展不過20餘年，僅在鼓樓——獨立文化中心便經曆了兩次大型撤退，幾家老牌Livehouse也大多幾經波折，而DDC的暫時撤離又成為其中一個縮影。與澎湃的搖滾樂、充滿力量的金屬樂以及先鋒主義的迷幻電子相對，承載着這些音樂文化的場所也充滿了不确定性。
在疫情的催化下，連接配接着線下娛樂與亞文化圈層的Livehouse／bar們處境從“負重前行”到“命懸一線”。
北京DDC、ARKHAM上海店、和大家心照不宣的DADA、Temple或将閉店消息陸續來襲，一批Livehouse也開啟了短暫轉型，Bluenote内部做起了音樂餐吧，疆進酒的場地開啟了攝影打卡模式，一些Livebar被建議做酒水外賣……鼓樓這片亞文化聚集地也在經曆了Livehouse的陸續出走後變得有些荒蕪。
<h1 class="pgc-h-arrow-right">當鼓樓成為下一個後海，“布魯克林”何去何從？</h1>
鼓樓會成為下一個後海嗎？這是每個“鼓樓er”的疑問。
在一位文藝青年的租房需求單上，明确寫着一行字“求鼓樓地區”。不管在北京令人痛苦的租房條件下如何反複搬家折騰，有一群人始終堅守在二環内、泛鼓樓地區，成為當代嬉皮士：他們被稱為“亞文化青年”，習慣于每個周末去school看演出，去dada蹦迪、temple續場，去modernista、北平機器、大躍、京A喝酒，最大的節日盛典是北影節及各類音樂節，頭發被漂染成五顔六色，打着臍釘、唇釘、鼻環，有紋身，反消費主義，自認貧窮但精神富足，将鼓樓視為第二故鄉。
故宮、景山以北，在這座古都的南北中軸線上，鐘樓和鼓樓無言矗立。劉心武為此寫下了《鐘鼓樓》，何勇唱出了《鐘鼓樓》。鼓樓東大街，舊鼓樓大街，小經場胡同，壽比胡同，北鑼鼓巷，南鑼鼓巷，寶鈔胡同，後鼓樓苑胡同，草廠胡同……泛鼓樓地區遠比名詞意義上的“鼓樓”要廣大得多。
鼓樓早已不再是一處單純的地标性古建築，而更像是一個精神地标，北京的“紐約布魯克林”。這裡聚集着青年藝術家，音樂人，畫家，設計師……而Live house，Live Bar在其中扮演着無比重要的角色。年輕人們在這裡POGO、揮灑荷爾蒙汲取靈感，新樂隊在台上獻出他們的處女秀。
不遠處的後海酒吧區，是“鼓樓”的反義詞：商業化，燈紅酒綠，俗不可耐。就像“南鑼鼓巷”和“北鑼鼓巷”俨然被鄙視鍊劃分成了兩個世界。
但事實上，鼓樓正在慢慢變得不再那麼“鼓樓”。
2017年，MAO Livehouse五棵松店宣布開業，“我從鼓樓走到MAO”正式成為過去式。第一波變化或許是從2018年北京整治“開牆打洞”開始的。
某一天，資深“酒膩子”小劉來到方家胡同，驚覺方吧等多家最愛去的酒吧門口都被一堵灰泥牆封了起來，随後，越來越多的胡同小店開始搬離，或者是直接關停，大衆點評頁面變成灰色。這一年，愚公移山因消防問題而關閉。房租，資質，每個理由都可能是壓垮一家Livehouse的最後一根稻草。
“當我所眷戀的北京的這些文化氣息都已經不再存在，我還有什麼理由留在北京呢？”樂迷小C這樣說道。這或許能夠代表一群人的心聲。北京吸引年輕人的理由是什麼？是網際網路大廠提供的平台嗎？是不同于困于人情鍊條網和安逸生活的小城市，無限多的創業機會嗎？同時，有不少人給出的答案是“文化”：世界一流的劇團，演出，樂隊。隻是，現在這些理由好像全都消失了。
在文藝青年們一片哀歎之際，鼓樓土生土長的“胡同串子”小童給出了不一樣的看法：“老聽見你們文藝青年懷念的鼓樓當年如何如何，現在如何如何，把這兒當成家，就覺得特好笑，這才幾年啊，我們小時候的鼓樓也根本不是現在這樣啊，哪有什麼咖啡館酒吧演出場所啊，我們的記憶又找誰要去？”或許，鼓樓永遠存在，聽衆和演出者、演出場所都隻是來來去去的過客，建築物、地區比一代人要恒久得多。
<h1 class="pgc-h-arrow-right">Livehouse生存報告：場地、租金、報批和永遠存在的不确定性</h1>
作為線下演出業态，演出資質、場地租金、報批成為Livehouse的運作“三大件”。
屹立于北京海澱區藍營旗161号十五年的13Club，在2019年12月就因場地租金問題而舉辦了“終章演出”。創始人給出的數字是：“房租比上一年一下漲了8萬，有點承受不住了。”
最終經過多次與房東溝通，13Club得以在2020年續約經營。而處在内環的其它場所卻沒那麼幸運。
在官宣關店之後，DDC院裡的長長桌子成了69的“會客廳”，每晚前來“緬懷”的朋友們在上面喝出個黎明。
6年前的7月， DDC試營業的第一晚，近200人到場祝賀， 創始人69将1969年Woodstock音樂節所象征的烏托邦青年浪潮符号紋在自己的兩個手腕上，卻在商業上仍保有“理性思維”，想用開源Open Source的理念運作自己的Livehouse場地——以更科學、有效、合理的手段，最大化地利用網際網路手段、管道以及思維方式為日常工作做服務。
2014年剛開始營業的頭半年裡，DDC共舉辦了119場樂隊演出，到了2019年，DDC在365天裡舉辦了350場演出。
2015年前後，北京城市規劃落地實施，鼓樓片區從穩定區變成商業區，租金大幅上漲，而一夜之間駐紮在“商業區”的Livehouse們卻并非商圈既得利益者，租金與大環境問題，極大掣肘着鼓樓片區Livehouse的存活問題，包括愚公移山、DDC在内的Livehouse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鼓樓mao、XP、熱力貓更是就此湮沒成為“前浪”。
一方面是硬性環境因素限制，另一方面，Livehouse文化及市場也正在被更多閱聽人及資本看到。
《2018中國現場音樂産業報告》資料顯示：2017年中國現場音樂演出場次、觀衆、票房漲幅分别達到30%、14%、13%，收入為48.57億元。其中Livehouse增長最快，漲幅51%，并首次票房收入破億，達到1.25億元。
但在硬體遭受桎梏的疫情沖蕩下，票房似乎成為了空談。69在自述中曾表示“正常時候DDC每個月能有幾十萬流水，雖然最後也生不了什麼，至少能維持場地運轉。”
而在疫情、演出資質等曆史遺留問題的催化下，DDC最終選擇撤離山老胡同。
另一方面，以酒水為主要經營模式的Livebar在幾近脫離了演出經營之後，情況也并不不樂觀。
位于交道口南大興胡同73号的蝸牛的家小酒館誕生九年，也是蝸牛的家品牌起源，此後為了反哺這一“起源”，創始人小偉和皇子陸續營運起蝸牛食堂等網紅餐廳，進行多線布局。
5月20日距離蝸牛的家“老店”開業滿10天，不到80平米的店裡幾乎滿座，小偉輾轉在不同的桌上和朋友聊天碰杯。“開業第一天來了四五桌，朋友捧場，今天是人最多的了。”
盡管小偉認為自己的場所與傳統livehouse不同，隻是星星散散的“浪人”聚集地，但對音樂的野心與熱愛也讓這家livebar不斷探索着存活空間。在一年前的2月接受娛樂獨角獸采訪時，小偉眼裡發光，描述即将誕生的北京最大音樂現場場地——蝸牛Live，而種種原因，最終這個關于熱愛的音樂野望未能實作，情懷并不能驅動一切。
<h1 class="pgc-h-arrow-right">沉澱、上線與撤離，獨立音樂人“自救指南”</h1>
自我沉澱、擁抱直播與撤離文化中心是獨立音樂人們疫情的自救指南。音樂人們，尤其是非頭部音樂人們生存狀況同樣堪憂。“很多音樂人就在家呆着啊，就一直等着。”小偉歎息道。
曾在江湖酒吧演出過的青年歌手張斯坤表示疫情催化了音樂人們離開北京的速度，但大家加速發歌，品質也有所提升：
“我身邊有很多很多音樂人朋友都回老家了，陳蘿莉、王兀等等，陸陸續續都走了。因為專職做音樂的朋友，比如王兀，他唯一收入來源是商演和駐唱。但是其實回家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人松弛下來了，才能做出好東西，我聽了一個朋友回雲南寫的歌，比他以前在北京寫的歌好多了。”
她展示了自己翻唱伍佰《夏夜晚風》的一段MV，裡面有在老家拍的草坪，河流，蝴蝶。
“回去之後感覺時間過得好慢。可能過一陣子我也會回去了，畢竟大家都走了，北京就不是那個北京了，還不如讓自己生活得更舒服，我們這個程度的音樂人，在哪都一樣。”
而留下來的文藝工作者幾乎都選擇了做自媒體，尋找其他變現途徑。“看到音樂人轉戰抖音覺得心酸，但這個事情真的也需要專業的人來做，我也希望音樂人們多學習怎麼變現，但往往越懂變現的人音樂做得往往不怎麼好。”
<h1 class="pgc-h-arrow-right">外地Livehouse生存報告：為了10%的“初心”，創造90%的利潤</h1>
音樂夢想與歲月靜好，不可兼得。
如果說關停的上海Arkham、北京DDC面臨着疫情打擊，營業執照，租金等方面的困境，而外地二三線城市Livehouse則相對租金人工壓力較小，面臨着疫情之外的另一重困境：沒有聽衆。
“綿陽這兩年的演出市場是停滞的。”試圖打造Live場地“籣Lan”創始人Alien表示。
被稱為“老吧”的“Low Bar”此前曾是這座南方小城的Live house門面擔當，邀請過瘢痕體質、絲絨公路等搖滾樂隊，也邀請過誕生于綿陽的交響旋律金屬樂隊但丁之舟，但最終無奈關停，據悉“一直在虧錢，一直是老闆鄧SS貼錢在做，因為擾民搬了很多地方，後來又因為場地所限，被迫關門。”他的語氣有點無奈：“綿陽沒有人真正喜歡Live。”
在他看來，綿陽目前都是假的Live，都是打着Live旗号的酒吧。他目前的計劃是“先邀請一些獨立音樂人，做一些比較輕的巡演，然後邀請本地優秀小樂隊來駐唱，自己也會來駐唱，票房不夠隻能用酒水來貼，畢竟生存是第一位的。”
位于沈陽的“一席酒館”創始人Rick經常到全國各地觀摩Live house，他向娛樂獨角獸表示：“酒館裡30%的人是來聊天，30%的人來喝酒，30%的人随便聽聽，隻有剩下10%的人才是來聽音樂的。”而自己最開始是為了那10%的人開店，但那90%的人卻是利潤的主要來源。
一條點贊量5.6萬，播放量百萬以上的抖音視訊讓他的店意外走紅。音樂人在台上彈唱hush的《第三人稱》，加之一段網易雲音樂熱評風格的傷感文案，構成了一個爆款公式，“至少感受了兩個月當紅的好處。”
在一些主理人看來，做Livehouse／bar并不是一門賺錢的生意，也從來不是能夠僅憑情懷驅動的生态，除了硬體設施過硬、不惜血本的邀請優秀的國外樂隊來北京演出，為聽衆提供現場氛圍外，也需要擁抱當代年輕人的互動方式。比如直播、線上營銷推廣。
疫情期間，以摩登天空為首的音樂廠牌也在探尋着獨立音樂人的線上生存方式，作為獨立音樂中必不可少的環節，Livehouse也正在加入這條産業鍊。如通過邀請樂迷來到線下Livehouse觀看直播的形式。
但另一些主理人卻在網際網路催生的新生浪潮中做出了堅定判斷，“某種程度上講，現場文化的盛行是‘逆科技’而行的，它向我們證明了，人類某些情感與能量，依然需要面對面才能被直接傳達，回歸‘人與人’ ”。在被疫情沖擊的2月裡，DDC官博這樣寫道。
無論是文化地标陸續從鼓樓撤退，還是獨立文化在疫情黑天鵝下所面臨的艱難又沖突的處境，疫情隻是催化劑，當行業固有問題被成倍放大的同時，“燒毀所有”也意味着步履輕快的迎接明天。